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晚上八点半左右，毕飞宇健身后回家，在南京大学的地下隧道里看见一个画面：一位年纪比他还大的老头席地而坐，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围在身边，男孩伸出手，老头低头看相。

“男生和女生，我猜都是南京大学的。六个人组成了一个画面。”第二天下午，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报告厅，毕飞宇把这段头天晚上的偶遇讲给满场听众。他说自己的脚当时已经停下来了，最终却转身走了——“我生怕被人看见后说，毕飞宇在南大隧道门口请人算命。”

“以我的性格和我的好奇心，我一定会蹲下去在那儿听。”他说，“我都没来得及去做一件事，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手机的时代，我提前就把自己的行为中断了。我自己也挺悲伤的。”

这是9月19日下午“我们时代的爱与孤独”分享会上的一幕。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毕飞宇，带着今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毕飞宇短篇小说集》回到校园。全书664页，按创作时间分为四辑，收录他1993年到2017年的全部短篇小说，从早期的《那个男孩是我》《驾纸飞机飞行》，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哺乳期的女人》，再到《地球上的王家庄》《怀念妹妹小青》《相爱的日子》《大雨如注》，一次收齐。

说起这本书的由来，毕飞宇没放过自嘲。他说译林出版社有位“倔强”的编辑为了索稿，席间紧紧攥着他的手不放，把他两只手都抓破了；第二次见面，对方扑过来，他连忙说：“你站那儿别动，我把书给你还不成吗？”后来编辑告诉他，社里正按世界经典作家的款式出短篇小说集，“跟那些世界著名的短篇大师放在一块”，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在他看来，作品本没有新旧：“只要它有生命力，它还活着，几十年以后还能出版；如果作品很烂，没两年就没人提了，你再新也没用。你把作品写到一定地步，任何时候出都是行的；力量不够，哪怕是新书，它也是一本旧书。”

“我才40岁，我怕你啥？”

对谈从这本书开始，却很快滑向了台下年轻人的处境。

董子琪把一个问题递给他：如今年轻人常把“无意义”“躺平”挂在嘴边，不知道为什么要反抗，人际关系也显得冷漠，这中间是否有代际差异？

毕飞宇没有顺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往下说，他先把“无意义”三个字拆开：“不存在没有意义的生活，这是生活自身。可是当生活来到某一个阶段，一群人拒绝承认意义了，那就是无意义——并不是真的无意义，而是因为某种压力，他没有多余的精力、没有多余的好奇心再去寻求意义，他规避了这个问题。”毕飞宇说，讨论“有无意义”并不重要，“你是规避了意义，还是寻找了意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他记得自己大学毕业时的底气：“我只要健康允许，我就一定有未来。”1987年他决定写小说，稿子一篇篇写出来，一篇篇被退回来。“我从来没绝望过。我只要有身体在，那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只要手上有一支笔，笔不停下来，我看你退我的稿子，你能退到哪一天？”

他特意把这份底气从“自信”里摘出来：“这和我的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时代的福利。”

也正因此，他不敢把“往前冲”三个字轻易送给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我内心特别热情洋溢地去鼓励他，换来的很可能是一大耳光。他觉得你在瞎说，你根本不了解这个时代、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你就以为年纪比我们大、头发比我们白、皱纹比我们深，就拥有了发现真理的能力？”“隔代如隔山，我们之间已经隔了几重山了，怎么敢瞎说？一把年纪不懂装懂，是糟糕的。”

这种回避甚至发生在他和儿子之间。“我跟我儿子几乎不讨论未来，他不告诉我，我不问。我们在一块就是聊聊天，喝个小酒，到健身房听听钢铁的声音，在酒吧里聊聊酒的品牌和口味，在咖啡馆里谈谈咖啡豆。”他说，回避的那一方其实是自己，“我内心很着急，对他的现在和未来十分好奇，恨不得手上拿个鞭子让他老老实实交代——我一次都没做。我对我如此亲爱的儿子，这些话都在回避，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说？”

“没有人愿意被他人塑造”

理解毕飞宇的小说，“权力”是他自己递过来的一把钥匙。

董子琪提到，短篇小说《写字》里，一个男孩在父亲的逼迫下学写字，但同时又从中尝到乐趣，这种纠结的父子关系是不是他一直关注的主题。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挺好，我父亲今年92岁。”毕飞宇先交代了一句，随后话锋一转，“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你可以理解为亲情、家庭伦理和爱，但它首先是一个权力关系。”父亲喂养孩子，也塑造孩子，“我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君子，还是培养成一匹狼？”而塑造的前提，是父亲天然的权力。

