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那天晚上的上海思南文学之家，第一个问题就有点孩子气。主持人吴越问：“如果这本书不是书，它是个什么东西？”

三个答案很快摆上台面。赵松说，像一个盒子，没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吴越自己的答案是一只“梦盒”，一本写给“80后”和“90后”的安魂书；书的作者韩松落想了想，给出一幅西北的画面——荒山上的一棵树，也许是棵杏树，春天开着一树繁花，四周荒凉到开车离县城还有五六十公里，路上见不到第二辆车。

这是11月7日晚，“是身如焰，从渴爱生”：韩松落《身如焰》新书分享会，思南读书会的第559期。台上坐着《收获》文学杂志编辑吴越，作家、评论家赵松，还有韩松落；为他编过《春山夜行》和这本新书的责编黄文娟，后来也坐到了话筒前。两个小时聊下来，逐篇谈书的话不多，倒更像三个写作者借着六篇小说，把“小说到底为什么而写”重新盘问了一遍。

●写给不知道自己是传奇的人

“我臆想中的读者，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经历的事情其实就是传奇的普通人。”韩松落这样解释他为谁写作。

他说自己常遇到两句话。不写作的人听完讲座，会上来讲：我小学时作文也得过奖，要是接着写下去，未必不成；还有一句是，我的故事可精彩了，够你写好几部长篇。多数人对这种表白一笑而过，韩松落却当了真。他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基层，打交道的正是这些人，而他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极其精彩的、传奇的故事，只是他们不知道。”

他给这种“不知道”找了个来历。在他看来，我们对传奇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很势力的认定”，总觉得大故事、大事件必须发生在有身份的人身上。可若把人的一生压缩成一张事件履历，谁没经历过几桩惊心动魄的事？“它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一次或者两次，相当于我们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我们的蒸汽机时刻。”只不过这些事没有写下来，也没人觉得它值得写。

他喜欢的作家安妮·普鲁有一篇五千多字的短篇，写缅因州偏僻小镇上一个农夫的日子，通篇像履历表的罗列：什么时候铺下第一块地基，什么时候架起第一根梁，第一笔钱怎么挣到又怎么失去，孩子怎么养大、怎么遇上意外。“就是一张履历流水账，但是看得非常动人，因为把一个人、一家人的一生压缩以后，真的是非常惊心动魄。”他说，自己想做的就是这件事。

于是有了那棵树的比喻。在西北荒山，人会在不可思议的地方撞见一棵树，没有信号，没有人烟，它却长得茂盛，春天也许满树繁花。“我想我的小说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一点。”

●“焰”是什么

书名《身如焰》，起初并不叫这个。韩松落坦白，书稿在他电脑里换过好几轮，题目也跟着换，有一阵子文件夹里存的名字是《风尘三侠图》——大家都说醒目，有侠气，他却担心像武侠小说，最后还是定了“身如焰”。

这三个字需要解释。它不是“身轻如燕”，而出自经书里的一句“是身如焰，从渴爱生”。那段经把生命比作一连串幻象，让幻象显得像个实体的，是人的欲望和执念。韩松落还特意拆开了“焰”字：在西北戈壁，正午的公路上会浮起一层薄薄的水汽，远远看着像一条河、一个湖，走近了什么都没有，规模再大些，就是海市蜃楼。“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经历感受，可能都是这样一种幻境一样的存在。”

这个名字能定下来，责编黄文娟也有份。她一读到《身如焰》那篇就被抓住，“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跟同事说这个书名一定要用。她经手过《春山夜行》和这本新书，说第一本读起来一路冒问号，有种生猛的尝试感，故事“像是在他的胸腔里面慢慢生长出来的”；到了《身如焰》，“尝试感已经被一种完成度给代替”，腔调、节奏、音乐和画面，都成了他自己的辨识度。

同题的那篇《身如焰》，是韩松落在视频平台上看到的一桩真实案件。他讲得很细，几乎把案子重述了一遍：南方某省的小县城，一对夫妻感情很好，结婚第十年，男人查出尿毒症，执意离婚，怕自己早逝耽误妻子，离婚后还亲自带着她去相亲，县里因此有了流言，说他们是“拆白党”。妻子是理发师，开一间小理发馆，后来低调认识了一个男人，来往两年，没告诉前夫。那天她去男人家做饭，对方留她，她说，她得等“丈夫”走了、把他送走，才能往前走。男人杀心顿起，认定她是来骗钱的。案子很快破了，警察在八月中旬的天气里，钻进一个巨大的垃圾场，翻了六千吨垃圾，才找到最铁的证据。

让韩松落几天走不出来的，不是案情本身。他没有照着悬疑解说的路子写，而是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去写成为受害者的两个人此前三四十年的日子：少年时五个人组成的小团伙，年龄、长相、家境都不一样，青春的心气把他们焊在一起，敢说“友谊地久天长”；长大后，这个小小的乌托邦没有任何缘由地散了，“没有任何事件，也没有外来的刺激，就是突然之间烟消云散”。留在原地的两个人，还守着友谊给他们的那套活法，在小县城里显得格格不入，直到最后的挫折找上门。

韩松落说：“我想写出来这八个字，我们生命中的很多幻境是怎么出现的，然后又是因为一些执念、非常强烈的欲望而怎么消失的。”

●打开被简化的世界

赵松的发言，像是在给韩松落的写法做一份冷静的旁证。

他先把书比作盒子：普通人的生活就像盒子，外人只看见一个简单的外形，里面装了什么，得打开才知道。他还翻出韩松落十四年前在《怒河春醒》里写过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写得越多，隐藏的就越多”，哪怕是以极为坦诚的方式写出来的东西，也仍然有很大的隐藏。在他看来，好小说不是想清楚了再写的，“很多东西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韩松落的作品有原创性，正因为它“是从内里长出来的”。

