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赣北、赣鄂交界的洪一乡，派出所的一张麻将桌旁，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警察忽然感到一阵恐惧。

牌局按顺时针换座，人从二十岁科员的位置，一步步挪到副主任的位置。他好像被谁拽着，一眼望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牙齿变黄，皮肉松弛，头顶发秃，从摇篮到坟墓，都在这张桌子上一圈圈轮回。

这个年轻人叫阿乙。10月26日晚，南昌青苑书店总店，他与同乡、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李洪华相对而坐。两人都是江西瑞昌人，对谈的主题叫“写作者的确立”。

一个乡镇派出所的警察，后来成为华语文学的重要写作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洪华把话题拆成两半：写作者“何以确立”，以及确立之后，“何为”。

●没读过中文系，他把自己“读”成了作家

对谈从一桩“公案”说起。

李洪华说，阿乙没有走科班创作的路子，靠个人生活打底、海量阅读支撑，完成了从普通写作者到成熟作家的转变。阿乙却不认这份“叛逆”：不是摒弃了科班，是当年成绩太差，江西大学的中文系，甚至九江师专的中文系都没考上，最后读了警校。他的说法是，自己不过“捡了科班写作的一点尾巴”。

这点尾巴，是他一截一截捡来的。

在郑州晚报做编辑时，他带一个郑州大学的实习生，张口就问人家在读什么。对方说读余华，夜里读《活着》，一个一米八的男人，读得热泪盈眶。阿乙将信将疑，自己去读，“然后就上当了”，把余华的作品一本本读完。他不讳言，自己早期的作品里有余华的影子。

到广州《南方体育》上班，又有一位中山大学的年轻人问他：“你读过卡彭铁尔吗？”阿乙没听过这个名字，对方接着报出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博尔赫斯，还把他领到广州一家开在居民楼里的博尔赫斯书店。店里的书按作者姓氏从A排到Z，他看过去，十有八九不认识。

“现在我来书店，只有百分之十的作者不认识了。”阿乙说。这么多年，他每遇到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第一句话几乎都是：“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有什么书推荐给我？”

真正让他“开窍”的，是一次羞愧。

他原本在江西瑞昌读的，是报刊亭里的杂文选刊、小小说选刊，是厚黑学、红墙秘史。这些书像抽烟，读的时候有快感，放下之后，想法却全被框在一个很浅的地方。后来一位网友问他：“你以文学为业，读过多少本书？”他数来数去，把《读者》的合订本都算上，也只有十五本。

他当场觉得羞耻。回到家，把过去读得顺的东西全扔了，专挑难读的读。他读《茶花女》，读到阿尔芒为了见玛格丽特最后一面，执意让人掘开坟墓——小仲马直直地写：曾经的巴黎美人，眼睛只剩两个窟窿，一缕干枯的头发贴在长了绿斑的脸上，嘴唇烂完了，两排牙齿紧紧咬在一起。

阿乙跟着法医出过现场，见过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以前看的那些唯美的小说，全是骗人的。”他说，“这才是真实的文学。”读者后来在他的小说里，一开头就读到挂在树枝上的尸体碎片，源头就在这里。

从那以后，他读芥川龙之介、卡夫卡、尤瑟纳尔，读《局外人》、读萨特，读马尔克斯，读福克纳。他说福克纳是“二十世纪的莎士比亚”；他读《尤利西斯》，觉得过瘾，但最过瘾的还是《追忆似水年华》，他称那是“古往今来，从地球到宇宙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我自己独创的。”阿乙说，“对我这样一个警校毕业、乡下出身、做了很多年公务员的卑微写作者来说，能吃大师们的剩饭，我感到光荣。”

李洪华接过话头，讲了他在课堂上反复琢磨的两个人：鲁迅和曹禺。鲁迅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写就是经典；曹禺二十出头写《雷雨》，一写也是经典，被视作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秘密在哪？李洪华说，这两个人动笔之前，眼里先有大师——曹禺从希腊悲剧一路读到莎士比亚，鲁迅也是如此。

“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李洪华说，一开始就向最好的老师学，哪怕成不了一流，也能成为一个中流的写作者。

这大概是“确立”的第一层意思：一个人先在阅读里认下自己的来路，才谈得上写作的去处。阿乙没有进过中文系，他干脆把自己活成了一所大学。

●故乡是一张皮，离开它，才看得清它

谈阅读，阿乙是眉飞色舞的。

“故乡就是我的皮。”他说，“就像一个黑人，你没办法把皮换掉。”他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开口还是“我是瑞昌人”。

但他在瑞昌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去九江，“觉得天堂就是九江那个样子”。他写北京，总觉得隔靴搔痒，最后还是要回过头写瑞昌。

洪一乡的日子，是他反复讲起的一课。

他去报到时，乡里没有水泥路，也没有柏油路，中巴车碾出的泥坑像刀尖，能割坏轮胎；推开派出所的门，牛就在街上拉屎。整个街上只有一家小卖部、一家餐馆、一个卖菜的，一张台球桌。

“我不是在诋毁它，我是在表扬它。”阿乙说，人只有到了这种地方，人生才会极度反弹，“像弹簧被压到了底”。如果毕业直接分到县城，日子过得下去，他可能就软化了，这辈子也就留在县城了。

那时候他年轻，夜里常要走七八里山路，白天就着《参考消息》喝茶。他想到拿破仑在这个年纪已经在创立基业，而自己在遥远的山村里，一晚晚地熬，“每个晚上都像一百年那么长”。

他还记得京九铁路刚修通的光景。铁路没从瑞昌经过时，小城的日子是安稳的；等到灯火通明的绿皮火车从县城中心插过去，南来北往、从北京到九龙的旅客隔着车窗看一眼这座小城，“人心就开始撕开了”。

