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文学出版人、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窝在家里读一部书稿。读到最后一页，他坐不住了，抓起电话拨到成都，开口就是一句：“伟章兄，祝贺你！”

干了三十五年编辑、当了二十三年总编辑，什么样的稿子没见过？让他激动的，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罗伟章那部刚刚写完的长篇《四千里》。“这是一本我等待了多年、终于等到的作品。”他在电话里说。

半年之后，10月30日晚上，两人在“十月杂志”直播间里碰了头。周末的夜晚，镜头前没有读者，只有看不见的人流。他们要聊的是两部书：今年10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讲述姚君》，和10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长篇小说《四千里》。一个写当下文人的浮沉，一个写抗战烽火中的西迁；一个人随波逐流，一群人逆流而上。话题绕来绕去，绕到一个有点“老派”的词上——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品格。

●写作者要站在低处

说起来，罗伟章不是一开始就写小说的。大学那几年他迷过诗，给《飞天》《红岩》投过稿，还真有一首进过大学生诗歌选。投来投去，他先认了：自己的语言不够惊艳，诗这条路走不通。

巧的是，韩敬群最早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也是在《飞天》，发的是两首旧体诗词。“世间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的缘分很早就建立了。”韩敬群在直播间里笑着说道。

诗没写下去，罗伟章倒不觉得遗憾。他有自己的判断，而且说得毫不客气：“小说这种文体，我觉得是最高级的一种文体。”理由也很简单——小说能装下一个人对世界全部的观察、认识和思考，最让他着迷的是，“小说是一点没有规矩的”。

没有规矩，是他的创作论，也是他的方法论。小说里能不能跳出来议论？第一人称能不能越过“我”的耳目，去写第三人称才够得着的事？罗伟章的答案是：没什么应不应该。早年间，他写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就这么干过，首尔大学一位教授拿来做比较研究，结论是这个中国作家的第一人称“完成了第三人称才能完成的任务”。罗伟章听了心里暗笑：我就是故意的。

罗伟章还讲过一个在业内流传很广的说法：好的作家没有舒适区。韩敬群一度以为，写熟稔的城乡生活、写日常细节里的真实，是罗伟章的舒适区，结果被对方当面“顶”了回来。后来《四千里》出版，韩敬群服气了：“他用这本书狠狠拍了我一下，证明我错了。”

那小说怎么写？罗伟章的秘诀听起来简单得近乎玄：写好第一句。“第一句如果写好了，就像一条河，它自然就形成了，向下分流，哪个地方有回水荡，哪个地方转弯，自然而然。”第一句没写好，就像门窗紧闭的屋子，人在里头瞎转，新鲜空气进不来，路也找不到。他还有个规矩——不列提纲，哪怕是《谁在敲门》那样的长篇。提纲一立，河床就成了人工的，故事还没开口，气先泄了。

韩敬群听得入神，想起苏轼《文说》里那段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泉水怎么流，文章就怎么写。他也了解长篇小说构思的另一种路子：作家徐则臣写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四十多万字，前前后后六年，头三年全在找结构，直到在美国的爱荷华写作中心突然想通，才一发不可收。路子不同，没有高下，只是罗伟章更像那条自己找路的河。

河往低处走，罗伟章也反复强调一句话：作家要始终让自己处于低处。这个“低处”不是谦辞，是怕人“架起来”——一旦把自己架在生活之上，触觉就钝了，不再锋利，痛和爱都变得混沌。“你人虽然在生活里，生活却不一定把丰沛的元素馈赠给你。”他说。

对有些被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采风，两人都不太客气。罗伟章说，走马观花一圈，最多知道个流程、学点知识，对唤醒小说感觉毫无用处；韩敬群借北宋词人周邦彦的词打比方，“叶上初阳干宿雨”——荷叶上的雨珠子，太阳一出来就没了，这样的摆拍，连好的报告文学也写不出来。

●有态度的书，刀刃先对着自己

《讲述姚君》是本什么书？韩敬群给了几个字：“一本有态度的小说。”

“态度”这个词，他在直播间里提了好几回。好的文学要不要亮出态度？他把话头往回扯了一千多年，扯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态度；“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是态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是态度。从杜甫、苏东坡到鲁迅，他认这条线：作家对眼前的事不能无动于衷，对不合理的存在，得有一点必要的锋芒。

