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的时间里，刘亮程持续行走于新疆大地，从北疆的沙漠边缘到南疆的库车（古龟兹），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喀纳斯湖畔，目光所及，皆是家园。这些行走与思索最终凝结为《在新疆》。该书面世后即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被誉为“献给家园的长歌”。鲁迅文学奖颁奖词写道：“在（刘亮程）独特的个人体验中，身边的人、物和事，都获得了饱满盛大的生命，清澈朴素的语言，看似不动声色，却深含珍惜和敬重。”

一个“在”字，重过千言

要谈这本书，最好先从那个黄昏说起。

一个周五，库车老城的巴扎散了，满街毛驴车正在离去，“没卖掉的农具、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人群消散在夕阳尘土里，临街门窗一扇扇关上，只有街对面一位维吾尔族妇女端坐着，褐色纱巾垂到膝盖，面前是卖剩的半筐馕。叙述者走过去买一块，想问价钱，“想听见纱巾背后的声音，却没有”，她只伸出一根指头。馕上落了一天的尘土，她递过来时拍打两下，他接过来，也学她拍打两下。

这是《一切都没有过去》，也是整本《在新疆》的起点。我之所以从这里进入，是想先说明它不是什么：它不是一本游记。本书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把镜头压低，低到尘土里，对准一个你连名字都问不出来的卖馕妇人。他写她那句判断，我认为是全书最早亮出的底牌——“她披在头上的纱巾并不比两千年的历史帷幕单薄”。

请注意这个书名里的介词。不叫《去新疆》，不叫《游新疆》，叫《在新疆》。“在”是停留，是在场，是海德格尔意义上那种“栖居”，而不是抵达之后又离开。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的吊诡：这本写于十余年行走间的书，“东一篇西一篇”，是“游手好闲地走，没正经事”走出来的。可走的结果不是“看过”，而是“我跟新疆这个地方相遇了”。行走是表象，停住才是本质。

后记里有句话，是解开他全部散文的钥匙，可惜常被轻轻放过。他说自己写长篇《凿空》时，固执地要写“一部像岁月一样汪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小说”，写着写着，把那些“停住不动的文字”剔出来，当成了散文——“散文是能让语言停住的。那些像岁月一样汪住不动的事物，被挽留在我的散文中了。”

“汪”这个动词用得真狠。水汪在那里，不动，却有体积、有深度、有反光。刘亮程的散文不是流动的、线性的、带你“向前走”的，它是汪住的。所以读他你会觉得时间忽然有了重量，压在纸面上。卖馕的妇人如此，“她的红柳条筐是千年前的模样，她卖剩的馕仿佛放了几个世纪”；老城也如此，“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住，一切都没有过去，只有我的年华在流逝”。

是“我的年华在流逝”，不是城在流逝。这个主宾倒置，是这本书最动人也最残忍的地方：他想挽留的对象纹丝不动，流逝的反而是那个试图挽留的人。

铁匠铺是他的自画像

如果只许从这本书里挑一个场景，我挑铁匠铺。

库车老城，吐尔洪·吐迪是祖传十三代铁匠家里最年轻的小铁匠，十三岁学艺，二十四岁，说啥也不让儿子再打铁。他父亲吐迪・艾则孜当年也逃走过，卖西瓜赔了本，才灰头土脸回到炉边。祖父那辈人讲的话是：“祖宗给我们选了打铁这一行都快一千年了，多少朝代灭掉了，我们虽没挣到多少钱，却也活得好好的。”

这看起来是个“传统手艺在现代失传”的老故事，很多人写到这儿就滑向怀旧了。刘亮程不。他往里再走了一步，走到一个近乎哲学的地方——手艺到底能不能传？

他的答案是悲观的：“尽管手把手地教，一双手终究无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传给另一双手。”“每一代间都在失传一些东西。比如手的感觉，一把镰刀打到什么程度刚好。”

这是全书最让我心里一动的地方。因为他写的哪里只是铁匠。那种“打到什么程度刚好”的、无法被语言完整转述、只能靠一双手在无数次锤起锤落里自己长出来的知识，哲学家叫它“默会知识”——我们知道的，永远比能说出口的多。打铁如此，所有真正的手艺皆然，包括写作本身。刘亮程写铁匠每打一把镰刀，心里先成形的是“用这把镰刀的那个人”，想到短胳膊买买提五年前定做的长把镰刀也该用坏了，“也许就这一两天，他正筹备一把镰刀的钱呢”。这种对着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器物慢慢下功夫的本事，和一个作家对着一个具体的词反复掂量，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所以我说，铁匠铺是刘亮程的一幅自画像。他写铁匠“相信走远的人还会回来”，写那些镰刀“就像一弯过时的月亮，暗淡、古老、陈旧，却不会沉落”——这哪里是在说镰刀，这是在替自己这种越来越显得“过时”的写作者辩护，也是在替所有慢的事物辩护。锤声“后一声追赶着前一声……仿佛每一锤都是多年前那一锤的回声”。十三代人，一千年，多少朝代灭了，锤点还落在从前的锤点上。一个作家敢这样安排自己的句子，是因为他真的相信：文字也可以是那把镰刀，可以被一锤一锤地，打到时间里去。