“野心一旦打开，是管不住自己的，他始终要叛逃。”阿乙说。

逃出去之后，他反而得到了写故乡的视角。他打了个比方：一个生活在海边的人，看海只能用眼睛看；可一个水手站在船头回望海岸线，他对那座城市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会发现，岸上的城市很小。

“我现在在北京，会觉得故乡很小，会觉得当年争的那些东西很无意义。”阿乙说，他能一眼看穿，当年为什么有人为了一个副科级，下那么大的力气，甚至用一些手段。如今隔着距离再看，那些事都变小了。

李洪华在一旁补了一句：苏轼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作者也是一样，离开了故乡，有了距离，才看得清故乡。鲁迅他们，都是“游城望乡”的人。

●头顶那个父亲，和那个没走出去的自己

对谈里，阿乙两次提到父亲。

他的父亲2016年去世，到今年十年了。阿乙今年五十岁，却说自己好像还活在父亲的羽翼之下。“我的上方还有一个屋顶。”他说。

父亲是个功利主义者，他从小听到的话是“这样做有用吗”。如今他在抖音上刷够一个小时，不用谁提醒，父亲那个粗暴的声音就会在耳边响起来：“你又在浪费时间！”他会感到灵魂里有一丝颤抖。

但父亲也给他留了另一样东西。小时候家里再紧，父亲都说：“你用什么钱我都不太同意，但你买什么书，我都同意。”直到现在，阿乙一进书店，还能感到一种“财政上的自由”，家里的书在成箱捐赠、外流之后，仍有几千册。

父亲自己有过一次生死。有一年上山采药，他从悬崖上摔下去，是一棵树托了他一下，腿摔断了，他硬撑着等到人来。阿乙说，没有那种硬骨头的求生意志，一般人撑不下来。他自己有两次濒临死亡，躺在病床上，难受得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撑过来，靠的也是心里那个声音：父亲给他下过一道命令，一个男人，该怎么处理这种事。

“我父亲那个时代喜欢画画，结果被时代遗弃了；我正好赶上一个可以自由发展的时代，就成了写作者，替他完成了某方面的遗愿。”阿乙说，他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个傀儡，“是他投射出来的一个碎片”。

父亲之外，还有一个“没走出去的自己”，一直站在他的书里。

中篇小说《模范青年》写了两个瑞昌同乡：一个听话，按家里的安排走，也有天分，也拼命读书写文章，却始终没能离开；另一个是第一人称的“我”，调皮捣蛋，最终走了出去。李洪华说，这两个人其实互为镜像，合起来就是一个阿乙。

“如果你当年没有勇气走出去，会不会就是书里那个留下的人的结局？”李洪华问。

“应该是的。”阿乙答得很干脆。

他说，当年在公安局给领导写材料，没有一句话是自己想说的，开头永远是“领导重视”“加强领导”。后来他有一次开车路过瑞昌的一个乡镇，忽然想起当年的同事，可能还在哪个地方做所长。“他夜里巡逻，看见月亮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一个远方的自己？”

他把自己和那个留下的人，比作一棵树：“我只不过是树干旁边的斜枝。所以我有必要，把那个主干给写出来。”

他甚至愿意相信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的说法：人在每一刻都在分岔，和这个姑娘结婚的我存在，和她没有结婚的我也存在。他讲自己真有过一桩按乡俗订了的婚，“就像储君要登基，本来没什么力量挡得住”，最后却被一股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冲散了，他也因此才能离开瑞昌。

“写作者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明明很可能发生、却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给写出来。”阿乙说。

这是“确立”的另一层意思，也是最动人的一层：走出去的人，并不比留下的人高明；他只是替那个没能走出去的自己，把另一种人生好好活了、也好好写了。一个作家的宽厚，往往是从承认“我本可以是他”开始的。

●AI时代，守住自己的伤疤

互动环节，一位老师把问题抛给了当下：AI日新月异，以后的写作者，该怎么办？

阿乙没有绕。

“大势所趋。”他说，文学工作者可能会像当年的京剧工作者、电台播音员一样，走向一个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时代。他说自己赶上了写作“最后的黄金时代”，也亲眼看着它“像一个巨人一样沉默”；以后的写作者，“就像算盘被电子计算器完美替代”。

他也试过把自己的文章贴进AI，问它这个作者的弱点在哪，分析得还特别准。但他很快警觉：如果照着它的意思改，一次两次可以，改多了，就脱离了自己的个性。

“我如果是个士兵，我的伤疤就是我的特点；我如果是个作者，我那些明显的错误，也是我的个性。”阿乙说，“我为什么要整容成一张标准的脸？”

他不赞成把人往平庸里推的创意作为教材，也不觉得喊几句“抵抗AI”的口号有什么用。但他同时是个清醒的人：他讲到无人驾驶，说中国现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每年因交通事故死去六万人，技术成熟了，这些命能救下来，“这不是好事吗？”他不为旧时代的东西唱挽歌，只是清楚地知道，属于他这一路写作者的那片地，正在变小。

对谈快结束时，李洪华说了句心里话。他说阿乙的身体和写作状态，这些年一直绷得太紧，他希望阿乙松弛下来，“既写作，又有充盈的生活，身体好，写作越来越好”。

阿乙也提到了自己下一部想写的东西，他说那像是博尔赫斯文中的一句话，叫《抽屉里有把匕首》——写一个最终放弃了暗杀、也放弃了报仇的人。

对谈结束，签售开始。读者按店里的招呼，从左边排起，从右边走出。一个写尽了逃亡、罪案和死亡的人，下一本书，打算写写“放下”。

这或许就是“确立”之后的“何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