让他感慨的是，眼下不少写作把态度藏得越来越隐晦，好像旗帜鲜明是件难为情的事。而《讲述姚君》里那种久违的锐气，恰恰是他最看重的。

小说的主角姚君，是个一出场就死了的人。开篇是个电话：姚君的电话打来，说话的却是个陌生人——他过世了，请“我”去葬礼上讲几句话。“我”不愿去，不知道说什么，也觉得轮不到自己代表组织。可电话放下，怀念才一点一点泛上来。

活着时候的姚君，是实打实的文坛才子。《山重水复》《秋风引》一部接一部，意气风发。后来，奖项屡屡落空，生计压上来，他“看穿”了规则，转头办起“海伦娜”写作作坊，批量生产通俗小说，名利滚滚而来，身边人却一个个走开。热潮退去，他又辗转成都、北京写电视剧，成了资本和市场的附庸。晚年想回到文学，已经回不去了。最终，在光雾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时节，他在别墅的书房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个人物，稍不留神就会写成靶子。罗伟章没有。他说自己写姚君，重要的态度是“向内走”，去解剖自己。“每一个人都处在时代当中，都被时代塑造，再厉害的人，时代也会像刀一样刻你。”他假设自己就是姚君：当文学从社会关注的中心退到边缘，自己有没有那份定力？会不会也把重心挪向另一种价值观？

“我在写他，其实他是一双眼睛在看我。”罗伟章说，写作者和人物之间，是一种互相观察的关系。他从姚君身上反向打量自己：当一个人被时代塑造的时候，还剩多少自我？自我还能不能保持那种有生长性的力量？

他给姚君下的判词，因此一点也不轻巧。姚君不是没有能力，他本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写出过有分量的作品；他缺的是另一样东西——“自己生光的愿望”。时代没收了外在的光，人还能不能自己发光？姚君连这个愿望都泯灭了。可罗伟章紧接着把自己也摆进去：如果换作我，在洪流里能不能做一块立得住的石头？如果不能，我就没有资格鄙视他。

韩敬群读得细。他说全书谴责和批判的味道并不浓，作者更想讽喻的是姚君生长的那片土壤；对姚君这棵长歪了的树，他读出的是悲悯。他还想起南非著名小说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麦斯威尔·库切的一句话，大意是文学就是设身处地为别的生命着想。刀刃没有只对着姚君，也对着执刀的人自己——这正是作品让人信服的地方。

勇敢之外，韩敬群执意要讲它的另一面：温柔。书中有两个情节，他说起来几乎动容。一个围绕编辑庞天富展开，患难中的朋友相怜相惜，恨不得拿自己的命去换对方的命，设计之巧，把读者不知不觉带进“圈套”。说到庞天富，他甚至坦白：“我喜欢他，是因为我喜欢我自己。”一个把心血全注进事业里的编辑，写的是庞天富，照见的是他自己，也是同样做编辑的罗伟章。另一个是女性三妹，笔墨不多，身上却笼罩着一层温柔的光。生命将尽时，她倾尽全力教保姆小杨做拿手菜——其中的缘由，韩敬群咬着牙不剧透，只说大家自己去看书。

●平凡人在某个时刻做出非凡事

小说《四千里》的种子，埋了十多年。

罗伟章说，十多年前他读到一段真实的史料，心里放不下，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要把这段动物西迁的事写成小说。此后十年，种子一直睡着。直到韩敬群打来约稿电话，主题是知识分子抗战——“这个种子呼啸而出，一下醒了，慢慢生根发芽，长成了《四千里》。”

史料里的人叫王酉亭，1901年生，江苏涟水人，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抗战时是学校畜牧场的技师、场长。南京沦陷前夕，畜牧场用经费从国外买回的一批良种还在，牛、马、羊、兔子，还有洋气的火鸡，一千多只。学校给了话：这些动物可以处理掉，甚至可以吃掉，就是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卖掉牲口、换一张船票带着家眷去重庆，是最省事的选择。王酉亭和他的七个同事没走这条路。他们决定带着这支“动物大军”一起走。书里有一句话，硬邦邦的：“我们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