“父亲是个打猎的，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猎手，这不应该吗？父亲是个庄稼人，教儿子割麦子、种水稻，这不应该吗？”他连着反问，“我的问题是：真的是应该的吗？你真的有这个权力吗？”

他说，从写作早期开始，权力就始终是他“写作里的一个抓手”，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一切权力都可以借“父权”来代指。他注意到，如今年轻人用一个网络词概括那种令人不适的掌控——“爹味”。“这个味道其实就是掌控。把这个词讲出来的人是在告诉你：你的味道是你的味道，我得争取自己的味道。”

他打了个比方：“你是一棵苦楝树，可以永远散发苦楝树的味道；我是一棵桂花树，你不要用苦楝树的味道来熏陶我。你长你的，我长我的。”“没有人愿意被他人塑造，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

《写字》里的场景因此有了象征意味：父亲先用红笔在纸上写下楷书的“楷”，也是楷模的“楷”，孩子提笔临摹。“临摹是字吗？临摹不仅仅是字。从临摹笔迹开始，最后把你临摹成另外一个他。”

“高度能不能建构人类的生活？”

新世纪前后，毕飞宇笔下的重心从历史反思移向了新的担忧。短篇小说《生活在天上》里，孝顺的儿子把慈爱的母亲蚕婆婆接进城里的高楼。

“我是乡村出身的人，一直生活在地球表面，通俗地说，我生活在平房上。随着城市化和建筑科技发展，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了一座很高的楼上，推开窗户往下看，两条腿都是抖的。”他说，恐高本身没那么可怕，真正的问题是，他一边恐高一边意识到，“我未来的人生要生活在这儿”，“很多人都要那样生活，但这样的生活会不会给人带来变化？高度能不能建构人类的生活？我不知道”。他给这批作品的意图取了个名字：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我的生活从海拔零度开始，一下子改变了，它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不好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它给我内心带来的冲击。”

他还用“维度”区分两代人的成长：“我们这代人不是读书长大的，也不是看手机长大的，是在物理空间里长大的，是三维的。”而他的孩子那代人，一有空就往沙发上一躺，看电视、看动漫，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二维的。“三维里走出来的人，浪漫精神少一些，但有极强的现实感；二维里成长起来的人，精神更灵动、智商更卓越，可现实感确实没那么强。”“到了现在可能更可怕了，二维可能都没有了，完全面对手机了。”

他说自己“非常渴望今天的年轻人来看我的小说”：“这是一个在不同维度里经历过的人，我们企图相互去了解，我也特别渴望了解你们。”

“美学化过程对小说家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这本集子里的许多篇目并不给人暖意：被变化抛在身后的村庄和人，理想一次次幻灭的农村青年，因生存压力只能相爱、无法相守的城市打工人。毕飞宇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执意写残酷。

“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下，无论生活的基本形态发生多大变化，幸福一定是生活的一部分，残酷也一定是生活的一部分。”他提起倪萍主持的那档央视寻人节目，说自己一次候车时偶遇该节目组的李平，两人只有半小时的短暂相见。毕飞宇告诉对方，自己每次看节目都觉得心里不能承受，又忍不住想看：“无论生活多么美好，我每次看到这个节目就知道，悲伤与残酷其实离我们都很近，只不过我们没看到而已。”他复述节目里的故事：一个一岁半、还不认识人的孩子，被命运从母亲身边拽走；32年后回来，他已是33岁的男人，和母亲面对面，却永远无法相认。“生活里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

“无论面对多么残酷的时代，希望总是有的。”在毕飞宇看来，命运和生活的残酷是一定的，而作家的心灵“首先一定是脆弱的”：“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是不会去写小说的。一定是对个人和种群带着巨大同情、热爱及至于怜悯的人，最后走上了文学之路。”

毕飞宇有个流传很广的比方：“作家是爱哭的那一类人，脱口秀演员是爱笑的那一类人。”但他跟踪脱口秀几年，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些笑话讲得最高级、最让人开怀大笑的演员，“生命里眼泪特别多”。去年到澳门给青年作家做培训，毕飞宇遇到一个神情冷郁、一看就很抑郁的脱口秀演员，于是他上前说“我最喜欢听你们讲笑话了”，对方没给他面子：“毕老师你错了，我们从不讲笑话，脱口秀是一种思维的方式。”毕飞宇说，他在旁边听了，“不知道该怎么接，但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

