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晚7时，瑞典学院宣布，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76岁的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消息传到成都时，她的三本新书正以完稿译稿的形态，躺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流程里——今年年初签下的合约，选题已经通过，目前只待走完最后流程，开机付印。

当晚9时许，记者拨通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与艺术出版中心主任、图书品牌“鲸歌”主理人王其进的电话。电话那头，他一边连说“深更半夜”打搅没关系，一边告诉记者，自己刚在朋友圈发了一段半得意半自嘲的话：

“和‘杨师傅’（出版品牌‘新行思’主理人杨全强）合作这些年，我们只算是投之以木桃，‘杨师傅’却报之以琼瑶。‘杨师傅’这三个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想到报选题时，有人问：这几个选题好在哪？我最有力的回答是：这是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于是选题会顺利通过。就像偶像剧的情节。”

“偶像剧”三个字，乍看是炫耀，细想却藏着答案。因为就在同一场对话里，王其进说了句几乎相反的话：“我们做出版，不是说冲着一定得奖来，得奖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他甚至特意提醒，若以“能不能得诺贝尔奖”为标准去找作家、寻稿源，“很可能是很难猜得中的。这种赌博心态，不适合做长长久久的出版”。

选题会上“这是可以获诺奖的作家”的一锤定音，与“不赌诺奖”的冷静，矛盾吗？把三本书的来路看完就会明白：那一锤敲下的不是赌注，而是底气——由专业、信任和时间一起攒出来的底气。

●“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瑞典学院的颁奖词写得很准：“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以充满玩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卡森1950年生于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读古典学，又在苏格兰受教于古典学者肯尼斯·多福；博士阶段回到多伦多研究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研究所得后来整理成那本有名的《爱欲的苦甜》。《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把她称作“在世诸天才之一”，说她是可与艾米丽·勃朗特、艾米丽·狄金森相提并论的“智慧作家”。她写诗，治古典学，也活跃在艺术与歌剧舞台；体裁在她那里从来不是围墙，诗歌、论文、翻译、图像，常常被揉进同一本书。

“鲸歌”与“新行思”此次合作推出的三种书，恰好是三条走进卡森的路径，而且都是首次引进的新作。

《特洛伊妇女》是欧里庇得斯经典悲剧的漫画新编：特洛伊陷落，男子被屠戮殆尽，赫卡柏、安德洛玛刻、卡珊德拉等女性的命运如水流散。视觉艺术家罗斯安娜·布鲁诺作画，卡森作文。书里人物皆以动物形象登场，唯独卡珊德拉例外——“她的意识早已飘离现实，徘徊于另一个世界”。这本书获《纽约时报》2021年最佳漫画小说，译者是现居纽约的诗与跨媒介艺术创作者李骄阳。

《闲暇时分的男人》是卡森2001年的诗作集。她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修昔底德坐在一起讨论战争，让圣奥古斯丁解释爱德华·霍珀的画作，把俄狄浦斯、艾米丽·狄金森放进令人吃惊的戏剧性并置；最后一首散文诗里，她动人地写母亲新近的离世。译者包慧怡是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本人也是诗人。

《未失之物的经济学：阅读西莫尼德斯与保罗·策兰》或许最能见出卡森的独门功夫。古希腊的西莫尼德斯，是西方传统中第一位收取报酬创作诗歌的人；现代的保罗·策兰，是犹太裔大屠杀幸存者，语言的“经济性”尤为著名。卡森把相隔两千多年的两人并置一册，追问道：“言语被浪费时，我们失去了什么？”“言语被节省时，谁从中获益？”她看见两人都像版画的“负形设计”，剔除一切冗余；也看见那道刺眼的差异——西莫尼德斯对语言的力量保有根本的信仰，策兰则走向终极的绝望。译者古帆是成都理工大学讲师、南京大学英文系博士。

●“我们对他的文学判断是非常信任的”

三本书的“接生婆”，是“新行思”主理人杨全强。

这一点，王其进在电话里毫不含糊，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诚实：“我要诚实地说，我们对这三部作品的判断，主要来源于策划人杨全强，因为他是发现并引进这几部作品的主要决策者。”

杨全强做书三十年，业内人更愿意叫他“杨师傅”。经他策划出版的书逾五百种：《编年史：鲍勃·迪伦回忆录》《三只忧伤的老虎》《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都是叫好又叫座的文学经典；米歇尔·福柯、让·鲍德里亚、齐泽克等一批思想家的代表作，也由他引介，形塑了一代读者的精神世界。2021年以来，他先后创办“行思文化”与“新行思”，《夏宇诗集六种加一》《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接连成为爆款。在另一次对谈中，他说自己做编辑靠的是“对内容的兴趣，对文本质量的判断能力，对写作风格的趣味与喜好”；而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书，状态都“有点像踮着脚尖去够挂在上面的一个东西”。

