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三个月，刘磊还是睡不着。没有了直升机的轰鸣，没有了枪炮的伴奏，在中国静谧的夜空下，他反而辗转反侧。直到有一天夜里醒来，看见妻女幸福地躺在枕边，他才蓦然发现——“活着，真好！”

这四个字出现在《伊拉克，在死神脚下揾钱》的后记里，轻得像一声叹息，又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揣着三千五百美元奔赴战地淘金的人，一年半后赚回了三百零八万元人民币。但他在书的最后，最想说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活着”。这个反差本身，就是这本书最好的注脚。

2026年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这本由刘磊、帅学军口述，胡坚记录的纪实作品。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此前已引爆暑期档，但书比电影更生猛、更荒诞，也更朴素。

出走：不是传奇，是被平庸逼到墙角

电影里跨越国界的善意，也有现实原型：不要工资的外国志愿者、愿意掩护普通人的美军士兵、心地善良的本地老人、走投无路被收留的务工同胞。本书完整记录了刘磊开荒、小帅接力长期守业全过程，从亏损到日入数千美金，再到爆炸后生意腰斩，完整展现乱世经商的起落。海外华人独有的生存韧性贯穿全书，和电影内核完美呼应：只要一口铁锅，中国人在哪都能谋生。

当然，如果只看内容简介，你多半会以为这是一个“中国小伙勇闯中东”的冒险故事。但翻开序言，刘磊讲得很坦白：他不是英雄，他是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三十岁男人。

“十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一直没能走出小小的生活圈子，生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三十岁生日，女儿快两岁了，十万年薪高不成低不就，“最后拿到手的工资永远追不上房价暴涨的步伐”。他看着女儿睡着的小脸，想起自己曾许诺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她——“我将来能做到吗？”

这个问题，大概每个三十岁的人都在深夜里问过自己。大多数人问完就翻个身继续睡了，刘磊没有。他把目光投向了电视里正在被战争威胁的伊拉克，逻辑很实在：大量驻军和当地资源，“就成为我创业的基础保障”。他还发明了一套“时差理论”——“我错过了北京时间的7点，但是我可以去其他的国家，在那里等待7点钟的到来。”

这话听起来有点诗意，但底色是焦虑。刘磊从小佩服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激励着他。但班超情结是浪漫化的自我叙事，真正驱动他的，是对平庸的恐惧和对女儿的责任。他的诚实在于，从不美化动机：就是去揾钱，就是不甘心。连找搭档都带着“算计”：“当时，我找搭档还有一个比较悲壮的考虑闷在心里——伊拉克安全情况不明，如果被哪颗流弹击中，异国他乡没人送医院可就不好了。万一牺牲了，也得有个人往家里报信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素盘算，而恰恰是这种盘算，比任何英雄主义宣言都更真实。

很多人把这本书读成“战地传奇”，但序言恰恰告诉你，这不是英雄出发，是一个普通人的纵身一跃。正因为起点平庸，后来的一切才更有分量。

书名值得多说两句。“揾钱”是粤语，也是南方方言里一个带着体温的词，它不是“淘金”，不是“创业”，更不是“建功立业”。“揾”的意思是找、挣，带着一种低头弯腰、在缝隙里扒拉的姿态。“在死神脚下揾钱”——把最宏大的战争背景压缩到最卑微的生存动作上，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战火中的日常：一口铁锅的哲学

“2003年7月12日中午，美军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十天，我登上了中国香港到安曼的航班——我的目标，和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射出的无数导弹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巴格达。”到了巴格达，刘磊很快发现，豪情万丈的“大生意”做不了，除了开餐馆，“我们似乎别无选择”。书里引用了一句话：“只要有一个铁锅和铲子，中国人就能创业。”他最初觉得这话刻薄，到了巴格达才发现，这就是他的真实处境。

2003年8月，战后第一家中餐厅“中国龙”在安德鲁斯公寓开张。就这么一口铁锅，后来在美英联军总部所在的绿区成了刚需。

战地经商的日常，被一连串具体到近乎残酷的数字记录下来：白天六十三摄氏度高温，夜里四十摄氏度依旧燥热，只能泡浴缸降温；租住六美元一晚的房间，全天断电；爆炸几乎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发生，每次爆炸后人员疏散，日营业额从一百五十美元锐减到五十美元，最惨的时候“连续有两天，1块钱的生意都没有”；有一次枪手就在身后五米的玻璃门外趴着，“美元没挣着，到头来倒被枪手打了，死不瞑目”。

所有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在这些数字面前都失效了。战争不是新闻画面，是“今天有没有人来吃饭”。而最荒诞也最坚韧的地方在于——哪怕明天可能被炸死，今天还是要洗菜、切肉、颠勺。“做饭”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死亡最日常的否定。你不能阻止爆炸，但你可以把饭做熟。

书里有一段写某国外新闻频道的老板来吃饭，点了五百多美元的菜，吃完一看账单就变脸，从九折赖到七折。这段写得很市井，但道出了一个真相：战争没有让人变高尚，它只是把生存的算计逼到了更直白的地步。这本书的写法本身也是“做饭式”的——不升华，不抒情，一笔一笔地记账。这种近乎琐碎的写实，恰恰最有力量。