路是一步一步量出来的。从南京到重庆，穿越苏、皖、豫、鄂、川五省，历时一年，行程四千里。路上有饥饿，有难民、土匪，还有日军的飞机轰炸，队伍里最年轻的孩子把命留在了途中。到宜昌，幸亏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大力相助，人和动物才上船入川。这段往事，后来被称作抗战中的“另类长征”。

罗伟章把两本书并在一起讲，意思再清楚不过：姚君和王酉亭都遇到了自己的时代，姚君随波逐流，王酉亭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的人，并非天生坚硬。罗伟章写了一个细节：在两次求救卢作孚被拒之后王酉亭独自走到长江边，把脸埋在母亲河般的江水里，在阔大的夜色里，尽情释放自己的脆弱。这一幕被卢作孚看在眼里，他决定伸出援手。王酉亭一路都在恐惧，只是不敢让队伍看见，只能拿韧性和坚定把脆弱逼退——他懂得，自己一旦松下来，就会给整支队伍带去负能量。

“一个人如此脆弱，又为了一个目标把坚强表现出来，还能感染别人，这才是他的非凡之处。”罗伟章说。书的后记里，他给英雄主义下了个定义：平凡的人在某些时刻做出了非凡之事。王酉亭和那些普通教职工，就是这样的人。

韩敬群再次读出了杜甫。“国破山河在”是大背景，“城春草木深”是大背景之下，一草一木、细微的生命照样生长。动物大军的故事，就是战火里的“城春草木深”。他说，这本书真正动人的，是让人看见支撑战争胜利的民心：普通老百姓拧成一股绳，“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王酉亭、七个同事，还有那一千多只动物，都是长城上的砖。

连动物也配得上“尊敬”两个字。罗伟章写，年轻的队员李子一牺牲后，王酉亭点名，人哽咽应答，火鸡高声叫，牛吼，马嘶，听到那个名字，怀念和悲愤在动物身上也被激发出来。他强调这不是单纯的象征手法：人与动物有了深度的情感连接，生命的彼此理解是真能达到的。

●等待多年的那部书

直播间里，韩敬群讲了一段自己的“寻找史”。

他一直认为，文学可以写一地鸡毛，也可以写风花雪月，但民族历史上那些至关重要的大事件，理应在文学中得到强有力的回应。抗日战争是上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他在长篇小说里找一部能跟这场战争的分量相称的作品，找了很多年。

他的参照系在世界文学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海明威《永别了，武器》、哈谢克《好兵帅克》、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欧文·肖《幼狮》、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还有约翰·赫西那部拿了1945年普利策小说奖的《阿达诺之钟》。比照着，他更想看到中国自己的那一部。

《四千里》让他的等待落了地。他的判断说得很克制，分量却不轻：中国的抗战文学，终于有了一部可以和战争的重要性相匹配的作品。

书的腰封上，印着诗人穆旦的句子，韩敬群在直播间里一字一句念出来：“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本书最初还想过另一个名字，叫“无衣”，取自《诗经·秦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仇敌忾，本来就是这个民族最古老的表达。

话到此处，责任二字再绕不开。罗伟章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一句话：“如果说你对社会有一些责任，你就会写得更好。”他说自己写《四千里》时，是真切感到一种责任的——对民族的苦难，叙述者若没有责任感，作品不可能写好。韩敬群则想起爱因斯坦的一句话：面对人类的暴行若缄默不言，就等于做了同谋。科学家与作家，在这一点上站在一起。他还特意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讲得很具体：人民不是抽象的，是亲朋好友，是同一座城市里出出进进的普通人，是这片国土上一起呼吸的百姓，也是直播间里每一个看不见的听众。

两个小时的对谈，其实回答的是开头那个问题：知识分子的品格，究竟是什么？

答案不在高处。它可能是一个写作者把自己放低之后仍保持锋利的触觉，可能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敢于解剖自己的内心，可能是在刀锋的锐利之外保持感同身受的温柔，可能是明知恐惧仍选择逆流而上的那一步，也可能只是一个人在外部的光熄灭之后，还愿意自己发光的愿望。

姚君不是没有发光的能力，他只是没有了发光的愿望；王酉亭平凡得近乎默默无闻，却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把自己和一群动物、一条四千里的路，走成了光。

“四千里路云和月。”路再长，也是普通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光再微弱，自己愿意亮着，夜行人的脚下，就始终有路。（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