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苏来北京的高铁上，叶兆言“小人得志”了一把。

前排座椅的小桌板居然是两块——上面放电脑，下面拉出来还能放鼠标。“老天爷对我这么好。”一个写了46年、出了千万字作品的作家，快乐来得如此具体。

9月6日，建投书局·北京国贸店，叶兆言带着两部新书《岭南十三讲》《一叶知百年》，和《读库生鲜》主编东东枪、播客《文化有限》主播张超坐在一起。聊的题目叫“创作，是一场无限游戏”。题目是出版社编辑起的，援引自一种说法：有限游戏为了赢，无限游戏为了让游戏继续。但三个人坐在台上，最常说的词不是“创造”“表达”这类大词，而是“喜欢”“习惯”，以及——“病”。

写小说最重要的能力是“无中生有”

东东枪先抛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他做过很多年广告文案，“永远是别人拿一个现成的题目，你来把它写好”。等到终于想写点自己的东西，他发现“不知道写什么”，自己的生活和过往的感受“乏善可陈，非常苍白”。

这大概是每一个动过写作念头的人都经历过的时刻：提笔四顾，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值得一写。叶兆言的回答干脆得有些粗暴：“谁都没有生活。”

从1980年发表小说至今，叶兆言以多栖而持续的写作、千万字的作品实绩，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文坛常青树”。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两部对他而言意义非常的作品同时出版：《岭南十三讲》与《一叶知百年》。其中，《岭南十三讲》是叶兆言首部且迄今唯一文学讲稿。在香港岭南大学担任驻校作家期间，他为写作课准备讲义，并将半生经验，分享给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一叶知百年》则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以一百年一百位人物的人生故事，串联起晚清至近代“战争与和平”式的长卷。

在叶兆言看来，写小说最重要的能力是“无中生有”，是“会吹牛”。“50后”作家常被说成靠丰富的生活经历写作，他不认同：“是因为他写出来了，然后他放大了他的生活，甚至放大了根本不存在的生活。”

这个观点他在香港岭南大学驻校期间就实践过。创意写作课的第一篇作业，他让学生写一封情书。理由说出来不太像文学教授：“情书比较好办，比较好写一点，瞎掰也可以。”他觉得写小说的人得会虚构，“你连情书都不会写，写小说确实比较难”。

结果交上来的作业让他失望。他后来想，或许改成让学生骂人效果会好一点，“因为骂人比较容易”。

这个小插曲背后是他更尖锐的判断：“现在大家都不太愿意付出，都是愿意得到，希望能收到情书，而不太愿意写情书。”没有爱，不会付出爱——他顿了顿——“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很好的小说题材。”他把“真情实感”这个写作课上的高频词轻轻拨开，“很多时候，这也是有点蒙人的。”

文学不会消亡

东东枪现在做编辑，他观察到一个让他遗憾的现象：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再选择文学作为载体。他在网站上看到一个长视频，视频作者非常有才华，“他为什么不写篇文章投给我们？”联系过去，对方回答得很明确：没有时间，也不爱写。“写文章不再是一个有性价比的事情了。”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叶兆言的态度是“没办法”，“时代是变化的”。他举了古诗的例子：进入民国以后，会写旧体诗的人慢慢就退场了。“到一定的时候，它或许就该淘汰了。”

相对数字时代而言，“文字时代要结束，它不是没可能的。”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有关但又无能为力的事。“我比较幸运。”

但叶兆言不认为文学就此消亡。“文学死不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就像爱情，这个是死不了的，它会存在的。”他甚至对短视频抱有某种开放态度。东东枪提到“内容变现”，年轻人创作首先想到如何挣钱。叶兆言把话题拉回媒介本身：如果短视频升级到高端的位置，“它对社会的推动是非常大的”。街头发生的一件不合理的事，一个短视频发出来的效果，“文字绝对达不到”。

暗无天日的挖洞人

写作46年，叶兆言对写作日常的描述毫不浪漫。

他用了一个让在场读者哄笑的比喻：写作有时候像“憋着一泡屎想拉掉，拉掉以后就特别痛快”。话说出口他自己也觉得“这个例子非常不好”，但忍不住反复讲。

长篇写作则是另一种状态。“你写一个长篇小说，不是说明天就可以写完的。你今天写得再好，你明天还得写，后天还得写。”他用《肖申克的救赎》打比方：作家就像在牢狱里挖洞，“每天得一锹一锹泥在那掏，这个才是真正的写作”。

“一部长篇，暗无天日。”他重复了一遍。

那为什么还要写？答案绕回了“喜欢”。他坦言自己参加活动“都是敷衍”，真心话。但写作则不是。

他把写作和抽烟类比：“有什么用？没什么用，还伤害身体。其实写作对人的身体也是非常有伤害的。”他每天散步、游泳，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写作带来的大脑疲劳需要这些枯燥的运动去对抗。“我做人做到了无趣。”

但就是这样一个“无趣”的人，说“我就是喜欢写作”。

他也谈读者。有人问他在不在意读者反馈和同行评议，他说“不在意肯定是假的”，但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现代写作已经不是开导别人的年代了。“这个时代人是不需要开导的，人要自己去悟。”作家和读者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不是语文老师在那上课”。

他说写作者真正的痛苦不是被批评，而是被无视。“你努力写了，你写得很认真了，根本没有人看，根本没有人关心你。你就像一个很孤独的孩子在往河里扔石头，你以为你听到声音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显得非常平静。对于热爱写作的人，你们要习惯于忍受这种安静。”

“没有目标”的人

活动快结束时，一位读者问了一个看似离题的问题：关于目标感。她坦言自己“活得非常没有目标感”，失业就失业，维持低物欲，也挺快乐，但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在哪。

台上三个人的回答出奇一致：“我们也没有目标感。”

张超先坦白。她学新闻出身，做过公关、广告、电视栏目，现在做播客，“从来没有给自己做过任何规划”。每一次转行都是因为朋友——“有一个我相熟的人说你来干这个，然后我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行是什么。”在外人看来她每一步都踩在风口上，“在我自己的视角里边，我知道我就是瞎弄。”

她给的建议是：目标不是规划出来的，“你得多走多看，有一天可能突然碰到”。她拿找对象打比方：“你天天想找自己喜欢的人，你可能也碰不着。你能干的事情是多出门，去10个派对，增加遇见的机会。”

东东枪说自己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我主动争取来的”。他十几岁时看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面有句话记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后来给自己的答案是：既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就当一个看风景的人就得了”。“每天做一顿好吃的饭，每天跟一些有趣的朋友聊天，我就觉得我这一天没有虚度。”

叶兆言的回答带着一代人的印记。他说自己那代人“很难会聊起目标，更多的是聊运气”。但他最后给了一个说法，恰好绕回了活动主题。他说自己写小说通常知道结尾是什么，“比如我要去北京”，写作的乐趣在于“怎么去北京”——可以坐火车，可以坐飞机，“我倒着走也能走到北京。”

“人生不在于你的目标，而在于你怎么去。”他说。

有限游戏为了赢，无限游戏为了继续。三个“没有目标感”的人，用各自的方式把这场游戏玩了下去——叶兆言写了46年，东东枪从广告跨界到出版，张超把一档读书播客做到了三百多期。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赢”而开始的。

活动结束，读者排队签售。叶兆言坐在桌前，一本一本地签。刚才在台上说“参加活动都是敷衍”的人，此刻低着头，笔没有停。（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