11月9日晚7点，“天一文化讲坛”直播间的对谈刚开场，徐剑先交代了自己的一桩“软肋”——他怕水。

这话听着有点反常。眼前这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写过“导弹系列”“西藏系列”等几十部作品，拿过首届鲁迅文学奖，二十多次进藏，黄河源、长江源都用脚量过。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怕水？

怕水的缘由，藏在他的童年里。徐剑是云南昆明人，家门口流过一条宝象河，滇池上游的一条小河。五六岁时，他跟着表姐们到河边玩，女孩子们下河游泳，让他坐在岸上看衣服。等她们上了岸，把他扒光了拉下水，他连喝了好几口水，幸亏大表姐一把将他抓上来。回家后，祖母心疼得把大表姐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之后两三天，他都像丢了神，祖母便拉着他到河边“喊魂”——当地叫“喊伴”，要把掉在河里的魂喊回来。

从那以后，他成了一个忌水的人。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怕水的人，花了数年沿着京杭大运河行走，写出了一部《运河谣》。11月9日晚的这场直播，他和“天一文化讲坛”主理人张长征聊了一个多小时，话题从一条两丈宽的小河，一直聊到千年人工运河。一个写作者怎么跟自己的胆怯相处，又怎么去碰一条太重的河，答案其实都在这场对谈里。

▲直播间截图

●从一条小河，走到江河源头

宝象河如今就在徐剑五弟家的房子边上流过，两岸修了堤坝，不过两丈宽，一座桥就过去了。可在他小时候的眼里，河边的大柳树、独木桥，都又险又宽。

河还是那条河，只是看河的人走过了太远的路。

1983年，二十多岁的徐剑到北京，一住四十多年。他先后二十三四次进藏，走到黄河源头的卡日曲、约古宗列，又走到长江源头的各拉丹冬、当曲；流经云南的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三条大江的源头也一一走过。按他的说法，得站到冰川和大雪茫茫之中，那种和山河感应的“通灵感”打通以后，再回头看大运河，才知道这条人工河了不起。

“在地球上，如果有两大工程可以在航天飞机或者飞船上看得到，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千年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是非常让人自豪的。”他在直播间里说。

接下《运河谣》这个选题，起初却不是豪气，而是胆怯。

那次他在下姜村采访，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董事长周俊开车来看他。晚上点了四个小菜，两人各买了一小瓶民宿的米酒，恰逢停电，店家找来蜡烛，就着烛光边吃边聊。徐剑当场提出一套“风月谣大江南”三部曲的设想：《钱塘风》《西湖月》《运河谣》。周俊让他赶紧写策划方案，一看就拍板了。

合同签完，徐剑反倒后怕起来。“江南才子之地，你既然敢写人家的大运河，要写人家钱塘江，还要写人家西湖，你一个边陲长大的作家，胆子太大，胆子太肥了。”

他原本动笔先写《钱塘风》，写了两万多字，觉得不对——节奏慢，调性也慢，整个人陷在散文的状态里。干脆调转方向，先写名气最大、读者最熟的大运河。一个在西南边陲小河边长大的人，就这样带着自己的“怕”，上了路。

●不翻案，也不抹黑

《运河谣》里写了三条河：隋炀帝的实体运河，文天祥的精神运河，还有当下众生的烟火运河。

第一条河最难写。隋炀帝接过父亲隋文帝的开皇年号，立刻改元“大业”，眼里是要干大事的。徐剑在对谈中梳理，隋炀帝在很短时间内连下诏书：先在陕甘的崇山峻岭间修防御工事，再迁都洛阳，接着开凿大运河。为什么非修这条河不可？北方的农耕已经撑不起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防御，需要从南方大量调粮，漕运由此成了国家的命脉所系。

怎么评价这样一个人物，徐剑下的是笨功夫。《隋书》《资治通鉴》之外，他从孔夫子旧书网淘来吕思勉百万字的两大本《隋唐五代史》，又读陈寅恪的著作，两年多的日日夜夜，以这些史家的著作为伴。

读下来，他对隋炀帝有了自己的认识。“这是一个年轻时候特别想励精图治的人，是一个想干大事的人，是一个想用自己青春年少的雄性张力干成大功业的人；但这又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好大喜功的人。他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成了他最大的悲剧。”

有人劝徐剑干脆给隋炀帝写一部翻案之书，他没答应。他讲了一对概念：一个是“时代意见”，即今天的人怎么看历史；一个是“历史意见”，即当年何年何月、何人何地真实发生过什么。两种意见冲撞时，他选择对历史保留一份尊重，而不是用现代人的判断去替代古人的处境。这正是钱穆所说的，对本国历史要怀有一份“温情与敬意”。

“用笔记野史来污名化一个历史人物，我觉得那是缺乏尊重感的。”徐剑说。他也提醒，自己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不会妄自尊大，以当下的意见否认历史。

晚唐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汴河怀古》，徐剑认为那是对隋炀帝最好的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一个年轻的诗人，早早预见到了这条河日后的烟火与传奇。功过千秋，河自己会说话。