善意的具体形态

如果这本书只有残酷和算计，那它就只是一本“战地求生手册”。但它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些在残酷中冒出来的、具体而微的善意。

最动人的一段，是底格里斯河畔的钓鱼老人。老人五十多岁，四个儿子都不在了——两个死于两伊战争，一个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一个死于这场战争；妻子也病死了；他自己胸口和腿上留着弹伤，每天靠钓鱼来维持生计。刘磊跟他一起钓鱼，想给他钱，他不要；临走，老人把自己一天唯一钓到的一条大鱼塞给刘磊，说：“这就算伊拉克人送给中国人的礼物，你不要推辞。”

这个场景没有任何渲染。就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老人，把一条鱼塞进一个外国人手里。刘磊写他“一步一瘸地消失在夕阳下的芦苇丛中”，此后再没见过。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失去的地方，给予反而成了最自然的事。老人不是“苦难的符号”，他就是一个失去了一切但还在钓鱼的人。他的善意不需要理由，甚至不需要被感谢——它就是发生了。

还有美军士兵汉斯。这个三十多岁的大头兵“拎着枪就像拎个锄头，没有一点杀气”。刘磊要去河边，汉斯拦不住，就站在坦克上用望远镜看着他，打手势说：“我用望远镜看着你，有问题就通知你，你听见枪声就快点撤退！”一个普通士兵的善意，不是命令，不是职责，是他个人的选择，只多为你看一眼。

还有来自日本的志愿者村岸由纪子，战争开始前就来到巴格达，护照和钱被抢了，滞留在当地。餐厅请她帮忙，“一分钱工资也不要，管吃管住就行”，月底发了三百美元，她“死活不要”。还有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四五个人合点一份炒菜，厨师看不下去，自作主张添了两倍的量。

这些善意都不宏大，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具体的好。“善意种在战火里，也能朴素生根”——它就是一条鱼、一次望远镜里的守望、一份不要工资的工作、一勺多添的炒饭。有影评人说，“真正的英雄，是在所有人拔刀时，选择继续做饭的人。”但书上的版本更朴素：不是“选择”，是“不得不”——你开了餐馆，就得做饭。正是这种“不得不”里的坚持，非常打动人。

归来：比出走更难的事

一年零一个月后，即2004年8月，刘磊离开巴格达。当初带出去的三千五百美元翻了数十倍，一年半整个团队赚回三百零八万元人民币。数字很光鲜，足以构成一个“淘金成功”的励志故事。

但后记里写的不是成功，是失眠。“到底有多少次是在沉睡中，被检查口的汽车炸弹惊醒，我已经忘记了。到底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黑鹰的轰鸣声中沉沉地睡去，也数不清了。”回国三个月，没有了这些声音，他反而睡不着。“在中国静谧的夜空下，我想起了我在伊拉克的兄弟朋友们，五个小时的时差下，他们是否仍在，是否快乐？”

当初出走时，刘磊是为了逃离平庸。归来的临行前，他反复看《肖申克的救赎》，念叨着“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但他最终没有飞向安迪的“阳光海岸”，而是回到了深圳的家。

这不是妥协，是更深的领悟。自由不是逃离，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回来。出走时他以为要的是财富和传奇，归来时发现最珍惜的，恰恰是出走前想逃离的东西——一个安静的夜晚，妻女躺在枕边，一块生日蛋糕。三百零八万和“活着，真好”并置，这本书的诚实就在这里：它不否定钱的意义，但让你看到钱的背后是什么。“揾钱”与“死神脚下”并存，谁也不取消谁，这才是生活的真相。

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文笔”。语言甚至有些粗糙，有些段子化，有些地方像在酒桌上吹牛——写外国记者赖账，写澡堂里被大汉搓背搓得“哇哇惨叫”，写餐馆服务员整天想傍富婆。这些段落带着市井的粗粝感，没有被打磨成“文学腔”。但正是这种粗糙，构成了它的力量。纪实文学最珍贵的品质不是修辞，是“在场”——我在那里，我看见了，我活下来了。胡坚的记录很好地保留了口述者的语气，那些不够“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真实的地方。

当所有宏大叙事退场，剩下的是什么？是一口铁锅，一碗炒饭，一条老人送的鱼，一个士兵用望远镜守望的背影，和一个归来者在深夜里的失眠。纪实文学的力量，不在于把普通人的故事“拔高”成传奇，而在于诚实地保留它的琐碎、算计、狼狈和偶尔的光亮。

刘磊和帅学军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两个不甘心的普通人。但在死神脚下，他们选择了继续做饭——这本身就是一种比英雄主义更持久的东西。因为英雄主义是瞬间的，而做饭是每天的。“活着，真好”这四个字，一个从战场回来的人说出来，和一个普通人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但这本书最终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活着，吃饭，和家人在一起，这些最平庸的事，就是最值得珍惜的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