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一个高中生在讲座结束后举起手。他说，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让大家周末出去走走，写一篇非虚构纪实散文。他写不出来。琢磨了很久，他找到了原因——“我对生活没有一种现实感。”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是一种不知道把这个事情应该说给谁听，好像又没有那么理直气壮的样子”。8月30日下午，在杭州的西湖文学院二楼多功能厅，刚刚凭借非虚构新作《要有光》斩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把这个故事带到了“西湖讲坛”第5讲的现场。讲题是“一米之光：我们的爱，我们的生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担任特邀主持。

“现实感”这三个字，让梁鸿“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个长到十六七岁的孩子，却说自己对生活没有现实感——这意味着什么？梁鸿的答案是：“他的生活是被悬空了的。他看似在生活，这种生活是被围起来的生活。”

一百年前的追问，今天仍然有效

梁鸿的演讲，从一篇写于一百年前的杂文开始。

来杭州的高铁上，她又翻出了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是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离现在有一百多年了。她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越觉得，鲁迅当年的追问放到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切中要害。

鲁迅在文章里说，中国的父母往往带有威权，“亲权极重”。我们总觉得做父母是给了孩子天大的恩赐，所以孩子必须听话。但鲁迅指出，从生物学角度讲，鸟喂养小鸟只是正常的生物行为。“如果当你在喂你孩子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今天为你，将来你要报恩，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了。”梁鸿把鲁迅的意思掰开了讲——在这里，鲁迅第一次提到了“爱”，也提到了“利益”。你要孩子报恩，你不是出于爱，你是有利益诉求的。

“所谓父母，你的孩子确实是因你而来，但是当他出生之后，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梁鸿说，这句话在今天仍然非常现代。她引用了鲁迅那段著名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很多人以为这话是面对什么宏大制度说的，其实不是——“他是面对家庭说的，面对父母说的。”

鲁迅还讲“爱己”。梁鸿特别提到了鲁迅逝世前夕写的一篇短文《这也是生活》。半夜醒来，看到房间微暗，杂志书册凌乱，鲁迅写下：“这行进中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下面还有一句常常被人忽略——“我存在着。”

“‘我存在着’就是‘我也在’，我感受到了我的‘在’。"梁鸿说，鲁迅是从自我开始的，你要首先爱你自己。“你只有‘爱己’，从个人出发，才知道什么样的爱是一个真正的爱，什么样的爱是一个可以良性循环的爱。”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觉醒的人”？梁鸿给出的答案，不是学历，不是地位，不是知识的堆砌。她讲了《要有光》里的一个人物。

父亲的“缺席”

李建设，留美博士，国家重要实验科研人员，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2点，从来不着家。没有不良嗜好，工资卡都在老婆文丽身上，唯一的享受就是工作。他的儿子李风突然不上学了。他的反应始终只有一句：“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他想不通——家庭条件很好，给儿子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妻子也爱家，自己兢兢业业，“为什么儿子会不上学？”

“哪怕他是一个博士，在这个角度，他是不觉醒的人。”梁鸿说得很直接。他不知道怎么做父亲，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好的呀，没啥事啊，怎么我的儿子就不理我了，就不上学了，就关门不出门了。”

他也不知道妻子为什么常年跟他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句：“你为什么不理我？”他觉得委屈——我人好，没有外遇，钱都给你，怎么花也不管，你为什么还要求这么多？

梁鸿讲了一个细节。那时候还没有网约车，文丽在超市买了两大包东西，突然刮起北京冬天刺骨的大风，根本打不到车。她给李建设打电话，让他打个车过来接一下。李建设说：“我这会儿正忙，你自己想办法吧。”

好多年后聊起这件事，李建设依然想不通为什么，甚至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文丽说我那会儿非常非常需要你，要知道北京那是刺骨的冬天，又打不到车，又没地方去，双手又拎得很沉，又是晚上。”梁鸿停顿了一下，“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两人认知的差异。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对爱的理解，对如何经营婚姻和家庭，其实也是茫然的。”

