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在《俗世奇人（伍）》的序言里有一句近乎“认怂”的话：“这些年，我一直想给《俗世奇人》的写作画个句号，几次画了句号，旋又成了逗号；刚写过这本，又出了下本。”一个写了三十二年、攒下九十四篇的系列，到第五部开篇，作者先交代的不是雄心，而是无奈——“不是我要写他们，是他们非叫我写。他们在我脑袋里胡蹦乱跳，不写出来我不得安宁。”

这话听着像谦辞，细琢磨，却藏着他的创作论。我们惯常说作家塑造人物，主语是作家，人物是被塑造出来的物件；他偏把主客倒过来讲：人物自己要活，作家不过是个被催着接生的人。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被一群虚构出来的旧人“闹”得不得安宁，只好一次次提笔。写作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事业，更像是一桩了不断的私事、一场与笔下人物的长期厮磨。

画不成的句号

不妨先算一笔时间账。按冯骥才自己的说法，《俗世奇人》写作始于1994年，初名《市井人物》，十八篇，结集时才改作今名；此后2015年、2020年、2023年续写三次，每集十八篇；2026年丙午再写一集，二十二篇，“前后写了三十二年，凡九十四篇”。从早年的泥人张、刷子李、好嘴杨巴，到今天的吕三吃、十三爷、虎爷，天津卫的奇人排着队登场，硬是把一个短篇系列写成了当代文学里一桩罕见的“长命工程”。这期间，系列拿过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销量逾千万册——用“国民读物”称它，并不为过。

可越是这样的系列，第五部越容易被一句“又出了一本”轻轻放过。我倒觉得，画不成的句号本身就值得一问。一个作家为什么停不下来？冯骥才给的理由很朴素：“不是没有别的可写，而是他们闹得比别的厉害”，“对这种纯属一己的写作有兴趣，多年不减，直至今日”。请注意“一己”两个字。在一个不断要求文学承担宏大命题的环境里，他坦然承认自己写这些，首先是因为私人的、难以替代的兴趣。这兴趣维持了三十二年，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多少作家的衰退，不是从技艺开始的，是从对写作本身失去兴致开始的。

“借尸还魂”不是“借古讽今”

序言的四点自白里，最见理论用心的是第四点，他特意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借尸还魂”，并且急着和一个现成的说法划清界限：“我不喜欢表面化的‘借古讽今’，我自称为‘借尸还魂’。”

这两个词的分别，值得掰扯清楚。借古讽今，古是工具，是拿古人的酒杯浇今人的块垒，说到底是一种影射，古人古事并不自在，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指向“今”。借尸还魂不一样。冯骥才把人物安放在清末民初的天津老城，却明说这些人“很可能是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我给他们换了穿装打扮，叫他们走进那个时代”。他关心的不是古今的相似可供讥讽，而是“人在不同社会与历史中活着，但人性的本质一样”。换句话说，历史在他这里不是用来比附的靶子，而是一座人性的恒温室；“尸”是旧时代的衣冠，“魂”是跨着时代也死不掉的那点东西。

他还搬来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给自己撑腰：“一个地方人的特性，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会表现得特别鲜明或突出。”清末民初，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在天津这座码头城市撞得格外凶，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反倒被逼到最分明、最露棱角的状态。这等于悄悄给小说安了一个“心态史”的底座——他写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奇闻，而是一群人在历史夹缝里被逼显形的精神底色。

让叙述也说天津话

再来看他说的第三件事：“找到了一种语言。”这件事在我看来，怎么估计都不算高。

强调地域性的小说，通行的办法是让人物开口时说方言、抖俚语，而叙述语言仍旧用作家那口规整的“官话”。方言于是只是贴在人物嘴上的标签，叙述权始终牢牢握在标准语手里。冯骥才不满足于此，他把叙述语言也拖下了水：“将叙述语言也融入一些天津的口语，包括语言的节奏。”他自述“把文言、白描、津味融为一体。既有书面特征，又口语化”——文言求洗练，白描求简洁，津味求生猛，而“津地语言都是短句，练达生动”，他甚至刻意讲究“方块字”的运用。

他还有一句话很关键：这种语言是“特定的专用的语言”，只在《俗世奇人》里使用，“我一使用这种语言，就找到了《俗世奇人》的写作感觉”。语言先于故事，腔调决定人物——不是先有吕三吃再替他配台词，而是那套短句一开口，人物就自己走出来了。这是真正写了一辈子的人才说得出口的体会。

