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举行前的采访中，四川作家罗伟章谈到了自己成都家中的一张书桌。那张桌子他已经用了二十多年，桌上放着两帧装了镜框的照片，一帧是托尔斯泰，一帧是鲁迅。他还写道，自己常去鲁迅那里“为自己作精神体检”，“在每一次体检时，查出自己缺钙”，再“从他的文字里去补”。

8月28日晚，上海虹口，他站上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凭借中篇小说《屋檐》摘得中篇小说奖。《屋檐》单行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颁奖之际同步推出——在此之前，这部作品只栖身于文学杂志，这是它第一次以图书的模样面见读者。

这也是鲁迅文学奖第一次“走”到上海。自1996年创立、历经九届评选之后，这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奖项，回到了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生活、写作与战斗的城市。说是“回家”，并不为过。

炬火，在点燃它的城市亮起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以情景音诗画《炬火》开场。新文化运动的呐喊、“左联”成立的宣言在舞台上重新响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有一支笔写一份担当，从‘五四’到左联再到今天，无数写作者为人民书写的信念，这团燃烧至今的巨火从未熄灭。”

这团火的引信，本就埋在这座城市。“在上海、在虹口，在一百多年前，文学和时代、文学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感和力量，就已经形成了巨火的光芒。”现场的这段旁白，点出了今夜选址的深意——与其说是颁奖典礼移师上海，不如说是一次文学精神的“回乡”。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张二棍说自己是“抱着一颗朝圣的心，来到文学的殿堂”，在上海领奖“也是一次领略与领命”；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袁筱一感慨，能“在上海这座先生曾经工作与生活的城市，站到他为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投下的这束光下”，自觉无上荣光。

这份“同频共振”不是舞台修辞。颁奖当晚，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的救援仍在紧张进行，盛典临时加入了一段牵挂：向遇难者表达哀思，时刻关注抢险进程。“在多少个历史关头和重要时刻，作家总是用他们的笔来记录备忘、抒发深情、抚慰人心、凝聚力量。”百年前的传统与今夜的现场，就这样在同一块舞台上接通。

七个门类、35部作品，名单很长：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把授奖辞连读一遍会发现，反复出现的并不是“技巧”“先锋”这样的词，而是“人间”“大地”“劳动者”“良知”“生命”。这并非偶然。

“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诗歌奖揭晓时，舞台上站着一位58岁的外卖员。王计兵送外卖已经送了八年，“现在仍然是一名外卖员”；而在文学这条路上，他已经走了三十八年。“我用文字记录生活，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更加柔软。我用《低处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他们心怀光明。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低处”二字，几乎可以当作读懂本届获奖名单的一把钥匙。与王计兵一同登台的江非，念兹在兹的是“小时候随着家人一起去收种庄稼的田地”，“我写诗，是因为我热爱我所劳作过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是因为我热爱这属于人类的大地”。张二棍的获奖诗集叫《我愿埋首人间》，书名取自诗句“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在地质队看山看得多了，“你看山不说话，但它在那儿待了几亿年。你就不太好意思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他主张诗人做一面镜子，“退得越远，诗里能装下的东西反而越多”，要替“‘不能说话的’或习惯沉默的人们说话”。

报告文学里同样闻得到泥土的气味。报告文学奖得主季栋梁写《西海固笔记》，两年间进行四十余次采访，“没有惊动任何一级政府，没有一次被安排的采访”，坚持“从下往上写”，因为“写作最缺少的是细节、人物、话语的烟火气、土腥味，这些都是无法臆造和想象出来的”。梁鸿写困境中的少年，背着包一次次行走，“他们身处困境，却在思考光明。这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证明”。她记得博士生导师、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的话——“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生命去感受现实”，于是有了《要有光》：“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相互看见，互相照亮，让生命有光。”

“人民”在这张获奖名单上，不是封面上方方正正的两个字，而是外卖箱上的露水、西海固的土腥味、少年口中的光明，是一个个具体的、正在认真生活的人。这也正是新大众文艺的题中之义，正如王计兵在颁奖前采访中所说：“只要愿意发声，就能够被听见；只要愿意发芽，就会拥有自己的青枝绿叶。真正的夜空，应该繁星点点。”

“诚与善里面，才有真文学”

如果说“为谁写”回答的是方向，“怎么写”考验的则是心性与笨功夫。

中篇小说奖得主全勇先写《秘密》，把赵一曼的身份藏到了最后。“时间过去了整整90年，所有当年见过赵一曼的人都已经不在人间。我书写的是我心中的赵一曼。我不知道，在她的亲人心中的赵一曼，是不是同一个人？”书稿完成后，他忐忑了许久，才小心翼翼寄给《秘密》中“大小姐”原型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以及小说原型韩勇义、董宪勋的后人。颁奖现场，写过《悬崖》《悬崖之上》的全勇先与陈红第一次见面。陈红说自己是一口气读完的，她在书里读到“以往作品里看不到的细节”——热爱生活、受过良好教育、爱干净、随身带着手帕，“在行刑之前还用手轻轻地捋了捋头发”；读到结尾的两封遗书，她更觉得“奶奶她不仅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更是一位爱子心切的妈妈”。她对全勇先说：“全老师的用心我全都懂。”“你笔下的赵一曼，让我们觉得，我的奶奶，那个照片里抱着我父亲的奶奶，在你的作品中获得了永生。”全勇先则感慨：“小说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感到这部小说今天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散文杂文奖得主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写的是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生命中最后五年。她把老年病房叫作“候车室”，“旅客们用遗忘作车票，等候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她记得父亲已经失去记忆和行动、言语能力，喂饭时嘴巴却“还是会下意识地微微张开”——“他的身体还记得活着这件事，我知道那个生命还在本能地回应着这个世界”。获奖名单公布那晚，父亲已经离世六年，她还是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对着夜空，在心里把这本书获奖的消息，悄悄告诉了父亲。她不肯用悲苦的语言写悲苦，“临终病房里也有热火朝天的生活，也有轰轰烈烈的生命。文学帮我直面这一切，也帮我慢慢地练习去如何告别。死亡是人生唯一的终点，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抵达之前，踏踏实实地爱过，认认真真地活过”。