写《要有光》写到一半，梁鸿突然发现书里父亲的形象太少了。她在脑海里扒拉采访过的那些家庭和孩子，“发现确实父亲在场的很少很少”。“都是母亲在悲怆地呼喊，在苦恼、焦虑，跟孩子吵架，从表面看来都是女性的错，但是背后往往有一个缺席的父亲。”她赶紧声明：“我不是在控诉父亲或男性。”只是我们的文化样态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权威型家庭结构延续了这么多年，男性被赋予了更多外向的角色，在家庭这一块，“其实我们都是茫然的，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孩子出了问题之后，父亲的悲伤里还有一层“生气”——生妈妈的气，“都是你惯的”。“这句话是我在很多父亲眼睛里看到的。”梁鸿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反省，我做了什么。”

她的建议很朴素：把培育孩子纳入日常工作之内，重新分配时间。“哪怕我分配的份额从0到1/10，甚至到1/100，那也是一个划分。”父亲参与进来，母亲和孩子的二元关系就变成了三角，“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被围起来的生活

回到那个深圳高中生的“现实感”。

梁鸿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很苦恼同一件事：“我没有朋友，我很孤独。”在她看来，这是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共同的状态。

为什么交不到朋友？“学习太忙了，周六、周日通通都是补习班，周一至周五上课，上完课回来还有家庭作业，你没有时间交朋友。”她提到郑州一位师妹，把《要有光》送给了儿子所有的老师，因为老师一个周末布置了60张卷子。“60张卷子意味着什么？我们稍微算算时间……这个周六周日就这样过去了。”

另外，放学后，孩子被爸爸妈妈拉去上各种班，约好的小朋友等来等去等不到，“最后很失望得自己回来了，后来就没期待了”。

很多大人说这一代孩子“太脆弱了”“缺打”。梁鸿不以为然。“我们小时候挨打之后找小伙伴玩玩，你也挨打了，你可能挨打得更重。今天的孩子没有小伙伴了，你打完之后他没地方去，他把门一关，他不出来了。”

比没有朋友更让人不安的，是情感教育的彻底缺席。“爷爷奶奶去世，有的父母甚至不告诉孩子，因为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梁鸿的声音低下来，“假设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跟他有很深的牵连，童年时代照顾过他，你的爷爷奶奶去世不让他看一眼，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一方面希望孩子将来是有情感的人，知道怎么爱人，另一方面又把他和真实的生命过程隔离开来。“我们的树枝全没了，只剩下树干，孤零零地往上长。”

“我们有没有生命教育？我们有没有培养孩子去健康、乐观地面对大自然、拥抱大自然，那样一种素养，那样一种爱好？我们有没有让他体会到这种山川之美、生命之美？没有的。”梁鸿连问了几个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孩子八九岁就厌学了？”

她谈到了“热爱”。“一个人有热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哪怕他爱玩泥巴也是一种热爱，哪怕他去看看树叶也是一种热爱。”热爱是非功利的，它能冲淡实际生活的焦虑。“你越没有热爱，你对生存的焦虑越强。”因为你没有可替代的精神存在，只剩下对各种竞赛的无限恐惧。

“人类能够一代一代绵延下去，也是要靠热爱的。”梁鸿说，“我经常说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务虚没有那么可怕，他务虚一下，发发呆，打打游戏，找小伙伴玩一玩，多好啊！”

“优绩主义”的窄道

对谈环节，黄平把这些现象放到了一个更大的框架里。

“我们今天其实深深地陷入到了这种‘优绩主义’的牢笼之中。”这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说，从梁鸿20年前《梁庄》里梁庄的乡土凋敝，到《要有光》里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再到这两天引发热议的那位拥有几十亿美元却依然不幸福的男士，“看似八竿子打不着”，背后核心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优绩主义。

“当你有了几十亿美元，你依然不幸福。哪怕你是很大的明星，你依然不幸福。”黄平说，就像梁鸿讲座中讲到的，他是“空心人”，没有热爱，不能向内求，只能追求“我从85（岁）怎么能到90（岁），从90（岁）怎么能到100（岁）”，而这个数字是没有“止境”的。

