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南京凤凰国际书城五楼多功能厅，读者提问换成了一种安静的方式：问题写在纸条上，由工作人员一张张递到台上去。

周梅森坐在那里，耳朵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我是一个聋子。”他说得很平静，“现在一点都听不到，任何声音都听不到。”

这里是“世界文都·乐见鼓楼”主题活动第二十二期——周梅森《天凉好个秋》新书读者见面会的现场。这位写出《人民的名义》的作家，这一两年基本谢绝了读者见面活动，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植入人工耳蜗，“要开刀，对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来说犯不着了，就让自己安静一些”。

他几乎是把这场活动当成了告别。上一次在同一家书城露面，还是小说《人民的财产》改编剧《突围》播出时的宣发，一晃几年过去。“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读者的见面活动。”周梅森说，“希望我带来的这本书，不辜负读者，不负大家的厚望。”

让他破例的，是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陈涛，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京凤凰国际书城总经理古占先，鼓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刚，鼓楼区图书馆副书记、副馆长、鼓楼区作家协会秘书长徐丽，阅文集团数字出版中心高级商务经理王雨潇，作家出版社发行部主任娄庆吉等出席。

三十年的交情，和一部“不像周梅森”的新作

陈涛是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他在致辞里翻起旧账：作家出版社创设于1953年，到今年整整73年，而社里和周梅森的交情已经有30多年，“这种信任和默契，早已超越了普通作家跟出版社的关系”，周梅森不仅是珍贵的作家朋友，“甚至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亲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作家出版社就推出了周梅森的《中国制造》《至高利益》，作品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周梅森也由此得到一个称号——“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陈涛还转述了周梅森的一句话：当年他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政治小说”而不是“反腐小说”，正是受作家出版社的影响。

一些数字陈涛记得很清楚：《人民的名义》是2017年的电视剧，“一晃快10年了”，书卖得最火的时候一天能销十多万册，到今天累计已有200多万册；2021年的《人民的财产》后来改编成影视剧《突围》，2022年又推出《大博弈》。

但这一次，熟悉周梅森的读者要换一副眼光了。“他以前的作品写公共治理、写反腐，这部作品把视角放在了民营经济领域，可以看作周老师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尝试。”陈涛说，读完书稿他觉得，周梅森“是真的会写、敢写，也能写”。他给这部书的判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行业力作，也是一曲时代洪流当中个体命运的咏叹之歌”，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入口”。在他看来，文学人不仅要为民营企业家“立照、立传、存照”，也要“发出文学对时代的警醒”，“扎根时代现实、书写人间烟火的作品，永远都是有力量的”。

商海里呛过水的人，才写得出来

周梅森能写民营经济，靠的不是下去采风，而是自己就在水里泡过。

“我像巴尔扎克一样，总是想发财；有一个阶段也很想从政。”周梅森自曝，当年一位领导和他交心，撂下一句话：“像你这种性格，不适合从政。”周梅森表示：“后来我回忆一下，讲得有道理。”

后来，周梅森“下海经过商，搞过房地产、炒过股票，还到地方政府挂职”。1992年，周梅森作为作家到江苏省徐州市政府挂职当副秘书长。2005年赶上股改，周梅森站到了风口浪尖，他以个人之力否决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媒体都来采访他。一时间，周梅森成了风云人物，被提名为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人物，结果“那一场风浪也让我亏损了几百万”，股改之后同样没赚到钱。最险的一次发生在年近六十，他在经济领域的潮起潮落中几乎倾家荡产，养老钱几乎赔了个精光。他开玩笑说，经济潮流里总有一道坎在等你，“你不在这里上当，就在那里上当”。

绕了一大圈，收留他的还是老本行。“只有一个东西从不亏待我，没有失败过，那就是文学。”周梅森说，“文学给了我今天的一切，包括经济上的收获。一旦经济失败了，没办法了，就又回来写小说，回到老老实实干活的老本行。”

周梅森坦言：“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人生经历，恐怕写不出涉及社会体制等重大命题的现实题材。虽然我的社会身份比较庞杂，但无论在什么岗位，我都全身心拥抱生活、参与生活，对我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有真实的认知，作品里的很多故事都有我自己生活的痕迹。”

这部书里，“真正的坏人几乎一个没有”

《天凉好个秋》是周梅森“跳出熟悉的反腐叙事赛道，以近十年亲身经历为底色”写下的。小说把舞台放在汉州——一座虚构却极具真实质感的工业城市，采用多声部叙事，通过作家齐水长、钢铁大王刘中强、胜利集团老板袁胜利、餐饮大王邓可人等十余位核心人物的视角轮转，立体呈现企业家在时代浪潮里的起伏。