●河上的人，才是密码本身

三条河里，徐剑最浓墨重彩的，是众生的运河。

他在浙东运河的黄酒小镇待了一天多，把黄酒的品类和工艺问了个明白；但他最关注的，始终是河上开着机帆船讨生活的船家——有兄弟船、夫妻船、父子船，还有兄妹船。

在桐乡石门镇，他差点把自己也“交代”在河里。那天暮色时分，刚下过小雨，他看见河湾里停着一艘卸空了货的夫妻船，船上灯也不开。他当兵出身，自恃身手敏捷，一脚跳上船，哪知湿滑的甲板不到五十厘米宽，鞋子一滑，一个踉跄差点栽进大运河。那一段河本就是极险的去处，当年是吴越两国的古战场。

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是河上那些普通人的日子。

在台儿庄的河边，他遇到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退伍的老兵。老人退伍后带着儿女跑船，三个儿子后来各自有了一艘船。村庄拆迁，家里分了十几层、二十几层的回迁房，可他患脑血栓已经十年，仍守着自己的铁壳船。“我是从水泥船开始的，最后我要在铁壳船上终老。”他还说，楼房里的电梯，不如船上的舷梯。徐剑当时身上没带现金，临时向陪同的人借了两百块钱，塞到老人手里。

还有北京大院门口的修鞋匠。1983年徐剑第一次路过那个小摊时，对方还是个小年轻；四十多年过去，小摊还在，修鞋、配锁、换拉链，一双手被岁月磨得粗黑皲裂。“守着一个行当，守着一门专业，你一直写，写到天花板的时候，你就成了老大。”徐剑说，他从这份坚守里看到的，是江浙人不畏艰苦、不挑肥瘦的秉性。

“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关注那些失败者。”他在直播间里讲。如果一种失败有精神品质、有教育意义，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那就是有价值的失败。他将来要写的《钱塘风》里，既写大企业家，也写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写改革浪潮里的失意者。

今天的大运河，早已不是承担一国经济命脉的那条河，航道往北也就通到济宁一带。可对微山湖、济宁、江南的许多普通人家来说，它仍是一条实实在在“淘生活”的河：一家人守着一条船，一年能有十几万、二十万的收入；有人嫌一千二百吨的河船不过瘾，又合伙去跑两千吨、三千吨乃至五千吨的海船。做麻酥糖的李法根，从一门传统手艺做到投资数千万建厂，也是这条河边上长出来的故事。

这条河让人看得到明天。

文天祥那条精神运河，则是在行走中“撞”上的。徐剑到汕尾采风，偶然在五坡岭的方饭亭看到文天祥的画像，得知这里正是他被俘的地方。他循着文天祥被押解北上的水路一路考察：京口出逃，九死一生，诗集《指南录》里写尽艰险；友人张千载三年相随，日日送饭；他出身富庶之家，却毁家纾难。关于文天祥墓中究竟葬着什么，徐剑还做了一番考证，不盲从杨慎、李贽两位前贤的旧说，亲自到墓前考察，赞成墓中所葬是头发与牙齿。在墓前，他绕着塑像走了三圈，听见林子里四声杜鹃的啼鸣，恰好应了文山先生的诗境。

▲《运河谣》插图（许永明 作）

●把自己藏在书后的人

对谈中，徐剑反复提到他的“三不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真实不写，听来的故事不写。“不走到、不看到、听到，你没有实际的感应，那种神思和灵感无法激发出来。更重要的是，你走到以后，什么答案都在现场，什么构思都可以在现场解决。”

《运河谣》的结构，本身就是这套伦理的产物。全书扔掉常规章节，以十二座古桥“截断众流”——从杭州的拱宸桥，到北京通州的通运桥，十二座桥像十二个时间刻度。每座桥上都有一块桥心石，上面的纹路，徐剑最终采用了年轻编辑的说法，叫“漩水纹”。在他眼里，那纹路像一件法器，能把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牵进现实，又把现代人送回南宋的文天祥、元代的忽必烈、隋代的隋文帝与隋炀帝的时代，自由出入。

叙事上，他弃用报告文学常见的第一人称，改用“他”。“我尽量把自己引到书后，让‘他’的眼睛看到‘他’所看到的那点。‘他’不能是个上帝视角，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个限制的视角，是为了不让写作者的声音把书中的人物吹得无影无踪。

徐剑给非虚构写作者开了三个“身份”：历史的考古学家、文学的叙事者、人文的工作者，三者合一，才算合格。“不管它叫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纪实文学，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挂什么题材都无所谓，但真实的底线不能突破，人间自有人间的风情在。”

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临近尾声，张长征替这场分享做了个总结：江河密码，不是藏在水利工程图纸里的东西，它藏在人怎么靠水吃饭、怎么靠水生活、怎么靠水记住自己是谁的过程中。

直播里还有个小细节。徐剑说，签完合同那天他后怕，可书写完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他心里很酣畅，敢说自己“写了一本好书”，敢拿着它走到江南，问一句这书有没有独立的观察、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立场。

一个在宝象河边丢了魂、怕了一辈子水的男孩，走到六旬之年，终于与一条大河和解。他说，是这条河成就了他。

一千六百多年清波不歇，靠的从来不是哪一道诏书、哪一座堤坝，而是一茬又一茬人在河上认真地生息、奔头十足地过日子。写作者能做的，不过是诚实地走到他们中间，把这些安宁和奔涌，一笔一笔记下来。（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