与语言相配的，还有一双“眼睛”。本书独家收录了大量清末民初天津本土《醒俗画报》的插图。这份画报1907年创刊于天津，由温世霖、吴芷洲创办，画家陆辛农主笔，1913年停刊，办报的宗旨本就是“唤醒国民、校正陋俗”，画面大到时政、小到市井，是一份石印的“图片新闻”。冯骥才把这些老图请进新书，绝非拿旧物做装饰，而是请来了一双“同时代的眼睛”：图像是那个时代自己留下的现场证词，小说是后来者的想象，二者“互为印证”——沉默的图像因虚构而还魂，虚构因图像而落地有据。书末甚至专设一节，为《醒俗画报》的插图逐一作释。

走到这一步，他作家、画家、文化学者三重身份算是在一本书里拧成了一股绳，也把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投身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搬进了小说内部。别人用田野调查、用档案、用数据库去抢救非遗，他用二十二个短篇小说去抢救一座城市的表情。所谓“以文存史”，落到实处，就是这种文学与民俗志互相担保的写法——它让这本书同时拥有了小说的好看和一份民间档案的分量。

《会吃》：能耐、余技与留白

道理说再多，终归要落到一篇具体的故事上。以《会吃》为例，其主角吕家三爷，爱吃、懂吃、会吃，人称“吕三吃”。开篇三句极短：“爱吃嘴馋，懂吃事多，会吃更不简单；会吃是一种能耐。”

请注意这里的“能耐”一词。在《俗世奇人》的价值秩序里，能耐不问出身，不问行当高低，你把一桩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做到极致，凡人身上就有了光。天津卫的饭馆里因此养出一套奇特的“承认政治”：“哪个大门面的饭店开张，他一准去。他吃了，不点头，饭店不算过关。”吕三爷一无官衔，二不持股，他的权威从哪儿来？纯粹来自“他比你懂，比你能，比你讲究”。这是市井社会自发供养出来的行家，是口碑授予的一种软权力——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真本事上。

最神的一笔，是他筷子头刚碰到鱼肚子，手忽然停住，跟着手往桌上“咔嚓”一撂：“你们望帆楼烧鱼用死鱼？”事后连后厨厨子都想不通：“这鱼已经烧熟了，他怎么用筷子头一碰就知道是死的？”这是近乎传奇的“奇”。可你看冯骥才怎么写奇——他笔笔落在实处：死鱼是昨夜盆里剩的两条，厨子没舍得扔，混在一锅熬了，前因后果交代得一清二楚。奇从实出，凌空的传奇反而站不住，这是白描的功夫。

而望帆楼老板翟老六也不是陪衬。他是舟山人，自小居津，深谙天津人情，席间亲自下厨做一盘清蒸鳓鱼，一番话里藏着三层机锋：用活鱼顶了死鱼的罪、卖弄一通鳓鱼的学问、再拿舟山菜压一压天津人的傲气。所以这故事骨子里其实是两场较量：明面上是老板与挑刺的吃客，暗地里是天津与舟山两套地方性饮食知识的交锋。

收尾最见功力。吕三吃自始至终“面无表情，不动声色”，临走只丢下一句“各有各的味道，都好”，偏偏不肯说一个“好”字夸鱼。真正的回答挂在窗框上——一条鳓鱼的鱼骨插成的小鸟，“白晃晃，轻飘飘，像一只纸折的小鸟”，“风一吹，鸟似飞”。舟山人吃完鳓鱼能用整副鱼骨插鸟，连翟老六都不会。吕三爷不置一词，用一件“余技”把胜负说完了。这正应了他序里的话：深层的东西不能直说，“要藏在一个人物的命运或故事的过程里，叫读者一点点去悟”。高手过招，留白即是态度。

《俗世奇人（伍）》不是一部会惊动文学史的大书，二十八元的定价、二十二篇短故事，拿在手里轻得很。可它做了一件当下文学常常忽略的事：把目光从精英与中心挪开，落到灶台、码头、街头那些“活在你我身边的凡人”身上，并且郑重其事地承认——他们身上有光。市井不熄，奇人不止，这大约就是一位年逾八旬的作家，能说给俗世听的，最沉的一句情话。（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