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东坡在人间》里写过一句话：“如果我愿意去宋代，肯定是因为彼时有一个苏东坡在。”他说自己不去汴梁看东坡做知制诰、做尚书，也不愿去《西园雅集图》里凑琴棋书画的热闹，要去，就去他抗洪、治湖、躬耕东坡、赤壁泛舟的时刻——看一个人在命运的颠簸里，怎么把日子过出滋味。

11月7日的兰州，气温骤降。前一天还艳阳高照，冷空气一夜压城。就在这样一个周六的早晨，由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城市学院共同主办的《金城讲堂》在兰州城市学院校本部开讲，主题是《幸福密码》。现场原本安排在报告厅，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临时挪进了大礼堂。

礼堂里坐进了三百多人，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年轻面孔。他们冒着凉意赶来，要讨论的是那个老问题：人怎么活，才算幸福。

开讲的是毕淑敏，作家、心理学家。1969年入伍，她在西藏阿里高原当兵十一年，后来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过“破解幸福密码”。“我直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她开场就说，在40岁之前，自己一直觉得是个不幸的女人。

●“最幸福的四种人”，她条条做过，条条没认出

毕淑敏讲了一个故事。国外曾搞过一次书面投票，问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时还没有网络，全靠写信、拆信、统计，来信太多，原本只选三种，最后不得不加了一种。

答案是：在沙滩上筑完沙堡的孩子；刚给孩子洗完澡、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母亲；目送病人康复离开的医生；在作品结尾画上句号的写作者。

“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如五雷轰顶。”她问自己：如果这就是幸福，毕淑敏，你感到幸福了吗？

然后她一条条对照，坦率得近乎不留情面。

沙堡那条，她没在海边长大，筑不了沙堡，暂且不论。给孩子洗澡这条，她是真真切切做过的。那时家里没浴缸，她上街买铝盆，十二块钱一个；旁边摆着个次品，少五块。她蹲下来摸，盆底有一块药瓶大小的地方不平整，硌手。她反复摸了几遍，觉得不会扎着孩子，能省五块钱，就买了次品。

“出了门就不兴退了。”摊主提醒。“我不退。”

就是用这个盆，她一次次给儿子洗澡。孩子越来越重，后来她得喊“一二三”，让孩子往上跳一下，才抱得动。洗完澡，她的感受是什么？“我捶着自个儿的腰，心想今天总算洗完了。”她知道，明天孩子还会玩得一身泥，明天还得洗。那是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但她没觉得幸福。

医生那条更直接。她当了很多年军医，病人起身离开，她根本没时间看人家的背影——下一个病人已经坐下了。她还讲了个医生之间的小规矩：不和病人说再见。“没有人愿意再见医生。”

至于写作者画上句号的幸福，她也有过。可稿子写完，她心里想的是投给谁。“在中国文学这个摊子里，我真的是谁也不认识。”没有家传，没有熟人，举目无亲，忧心忡忡，离幸福十万八千里。

四条看完，她没法怀疑千千万万人的选择，只能怀疑自己：“我对于幸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听到这里，大概很多人会心头一紧。因为我们都在用她当年的方式过日子：把幸福存进一个条件句——等我挣到多少钱，等我升到什么职务，等孩子考上大学，等我换了大房子，到那时，我就幸福了。幸福被一笔一笔地支取到未来，当下反倒成了一段需要熬过去的路。

毕淑敏后来给这个毛病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盲”：眼睛没坏，幸福就在眼前，可就是认不出来。她也给出了那句判断：“幸福的本质是灵魂的成就，不是物质的堆积。”她援引国外的研究说，即便是乞丐，感受到幸福的频次，也并不比百万富翁少。这话听着像安慰，可结合她自己的铝盆故事，你知道它不是——一个在十二块钱的盆和五块钱的盆的取舍里认真生活过的人，说钱不等于幸福，是有底气的。

她后来写了一篇《提醒幸福》，文章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统编教材小学四年级的课本。她说，选教材并不跟作者商量，自己知道后还嘀咕过：对四年级的孩子，这个是不是深了一点。

●那间教室告诉她：活着，本身就是答案

如果说铝盆的故事还停留在日常，第二段讲述，直接把人推到了生死跟前。

2008年，毕淑敏攒够一笔钱，成了中国大陆第一批环球旅行的六个人之一。为了凑盘缠，她跟丈夫商量把车卖了。丈夫想不通：好好的家待着，为什么要在海上漂三个多月？

“我想证明地球是圆的。”

丈夫冷笑：“我哪儿都不用去，我待在家里我就知道地球是圆的。”

她还是出发了。船在海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六个中国人在游轮上发起募捐，有人担心外国人捐得少，丢面子。毕淑敏说：“捐得少是他们丢脸，如果不做是我们丢脸。”他们约定只捐外币，可清点时多出了两千块人民币——是游轮底舱的中国水手捐的。

船不能停。她在新加坡下船，一路不敢合眼，把善款送到北京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赶到西班牙重新上船。中间空出十几天，地震灾区一位校长打来电话：学校四年级还没复课，想请她去讲《提醒幸福》。