文学理论评论奖得主谢有顺把“诚”与“善”看作批评的底色：“批评是一种对话的能力……去和另一个灵魂相遇，去理解一个作家为什么这样写，他的重负在哪里，他的光在哪里。”“离开了‘诚’，批评容易沦为语言游戏；没有了‘善’，批评也会滑向冷嘲热讽。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

文学翻译奖得主戴从容，则用十八年注解了另一种“诚”。《芬尼根的守灵夜》中60%的词语是乔伊斯自己创造的，法语版译了44年，德语版译了19年，她为中文译本写下四万余条注释，十八年里天天沉浸其中，连看到儿子裤子上印错的英文单词都会下意识去解读；译到原著第167页，竟发现了自己名字“Cong”“Rong”的拼音拼写，“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她说：“翻译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孤独地走在沙漠里，并不知道终点会有掌声和鲜花。所以现在的掌声对我来说尤其珍贵。”同获翻译奖的袁筱一说得更平静：“文学翻译本不是聚光灯下的工作”，但在这一趟趟旅途中，“我抵达了他/她从不曾抵达的风景”。

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恰好回应了全勇先在获奖感言中点出的时代语境：这一代作家“差不多一起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剧烈转换”，如今又要和所有人一起，面对人工智能“充满希望，同时也是充满忐忑”的挑战。技术越是加速迭代，班宇的那段话越显出分量——“小说自身的身份和意义正在一而再地发生着改变”，但“写作者的位置由始至终从来没有偏移过，还是在书桌前，面对着沉默的空气，面对着无声的记忆，面对着空白的纸张或屏幕”，“写作总是以这样不变的姿势，诉说着那些变化”。世界变得再快，总有些东西不肯变：对生命的共情，对文字的敬畏，对真相下的笨功夫。

《屋檐》之下，一次“精神体检”

再回成都那张书桌。

《屋檐》的授奖辞写道：“守望相助的莫逆之交，各奔东西的聚散流转，烟火人间的时代脉动，汇聚刻骨铭心的似水流年。”一座屋檐，遮风挡雨，也见证聚散，装着中国式的人情，也装着时代的脉动。

而在颁奖前的采访里，罗伟章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鲁迅。他曾疑惑：鲁迅先生写第一篇小说就如此峭拔、成为经典，“这是为什么”？后来读到布罗茨基那句朴实得“如同低语，却重槌般落下”的话——“如果对社会有一些责任，就会写得更好”，疑问迎刃而解：“鲁迅对社会的责任感，不是‘有一些’，而是把自己豁出去。”走进新落成的上海文学馆“这样的战士：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单元，他感到责任与使命“再不是抽象的话题，而是有着烫手的温度”。

在他看来，书桌上那两位——鲁迅与托尔斯泰——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体家”，“当一个作家根本不是他们的最高目的，他们的最高目的是人生，他们雄浑的人生景观，恰恰是那种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所成就”。他也留意到鲁迅与上海“连血带骨”的关系：正是在上海，鲁迅有了安居的家，有了儿子，为孩子取名“海婴”，即上海出生的婴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罗伟章把“见贤思齐”看作“一种态度，也同样是一种责任”。

从文学杂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单行本，《屋檐》的成书之路走得不急。这反倒像一种隐喻：好的文字经得起等待；一个值得书写的时代，也值得写作者沉住气，慢慢写、深深扎。

请人民阅卷

七个奖项全部颁出之后，舞台没有留给获奖者的独白，而是交给了“阅卷人”。“文学的阅卷人是时代，是人民。”获奖作品的编辑代表与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读者代表一同登台，组成了盛典特别设置的“人民阅卷”环节。

一位高中生说，自己5岁起就在网上分享阅读感受，“文学是我的翅膀，让我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一位大学生正致力于文学与科创的跨界联动，“我相信文学和科技一样，有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力量”；一位年近八旬的读者说，“是阅读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让我的晚年有了胜过壮年的底气”。“你们写下的文字，都有人认真读过；你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曾在深夜里陪我走过一段路。”当“写故事的人”和“读故事的人”并肩站在一起，说出“我们站在一起就是文学最完整的模样”，并齐声道出“请时代阅卷，请人民阅卷”时，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雷佳一曲《写故事的人》，献给所有在烟火人间执笔的人；来自中国作协定点帮扶县甘肃临潭的孩子们，已是第四次登上这方舞台，与上海的孩子一同放声歌唱。尾声《最亮的火焰》唱道：“火焰燃过了，人们会记得。”主持人的结语，最终落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这些光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又将回到每一间书房、每一张书桌，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盛典落幕时宣布：2027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将相约浙江桐乡。炬火会一棒一棒传下去，而真正的“阅卷现场”，散落在无数张书桌、无数节地铁车厢、无数个亮着灯的深夜窗口。在那里，写故事的人与读故事的人，始终站在一起。（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