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两千多年前的“用工契约”能苛刻到什么地步？

天没亮就要起身洒扫庭院，饭后洗碗涮盘、捆扎扫帚、疏通水渠；白日里锄地种菜、编鞋织席、捕鱼捕雁，还要上山伐木造车、烧炭修堤，雨天也不得闲，得在家搓绳编席；有客来访要提壶打酒、切肉烩鱼，茶罢要逐一归置妥当；入夜要关门塞洞、喂马守夜，平日饭食只能以豆为食，想沾酒也只许抿抿嘴唇。

这不是什么虚构的黑心雇主清单，是西汉蜀地辞赋家王褒写下的六百字奇文《僮约》。8月1日，“识典古籍・我的精神客厅——阿来领读古籍系列文化讲座”第三讲在成都阿来书房开讲，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以清代赵翼诗句“只道先生故作高”为题，从这篇近乎荒诞的主仆契约切入，带着线上线下读者钻进汉代蜀地的市井缝隙，触摸蜀地文脉里沉淀了两千年的幽默底色。

消失的世界会因书写而留存

这场分享不只是一篇古文的解读，更像是阿来对“文字何以承载文明”的一次现场注解。讲座开场，他先抛出一个问题：古埃及有金字塔，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楔形文字，为什么今天的埃及早已不是当年的文明古国？“中国还是中国，靠的不是哪个皇帝，也不是积累了多少物质财富。宋代的房子没人住了，唐代的钱币早就不流通了，我们唯一经得住时间淘洗的东西，就是语言和文字承载的所有情感与精神。”

“西方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到维特根斯坦更进了一步——世界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你没把看见的世界说出来、写下来，生命一消失，这个世界也跟着消失了。但有了文字就不一样：写文字的人不在了，他看见的那个世界还在。”阿来顿了顿，“我们今天读‘窗含西岭千秋雪’，不是还能看见杜甫见过的风景吗？”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阿来书房用几年时间，从杜甫、岑参讲到陆游，梳理唐宋时期蜀地的文学图景；而与识典古籍合作的系列讲座，则把视线往前推，做一条纵向的文脉梳理：“过去我们讲唐宋，是横向铺开一个时代的繁华；今天往回走，看四川人写四川，看巴蜀文学的源头在哪里。”

在此之前，这场系列讲座已走过两站：首站落地江西南昌，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以苏东坡为线索，带读者回归诗词原点；第二站走进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聚焦蜀地先贤扬雄，从学术与大众阅读双维度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一南一北，一诗一赋，最终收束到成都，回到西汉王褒，补全了蜀中汉赋三大家的完整脉络。

提到汉赋，多数读者的第一反应是“生僻字太多，读不下去”。阿来却不认同“堆砌辞藻”的评价：“那是一个文化蓬勃生长的时代，人刚开始系统地认识世界，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要给万物命名。汉赋里的生字不是故意刁难人，是他们带着一股天真的自豪感，把刚了解到的全部世界知识都塞进文章里。大赋配大汉，文章的气象要和国家的盛阔相配，所以才写都城的壮丽，写天子游猎的排场。”

司马相如、扬雄写的都是这样的大赋，成都作为当时天下知名的繁盛都会，也在扬雄的《蜀都赋》里留下了全景式的繁华书写。但阿来说，真正让汉代蜀地文学显出活气的，是王褒和他的《僮约》。

一场由打酒引发的“契约式玩笑”

这篇六百字的短文，未被《汉书・王褒传》收录，直到清代才被编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阿来的考证里，它应当是王褒还未入朝为官时的作品——当时他是四川资中人，因文才被益州刺史王襄征召为幕僚，在蜀地办事时写下了这篇游戏之作。

故事的起因更像一出活色生香的市井短剧。王褒因公事投宿在成都安志里的寡妇杨惠开的客店中。杨惠名下有个丈夫留下的奴仆名叫便了，性子执拗。王褒让便了出门打酒，对方非但不肯动身，还拖着拐杖跑到已故老主人的坟头诉苦，说当初约定只看家守院，没说要替客人跑腿买酒。

阿来特意补充了一句时代背景：“很多人以为封建社会里奴仆完全没有人身权利，其实不是。奴隶制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汉代还有私奴，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边界，不是什么活都得干。便了敢跑到坟头去告状，说明当初的约定是作数的。”

换旁人可能斥骂两句就算了，王褒偏不。他转头就跟杨惠商量，要把便了买下来。便了还挺有“契约精神”，说买也行，所有要我做的事都得一条条写进契约，没写的我一概不做。“王褒说好啊，当场提笔就写，把能想到的活计全列进去了——你不是要讲工作边界吗？我今天就把边界给你画得满满当当。”阿来笑着还原当时的场景。

等整篇契约读完，刚才还振振有词的便了当场傻了眼，连连叩头自打耳光，鼻涕眼泪流了一脸，哭着说早知道是这样，当初老老实实地去打酒就好了。“早知当尔，为王大夫沽酒，真不敢忤。”