梁鸿深表认同。“优绩主义确实是无穷无尽没有终点……你的生活是单向度的，你没有一个平衡的、横向的宽广的东西，你只有窄道。”她举了个例子：在单位当组长，上面还有其他的长，当了一把手后还有更大的职级，“永远是无穷无尽”。

“成功至上永远有成功。”梁鸿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我们为什么活着’。”

黄平的建议是找到“休止符”。“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要找到休止符，就是要跟这种越来越快的所谓‘加速时代’做一定的切割。”他提到了手机，提到了信息流的轰炸，提到了焦虑。“有时间，就在西湖边散散步，在楼下喝喝茶看看书，少玩手机，尤其少刷朋友圈。”

“干吗非要自己那么强大”

互动环节，一个年轻女孩的提问让现场安静了下来。

她介于应该成为母亲的年纪却还没有进入婚姻，已经过了孩子的年纪，是一个要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前段时间去医院，确诊了焦虑症。医生问她“你在焦虑什么”，她答不上来——只能追溯到二三十年前原生家庭里那些很小很小的事。她可以原谅父亲（典型的丧偶式育儿），可以原谅母亲的过度关注，“但是很可惜，我有个哥哥”，妈妈更爱哥哥。她能体谅每一个人，结果是自己开始内耗和焦虑。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在不断地往泳池里注水，但它始终有个缺口。”她问，“到底要到什么程度、要怎样的坚强，才可以抵御一切？”

梁鸿的回答出乎意料地温柔。“我有个小小的想法，我是觉得干吗非要自己那么强大，我可以软弱，也可以哭泣。”她说，承认自己的情绪也是一种强大，而不是把自己武装起来的那种强大。“如果你发现跟你母亲联系之后，你仍然会非常不舒服，那我尽可能减少跟她的联系。”在心理学上，这叫“隔离”。

她建议这个女孩找心理咨询师。“单单原谅他人不能够让你的心理焦虑缓解，那我觉得我们还得找专业的疗愈方法，这是光靠说是不行的。”但她也肯定了对方，“你今天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黄平补了一句：“当你勇敢讲出我有焦虑症的时候，姑娘你就已经战胜了你的焦虑症，非常棒。”

另一个年轻人问：找到高薪体面的理科工作，但兴趣在人文社科，要不要辞职去追寻热爱？

梁鸿的回答很实在。“如果你拥有一份体面且高薪的工作，千万别随随便便就辞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种机会。”她说，人生没有那么二元对立，工作是基本盘，业余时间照样可以从事热爱的人文社科。“我们只要有自己的想法、热爱，慢慢来。可能一生中都达不到某种高度，但我爱它，这就够了。”

一米之内，挪动一寸

整场活动，梁鸿反复提到一个词——“一米之光”。

这不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恰恰相反，它很小。“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米之光。我在一米之内能挪动一下，这个挪动也是有意义的，哪怕我们往前挪动一寸。”“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多做那么一寸、多做那么一丁点，我想这个社会就能往前迈一大步。”

“以深切同理之心描摹少年群像，探寻疗愈之路，体现现实关切与人文关怀。”这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对《要有光》的授奖辞。梁鸿说起写《要有光》的初衷。“我写这本书，哪怕有一个人读到了，受到震动，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回家对我儿子再琢磨琢磨’，那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了，我花了几年时光，它的意义也就达到了。”

活动快结束时，黄平问她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梁鸿的语气明显兴奋起来。她说要写一个老年女性，70多岁，不识字，非常乐观、幽默、勤劳，带领别人一起去劳动。“她身上的生命力让我特别振奋，我觉得她非常迷人。我跟踪她这么多年，我每年跟她一起劳动……她都把我给迷住了。我一定要写。”

从《梁庄》到《要有光》，从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到一个失去了“现实感”的少年，梁鸿的写作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在那些被忽略的、被围起来的、被悬空的生活里，找到一点点光。

“我们不要慌，慢慢来，只要我们有思考的能力。”这是她留给现场读者的一句话。（本文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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