小说一开篇就是死亡：钢铁大王刘中强从袁胜利的胜利大厦纵身跳下，他一死，汉州各银行十多亿元贷款成了烂账，三亿多元社会融资——用小说里的通俗说法就是高利贷——烟消云散，六千多万元欠税“只能找阎王爷去讨了”。跳楼之前，他被讨债公司关进高、宽不过半米的“狗笼”，像待取肥肝的法国鹅一样，每天两次被强行灌下又腥又臭的“生命营养液”。

餐饮大王邓可人只有小学文化，十三岁起在街边摆摊卖汤圆，卖出一个全省连锁的餐饮王国，最终因诈骗入狱。入狱前她含着泪对刘中强说：“我现在真怀念当年在沧海路街头卖汤圆的日子。”刘中强自己也后悔：“如果能重新选择，我宁愿还是当年汉州钢铁厂三分厂的那位炉前工。”

但周梅森反复强调，这部书里他“无法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真正的坏人，我细想一想，几乎一个没有，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说，一些房产商“现在都垮了，全都垮掉了”，而下岗工人“都是我的亲人、朋友”；村里的企业家一个个被逼到那个份上，“也不是个人品质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在骗人，“我也在那拼命地讨债”。银行同样有银行的逻辑：“企业搞到这个样子，马上要垮台了，我明明已经看到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再给你贷款？抽贷也好、断贷也好，都是有情可原的。”官员也不例外：“没有哪一个人，愿意看到自己主政的这座城市一波接一波地企业倒闭。”

在他的叙述里，每个人都在做当下最合理的选择，这些选择叠在一起，却把所有人一步步推向崩溃。“时代的红利吃完了，每一个人又面临着新的选择。”他说，自己构思这部作品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用中立的立场，把大家的苦处都想清楚”，也想看一看，袁胜利这帮企业家的坚守，到最后“是不是能换回一个春天”。

读者递上来的第一张纸条问的是书名：辛弃疾《丑奴儿》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写到“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个“凉”，指的是市场的寒意、人性的寒凉，还是年近七十后的平静？

“这三味都有。”周梅森答，“一个季节过去了，秋天来了，冬天已经在侵袭我们健康的机体，大家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季节。”在他看来，小说中汉州的企业垮掉，“既不是袁胜利这帮企业家的责任，也不是当地主政官员们的责任，也不是银行的责任”，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如果还用过去的老观点来看这些人、这些事，我觉得都过时了”。

他也拒绝替时代下结论：“我没有做结论，文学也不承担为任何社会问题作结论的责任。作家把看到的、感觉到的东西写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感受，我觉得就够了。”他透露，这个时代的故事还没有完，他原则上还准备接着写，下一部写的就是“春去春又来”；只是“如果下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个春天肯定不是袁胜利他们的了”，“一个时代的红利，就这样结束了”。

绕不开的《人民的名义》

笔虽然转向了民营经济，现场的问题还是绕回反腐。

“大家都说我是‘反腐作家’，其实我也不是‘反腐作家’。”话虽如此，周梅森先给这些年的反腐“摆功”。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参加工作，到南京的第一个岗位是《青春》杂志社编辑，“那时候确实很清贫，但是很清明”：开笔会想招待作家吃顿好的、加两个菜，得千方百计“抠床腿”——报25个人的会多出5张床位，5张床位的钱抠出来给大家加餐。

后来他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可以代表市政府，每天要跑三四个地方吃饭，酒喝完回到宿舍还得泡方便面，“因为你没吃什么东西，痛苦不堪”。在那个年头，出现了吃喝腐败。“现在你看一看，这种现象还有吗？谁还敢公款吃喝？谁还敢公费旅游？谁还敢公车私用？”他说，退休前几年每次派车，公务车上都刷了非常醒目的标志，“这些问题现在全部解决了。刚开始我根本不相信——这几乎是涉及我们每个干部的问题，我认为根本解决不了，事实证明解决掉了”。

对于有读者“很多贪官的异常犯罪行为是否由心理疾病、人格扭曲驱动”的提问，他摆了摆手：“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心理专科的问题。”他说，真正由精神疾病引发的犯罪属于病理问题，不在自己考虑范围之内；他关注的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那种贪腐现象”，“我不关注他的心态是否扭曲、是否有心理疾病，那不是我的事情”。

“我这个岁数，说实在的，再写下去已经很艰难了。”年过七旬的周梅森说，自己原则上还想把这个时代的故事写下去，但要不要动笔，得看读者和市场接不接受。“我跟作家出版社社长说了，如果《天凉好个秋》这本能发个几十万、一百万册，那么我再写；如果反响不好，市场不需要它，我就不干了，就不做了。”

活动最后是大合影。周梅森走下讲台，站到读者区中间，现场读者按指引把手中的书举起来。摄影师喊“三、二、一”，满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喊出了书名——

“天凉，好个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殷华 校对：王欣 审核：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