尘土里的时间，并不“治愈”

这些年“慢生活”被消费得厉害，慢成了一种商品、一种滤镜、一种周末短途的情绪按摩。于是很容易把《在新疆》也读成一碗鸡汤。这是我最想替这本书辩白的一点：它的“慢”，一点也不治愈。

作家摩罗早就看出来了，说刘亮程谈论时间时，骨子里是“对人生短暂的一种哀怜、一种悲悯”。这话说得准。你看他写尘土，写得越温暖，底下越凉：“一代人一过，天上会落一层土，把该埋的埋掉一些。下一茬人在尘土上过生活，不必知道脚下踩着什么。”尘土埋葬人，可同一段里他又说，一百年落三尺厚的土，“够麦子扎根，够让土豆和胡萝卜埋牢果实”。埋葬与生长是同一场循环，“除了埋人，人不轻易往更深处挖土，那是老城死去的部分，已经成为根”。

再看他写收割，笔锋忽然一转，冷得人一凛：“谁在收割人这种作物，一镰挨一镰地，那把刀从来不老，从不漏掉一个。”写那棵被砍的大杨树，“它是一棵闭住眼睛倾听的树。一百年来村里的所有声音它都听见了，却没有听到自己的死亡。”写麻扎旁边的人，“只要一睡下，便能感到与世世代代的先人们躺在一起，什么叫活，什么叫死呀。”

明白了这一层，你才懂他为什么说“新疆给了我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才懂他为什么在一个老人身上看见“那种和胡杨一样古老而结实的东西。一种特殊的只有在新疆时间里活出来的年龄”。这不是在歌颂一种前现代的悠闲，这是在现代那种“进步、向前、更快”的线性时间之外，执拗地指出另一种时间的存在：循环的、向后看的、把死亡当作邻居而非忌讳的时间。

林贤治说刘亮程笔下“没有那种原始的浪漫情调”，有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无助、快乐和幸福”。深以为然。这本书从不美化贫穷——铁匠打了十几代铁还住在破房子里，新疆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买买提找不到工作，靠一把剃刀度日。它也不提供逃离现实的幻觉。恰恰相反，刘亮程自己就拆穿过这种幻觉：“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记录最多的年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无知，恰恰在这无数的‘看见’里。”这句话今天读来近乎预言。当无数镜头对准新疆、算法把风光推到每个人眼前时，真正的新疆——那个纱巾背后沉默的妇人——反而被“看见”淹没了。这本书这次重版配了近三十幅作者亲摄的老照片，还能扫码听打铁声、驴叫、风声和大巴扎的嘈杂。千万别把这些当成附赠的“风情”，它们是物证：证明在被记录最多的年代，仍有人试图用最慢的方式，记下那些注定要被快忘掉的东西。

所以他那句“我宁愿把未来送给别人，只留下过去，给自己”，听上去像守旧，其实是一种清醒的选择立场——他知道自己站在消失的这一边，并且不打算换边。

还在半路上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在新疆》再到《大地上的家乡》，译林出版社这次把三部曲补齐了。刘亮程自己说，写完《一个人的村庄》，他以为散文已经写完了，“我用一本书就完成了自己”。可他没料到，一个从村庄里走出来、在大地上漫无目的游荡的人，会用接下来的十几年，把“一个人的村庄”走成“无数人的在新疆”。

李陀说他能把文字放到清亮的小河里淘洗，“洗得每个字都干干净净”。我倒觉得，干净只是表象，那干净下面是尘土、是死亡、是失传、是一个人明知留不住却偏要伸手去挽留的姿态。书的结尾，他写那个坐在街边打盹的老人：“你看他一动不动，就到了我一辈子要走到的地方。”然后另起一行，五个字——“而我，还在半路上呢。”

这是谦辞，也是骄傲。他大可以像那个老人一样，早早抵达“一动不动”的智慧。可他选择继续走，继续写，继续把那些“汪住不动的事物”一个个打捞进能让语言停住的散文里。他挽留不住十三代铁匠手心那种微妙的手感，甚至挽留不住自己的年华。但他留下了这些文字。

一切都没有过去。只要还有人这样写，就没有。（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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