“我们对他的文学判断是非常信任的，他觉得好，我们其实是借助这种非常专业的出版人的判断来做出版。”王其进说。

这种信任不是客套，而是一套清醒的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些优秀出版人的判断，有时候我们会稍稍让位给专业的出版人。”他的理由很朴素：外国文学“确实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大量地去阅读，横向地比较”，没有这些积累就去引进书，“就像是碰一样，随便引一本进来，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让位”两个字，在一个人人争抢话语权的行业里，并不好说出口。它的另一面，是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眼光可以借人，平台才是自己的本分。

●“我们拥有同样的音频和心跳”

那么，全国那么多的出版社，杨全强为什么偏偏把书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其进讲了几件旧事。其一，双方合作至今已有五六年，“出了不少书，合作都很愉快”，《三只忧伤的老虎》就是见证。其二，也是更要紧的一件——“在他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持过他”，因为“非常认可他这种出版的方向、他的出版理念”。其三，是业务上的相互参谋：看到发行渠道变化，王其进曾建议杨全强把独立书店渠道做起来——适合他们的产品，现款采购，维护起来也不像在第三方平台那样有层层门槛。“出版理念上，还是相互认可。”

木桃从来不是贵重之物。提前预付的一笔版税，设身处地的一条建议，对方处于低谷的时候拉一把——都是小事。但琼瑶往往就是这样长出来的。王其进在10月8日晚朋友圈的那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与其说报的是诺奖，不如说报的是五年里从未落空的信任。

当然，接得住“琼瑶”，光有情分不够，还得有接得住的盘子。

“鲸歌”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十年前便开始培育的原创文学品牌，至今已积累逾六百种图书。“金色俄罗斯丛书”已出四十种，两度获国家出版基金；《植物先生》获评中国“最美的书”，系列前两册市场销量突破十万册；2025年，《梅鉴》接连获评中国“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第三十六届香港印制大奖金奖、GDC书籍设计评审大奖。今年8月，在2026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上，“鲸歌”入选“致敬2025/2026年度出版子品牌·文学类”名单。

王其进把出版的思路说得很直白：与优秀的出版人、出版品牌合作，“新行思”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这是各补所短：小而精的文学品牌人员少，擅长选题、组稿、策划与判断，却没有全渠道的资源去做发行和营销，“必须把力量集中在前端”；出版社则“是一个完整的平台，整个产业链都打通了的”，既解了合作品牌的发展之困，也为自己赢得优质出版资源。“涉及到外国文学的，我们更愿意借助这种专业出版人的眼光，去精挑细选。”据品牌资料，这些年“鲸歌”已与北京读书人、后浪、理想国、活字文化、新行思等众多出版方携手，推出上百种图书。

●“值得为这三本书多做一点”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从来不缺各种热闹。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这个故事值得多写一层，恰恰因为它是热闹的反面。今年年初签约时，卡森虽常年高居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首，可赔率终究不是结果；选题会上那句“这是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听着像玩笑，之所以能一锤定音，靠的是杨全强三十年、五百种书攒下的判断，和一家出版社甘愿“让位”的清醒。他们没有去猜诺奖的心思，是诺奖最后印证了他们的心思。

这也像极了卡森自己的写作。她让西蒙尼德斯与策兰隔世相认，让伍尔夫与修昔底德围坐谈兵，让两千多年前的特洛伊女人以动物的面目走进漫画——她一生都在做“跨越距离的对话”。而把这些对话译成中文、送到读者手里的过程，本身也是一场对话：北京的策划人，成都的出版人，身处中国上海、成都以及美国纽约的三位译者，凭的是同一个频率。

电话将尽，记者请王其进对自己说句话。他先笑：“接好这个馅饼吧，争取不让它凉得那么快。”再想，他认真起来：“作为出版人，遇到这种选题是会很兴奋的，我也希望小伙伴们都兴奋起来；出版之后，能真正得到读者的认可。”

接下来的半个月，是硬仗：2026天府书展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场重磅活动要办，四川人民出版社作者李敬泽、罗伟章等作家的成都、重庆行程要陪，《植物先生III》首版售罄、正在加印，卡森的三本书要抢在10月底前推出。王其进说，再累再忙再加班，“值得为这三本书多做一点”。

诺奖是瑞典学院给的，阅读却是读者自己的事。

一个奖项能做的，不过是把一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推到更多人的眼前；接下来的事，要靠书被一本本印出来、摆上货架，再被人翻开。两千多年前特洛伊城下的哭声、萨福残页上的字句、策兰诗行里的沉默，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这间忙碌的编辑室里被重新接上，然后送往一个个素不相识的读者手中。

诺奖只在一夜之间揭晓，书却要一本一本慢慢做、慢慢读。“鲸歌” 有一句slogan——“我们拥有同样的音频和心跳”。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人的描述里，鲸鱼穿越洋流与人海，只为找到频率相近的灵魂。对像《读者报》这样一份专注全民阅读的媒体而言，这或许才是消息真正的落点：奖项会散场，而卡森笔下那些特洛伊的女人、两千五百年里两位诗人的对话，才刚刚开始等待中文读者翻开。（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