她去了。住的是震得变了形、门都关不上的危楼；工作人员把两瓶水、一个面包放进厕所，告诉她余震来了就躲进去，小空间加固过，有吃有喝，能撑两天。

复课那天，一间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我们四年级活着的学生，全在这间教室里了。”没有课本，每个孩子手里是一张油印的《提醒幸福》。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打量她：“我们以为课本里的人都死了，居然还请来一个活着的。”

这些孩子里，有失去双亲的，有眼睁睁看着同学死在面前的，也有在废墟的黑暗里熬过无水无粮的时刻、带着深重创伤的。毕淑敏问了一个问题：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她设想过一百种答案，没料到全教室的孩子异口同声：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理由一条接一条。“别人都死了，我还活着，这难道不是幸福吗？”有孩子说，站在公路边，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援助他们，“那一刻我觉得幸福了”。还有孩子说，这么快就复课了，课本里的作者居然活着站在眼前，还从太平洋上捐了钱回来，“这难道不是幸福吗？”

“我如果不是站在讲台上，真的热泪滚滚。”毕淑敏说。

这是整场讲座里最沉的一段，也最能说明问题。当房子、钱财、前途这些外在的东西在地震中一夜归零，幸福没有跟着消失，反而被还原成了最简单的样子：我还活着，有人在帮我，我重新上学了。

她在阿里的海拔五千米处就见过类似的东西。主持人介绍时说，她在风雪昆仑山上对幸福有过最朴素的体悟——能好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份从生死之间淬炼出来的感悟，也沉淀在她的长篇新作《昆仑约定》里。那本扎根阿里十一年亲身经历的书，写的正是雪域戍边的青春与生死。这话轻飘飘地说出来，像句格言；可你把它放回那间教室，放回那些失去过一切的孩子嘴里，分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劝慰人知足的客套，是从生死缝里抠出来的结论。

她还讲了一个很冷静的观察：人实现目标后的那种快乐，幅度是会慢慢衰减的。升了职、买了房，高兴一阵，然后回落，接着盯上下一个目标。这不是谁的错，是人性的常态。但正因为如此，把全部幸福押在外在条件上，就等于把人生的遥控器交到了运气手里。

●幸福是一门手艺，得自己动手

把幸福从“运气”里夺回来，靠什么？毕淑敏给的答案是：建设。

她讲了去不丹的经历。她专门为了那里的“幸福研究所”跑了一趟，带回一张幸福试卷。题目看着都有点“偏”：你知道你曾祖父母的名字吗？三个月里，你有没有给过别人一次比让座更大的帮助？你说得出自家房子周围两百米内所有植物的名字吗？

不丹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知道先人的名字，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是一个长长链条中的一环”；帮助别人，是幸福感的重要组成；认得身边的草木，是因为人在地球上不是孤立的，保护生态、保护黄河，和每个人的幸福有关。

这些话不是空谈。她讲到莫言——她读研究生时的同学——组织一百位作家义卖手稿，援助孤独症孩子。邀约发来的前一天，她的一位至亲刚确诊癌症晚期，正在家里发愁。她只回了一个字：好。丈夫说她从没练过书法，拍卖垫底怎么办？她说，就算一块钱成交，“那一块钱也是我的心意”。

她还讲了一棵草。去看一棵相传是周朝的古柏，看完低头，见树下一棵小草。论年头，周柏几千年，小草一岁一枯荣，可它没有自惭形秽，照样“朝气蓬勃地生活在周柏之下”。

“你可以选择自怨自艾，也可以像那棵周柏之下的小草，努力地、昂扬地、朝气蓬勃地、理直气壮地去走过自己的一生。”

至于具体怎么建，毕淑敏列了一串：要有一个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而不是家长、老师替你定的；要对人生的风暴有准备，挫败、低落、不公平都是必经的航程，低谷时别放弃目标；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要培养一个能独立完成的爱好，读书、画画、登山、钓鱼都行；要有自我康复的能力，允许自己哀伤，但别陷在里面出不来；还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并且一直成长——她喜欢一个词，叫“成长至死”。

讲座最后，她转述一位八十多岁经济学家的话：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然后她用费尔巴哈的一句话收尾：“你生命的第一责任，就是要让你自己幸福。只有你自己幸福了，你才会使周围的人变得更幸福。”

当天的讲堂公益开放、免费参与，现场还通过抽签，向听众赠送毕淑敏签名的《昆仑约定》。

一场讲幸福的讲座，很容易被讲成鸡汤。毕淑敏这一场没有。她没有许诺生活会变好，反而明说人生“一定是一个充满了风暴的海洋”；她也没有教人忍让认命，而是把幸福拆成了可以动手的事——定目标、找知己、养爱好、学自愈、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我们习惯了提醒风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小听到大；却很少有人提醒我们：幸福也需要被指认。它不在远方那个宏大的答案里，在铝盆里孩子的笑声里，在劫后余生的庆幸里，在周柏脚下一棵小草理直气壮地生长里。认出它，不是对世界的妥协，而是一个人能为自己做的、最清醒的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