“这契约肯定没法真执行。”阿来摆摆手，“真要按这个清单干，别说一个人，十个人都忙不过来。又要造船又要造车，还要种瓜种姜、烧炭编席，哪是一个奴仆能做完的？这就是一场文人式的恶作剧，教训一下这个脾气倔的仆人，跟他开个玩笑。而这个玩笑，在中国文学里意义不小。”

六百字里的汉代成都生活全景

看似戏谑的文字，在阿来眼里却是还原汉代成都生活的珍贵史料。“正史写帝王将相，大赋写都城宫殿，真正普通人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往往就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小文章里。扬雄的《蜀都赋》是站在高处俯瞰全城，《僮约》是钻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把日子掰开了揉碎了给你看。”

六百字的篇幅里，藏着一整个汉代成都的生活世界。

城市有规整的里坊制度：居民区叫“里”，像今天的小区一样有围墙有门，夜间宵禁，王褒投宿的“安志里”就是其中之一，和杜甫诗里的“碧鸡坊”遥相呼应，印证着成都城市格局的千年延续。

田庄有完整的生产链条：种姜育芋、植桑剥棕，春天剥下棕树皮做蓑衣绳索，四月护苗、九月收粮，挖地窖储藏果蔬；农闲时要编席织履、伐木造车，边角料也不浪费，大的做菜板，小的做木屐，碎木头还能烧木炭；甚至还有加工竹简的工序——把青皮刮掉烤干，做成可以写字的简牍，相当于自家备好了“纸张”。

商业也远比想象中发达：要到绵竹买上好的竹席回来贩卖，到武都（今彭山江口一带）买茶，还要开采白垩土，既能刷墙又能制陶；闲时打磨刀矛，转手也能卖掉，甚至养的牛羊、打的猎物都能换成钱。“一个田庄里，生产、加工、交易全齐了，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几间破草房的乡村。”阿来半开玩笑地说，“王子渊这户人家，物产丰足，生活讲究，今天好多人未必能过上这种日子。”

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两处关于茶的记载：“烹茶尽具”“武都买茶”。“过去我们谈茶文化，总说唐代陆羽《茶经》之后才算真正兴起，汉代蒙顶山种茶还更多是药用。但《僮约》里写得很明白，招待客人要煮茶，还要讲究合适的茶具，买茶得专门去市集。”阿来分析，“茶不是填饱肚子的必需品，当一个社会开始消费这种‘非实用’的消费品，说明当时生产已经很发达，普通人手里有了闲钱。这也佐证了汉宣帝时代的中兴气象——经过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到汉宣帝与民休养生息，社会的元气确实回来了。”

连饮食细节都清晰可辨：当时没有辣椒，提味靠紫苏一类的香料；吃肉常捣成肉羹，还有类似叫花鸡的“炮”制法，用泥裹住食物烤熟；客人来了要蒸面饼、切鲜肉，茶罢要把器皿一一收好。这些细碎的日常，拼出了两千年前蜀地的烟火温度。

蜀人幽默的文脉

在阿来的文脉梳理中，王褒与司马相如、扬雄并称“蜀中汉赋三大家”，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写作路径。

“司马相如、扬雄写大赋，都是端着的，写帝国气象、都城盛景。到王褒这里，突然不端着了。他不写皇帝游猎，不写宫殿巍峨，就写一个倔脾气的仆人，写一份开玩笑的契约，还写得一本正经。”阿来说，“这是中国文学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幽默感——用写赋的正经笔法写日常、写普通人，带着点戏谑，又藏着对人情世态的洞察。”

这种幽默感，在阿来看来是蜀地文化骨子里的东西。“别人写文章都讲究庄重肃穆，四川人偏要带点戏谑；别人都盯着宏大叙事，四川人偏要看见具体的人。这种幽默不是油嘴滑舌，是不把所有规矩都当成天经地义，懂得用玩笑化解严肃。”

他特意提到，扬雄晚年自己都反思，说写大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说明宏大叙事的路子慢慢走到了头。而王褒开辟的小赋传统，却一直传了下去：东汉张衡写《归田赋》，第一次把做官的倦怠与归乡的心愿写进赋里，让赋从歌颂王朝的工具变成了抒发个人情志的载体；再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把归隐田园的心境写得淋漓尽致；到了宋代苏东坡，更是把这种旷达幽默活成了面对人生起落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一辈子颠沛流离还能那么豁达，根子上就有蜀地文脉里的这份松弛在。”阿来说，“从王褒的玩笑，到苏东坡的旷达，蜀人这份不端着、不认死理的劲儿，两千年来就没断过。”

讲座的最后，阿来又念了一遍清代诗人赵翼题《僮约》的那首七绝：“僮约虽颁十数条，守门奴已出游遨。客人剥啄无人应，只道先生故作高。”

“赵翼是懂王褒的。”阿来笑着说，“没人会真的按这份契约过日子，便了大概率早就溜出去玩了，客人敲门没人应，旁人还以为是主人故作清高。读古籍最忌讳死读，读成教条就没意思了。要读得出文字背后的人，读得出他的脾气，他的玩笑，他过日子的烟火气。”

两千多年过去，岷江还在奔流，成都的烟火从未熄灭。那些藏在六百字短赋里的笑声，穿过岁月至今还能被人接住——这大概就是阿来反复说起的文字的力量。（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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