至于小说里那些畸形、不堪的岁月，他拒绝诗意化。主持人说起他童年书写中的诗意和美好，他直接否定：“那些诗意和美好是假的。尤其是诗意，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修辞。”他强调自己做的是“美学化”，不是“美化”：“哪怕你是批判的、憎恶的，那些生活和记忆最后要变成小说、成为读物，你必须完成这个过程。美学化过程对小说家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我不相信金句”

在很多读者印象里，长篇小说是大部头、难写，短篇小说则像是随手为之。毕飞宇把这个印象整个翻了过来：“当然是短篇小说的门槛高，毫无疑问。它的技术性更高。”

他用运动作比：足球像长篇小说，正经练上一年，把传球接球练得像样些，就能踢得有模有样；乒乓球像短篇小说，“太小的东西，对手上、对眼睛刹那间的分析判断要求极高，没有五六年根本打不起来”。“越大的东西越简单，越小的东西越复杂。”他还提醒，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不是个子高矮的区别，“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体裁”——他写短篇小说通常七八千字，过了两万字，就成了中篇小说。

2005年，写完历时三年七个月的长篇小说《平原》，他回头写短篇小说，写了个开头一看，一万五千字出去了，“感觉还没发力”，只好整篇删掉。“这个故事我讲给迟子建听，把她笑死了。”直到2023年写完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再写短篇小说，他才重新找回手感，“几下就写完了，特别幸福”。

他也不信“金句”。尽管这本书的宣传语里摘满了他的句子——“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人和人就是这样，一旦认识了，就会不停地见面”——他在现场明确说：“我写作的时候没有金句追求，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我也不相信金句。一句能从小说里抽出来挂在墙上的句子，我是信不过的。”他相信的是“小说的系统，大系统和小系统”，并打了个比方：出版社送一套西服，扣子再漂亮，也得在这套西服里、在这个系统里漂亮，“那才是真漂亮；如果就是一个扣子漂亮，它是危险的”。他认可的最好状态是，找不到一句金句，“可每一句话都那么吸引你”。

被问到写作能不能教，毕飞宇的回答留了半截：“语言的魔力一定是天生的，这东西不可教”，可教的是“小说的ABC”；创意写作“既可教又不可教”，关键看“谁来教，你教的是谁”。对一位停笔十三年、去年重新提笔、累计写了二三十万字的江苏省作协会员，他给的建议近乎“冷水”：水变不成油，散文和小说之间没有神秘配方，“答案在你40万字到100万字之间，你接着往下写”。他记得早年一位江苏作家对他说过，“飞宇，等你写到80万字，你自己就明白了”，“我没到80万，写到50多万字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还拿健身打比方：没上过30公斤的杠铃，你不知道胳膊第二天为什么会疼。

对另一个苦恼于“总把负面题材写得深情”、分不清美化与美学化的年轻写作者，他先猜中对方发表得很少，然后说：“你的问题跟写作无关，跟发表的愿望有关。”他把怀着发表愿望写作比作网恋见面，一味揣摩、配合对方想象的样子，“你总有做不下去的那一天”。“小说家最要紧的事情是做自己。你要想真的能发表作品，做自己可能是最稳妥的。人家接受了你，我恭喜你；不接受你，我更恭喜你。”他补充，自己1998年起在江苏省作协的文学刊物做了15年编辑。

对谈快结束时，董子琪问他：“你写残酷、写不幸福，那写作这件事本身幸福吗？”

62岁的毕飞宇说，自己到了一般人职业生涯已经结束的年纪，要给一个“极为简单也极为高级”的回答。“生活里有的，写作都有。”他说，“虽然你坐在书房里，面对的仅仅是语言，一切生离死别、喜怒哀乐都在你脑瓜里。”在别人看来那是虚构，“对我来讲，所有的虚构都不叫虚构，它是我的现实”。

活动结束后，因为校园场地规定，报告厅内不安排签售，毕飞宇笑着叮嘱台下：“不要骂我，尤其不要到网上骂我。”

而前一天晚上隧道里那个他最终没有蹲下去的算命摊，他在台上给出了小说家版本的区分：算命的人通过神秘的运算寻找一个人未来的未知，小说家不干这件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的已然和此在”，回望他的原生家庭、神经类型、区域文化、时代特征，看这一切如何构成了眼前这个人。“如果把小说家看成算命先生，我们也只对前半截负责任。”

他终究没忍住那份好奇。最终，他把那个画面、那个疑问，连同自己的“不敢”，一起摊在了五个年轻人的同辈人面前。（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