由此他说到现代小说的本分。《包法利夫人》的底子，不过是报纸上一条案件简讯；现代小说关心的不再是事情如何发生、如何结束，而是造成这一切的周边因素。“一个好作家和普通作家的区别，就是他在认知上你达不到，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点。”他说作家都是“问题综合征患者”，“他有很多问题，他没有答案”。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小说？因为人总在简化世界——贴标签、归类，好让自己应付生存；而在高度分工、系统化的社会里，人更多时候是“被动地被简化”，思维跟着简化，最后连身边的人都理解不了。赵松的说法是，小说要“打开被简化的世界”，回到那个无序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世界。“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简化的世界，就不要读小说，可以去看短视频，十几秒钟一听，连伴音都有了。”

他具体谈了《身如焰》里的两层残酷。一层是青春的：发小之间好得像永恒，可阶层差异一直被藏着，一到考大学、进社会的关口全浮上来，“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之所以在一个世界，是一种幻觉，青春带来的幻觉”，梦醒的人，有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感觉。另一层是善意的：小说结尾，周警官那番话的意思是，别以为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一定换来高尚的结果；对很多人来说，生活的秩序只有简单几根线，经不起一次偶然的触碰，一碰就全垮了。赵松说，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男主人公“一厢情愿的善意”——“想要成为高尚者的欲望，自我牺牲的欲望，在某个极点打开，带来的后果非常残酷，但他不知道。”

他还注意到韩松落处理时间的方式：轻描淡写一句话，二十年就过去了，像福楼拜《情感教育》里那七年的空白，空白本身成了内容。他管韩松落笔下的对话叫“弱对话”——没有一来一往的强交锋，常常不带引号，在叙述里带进来又慢慢淡出。“一个人沉默的时刻很容易被忽略，很多年不说话，这里面耐人寻味。”

吴越的读法更私人。她比韩松落小七八岁，说自己在书里撞见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我更大一点的人过的生活”——那是她小时候憧憬过、以为长大就会接上的日子，结果成了一个断片。“时间和时代在中国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她因此称这本书是给80后、90后的“安魂书”，亲切，又怅然。她特别看重韩松落“没有用一种通用的方式写小说”：没有故弄玄虚的拼接和穿越，每句话都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底料，好读到让人觉得“有点太浪费了”。

说到《风尘三侠图》，她讲了自己最看重的一段结构：被父亲钉上窗板、关在小黑屋里七年的姐弟，被一个出身优渥的公子哥顺手解救；多年后公子哥在家道中落里缓缓下坠，姐弟在社会上慢慢立足、上扬，两拨人在一个同频的地方相遇。“把镜头拉远，他们也是象限当中很普通的几个像素，这样的事情数以亿计地发生。”她从中读出的是人世苍茫，也是悲悯的重量——小说在事件的真实之外，还要创造一种“逻辑的真实”，而后者，才是最难的事。

●AI时代，还要不要写

临近尾声，吴越问出了那个有点重的问题。她引古诗里的句子：“公无渡河，公竟渡河”——“70后”作家已经没法重复“50后”“60后”那条路，前方像是路断了，这时候怎么渡河，渡一条怎样的河？

赵松不太喜欢用年代划分人，但他承认这代人的阅读面更宽、更系统，谈影响时举的多是卡夫卡、乔伊斯、福楼拜。他说每个作家一生都在过一道河，“能过去吗？可能永远也过不去，这是一个动词；过去了，可能就不写了”。卡夫卡上班之余写作，不在乎发表，更在乎行为本身的意义——赵松借他说明，写作的状态就是继续思考，不说陈词滥调，不在别人面前装一个作家，“到闭上眼睛的时刻也没有答案”。他还有一句不太中听的实话：作家是永远在跟失败斗争的行业，“最后一定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你写不动了”。

韩松落把问题又往前推了一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还能写吗，还写什么？

他先讲自己的起点。小时候最想当画家，可画画昂贵、考学艰难，他转而写作，“因为写作很便宜，容易上手”。而无论画画还是写作，根子在他喜欢读书——在小城市，一个人光读书不产出，是不务正业，他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内心深处是希望我不要被当成一个怪人”。所以他的答案很爽快：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替人写了，他就安心做回读者，“我觉得很高兴，好像更理直气壮了，因为我回来看书了”。他还讲起一条微博：当了作家，周围人就不再催婚、不再追问世俗义务，像得到一种赦免；底下有女孩回复，正因为同样的理由，准备出一本诗集。

两个小时的谈话，最让吴越记挂的反而是个小地方。书的第四十七页，出现了一个“笔记本”，她愣了一下，先想到笔记本电脑，随即意识到，那是一个笔记本就是笔记本的年代；那也是一个男孩子给另一个男孩子带话梅和炸带鱼也很正常的时代。“有一种特别好的、纯真的生活气息，是经历过那种生活的好小说家能带回来的，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

韩松落在后记里写，他想贡献给读者的，是读这些故事时“一缕被撩拨过的恍惚”。吴越把这缕恍惚说破了：如果结果残酷，就一定错了吗？如果造成死亡，就一定不对吗？如果把超过剂量的纯真和不妥协注入世俗生活，我们又怎么回头给它定罪？小说给不了答案，它只是让人借着别人的故事，更诚实地回看自己——这一生究竟怎么过，那个具体的时刻，又怎么诚实度过。

谈话临近结束，吴越提醒现场读者，今天只备了十本限量书，想签名的先到先得，随后开放了提问。那棵离县城五六十公里的开花树，那层戈壁公路上浮动的水汽，就这样被一本书，带到了上海的夜里。（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