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凭借中篇小说《屋檐》摘得中篇小说奖，成为本届评选中唯一获奖的四川作家。这部首发于《芙蓉》2025年第6期的作品，以一方屋檐写尽普通人的生存边界与精神突围，此前已入选首届小说年度风云榜。对罗伟章而言，这尊奖项是数十年创作的一次回响；对四川文坛而言，这也是巴山蜀水文学厚土结出的又一枚果实。

一方屋檐，两种向度：在限制中寻找更广阔的世界

小说《屋檐》的故事没有宏大叙事，其以两代人的居住记忆为线索，借一位老教师对青春岁月的回望，辨认自我与他者、时代与命运的联系。在首届小说年度风云榜的授奖词中，这部作品被评价为“以空间写时间，以日常写变迁”，“屋檐”既是物理庇护所，也是精神栖息地，“这方檐下烟火是安放个人悲欢的温暖回响，更是照亮人间道义的精神光源”。

获奖消息公布的第一时间，罗伟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读了这一核心意象的双重内涵：“屋檐本身就是一个意象，它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另外它也是对人的某种限制。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突破自我的限制，走向一种更加广大的、不管是外在的生活或者内在的心灵空间，走向更大的这么一个舞台，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

在他看来，写作始终是对当下的关照。《屋檐》写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位青年教师的寄居生活：租住在废弃医院的旧病房里，清早翻铁栅门赶早自习，大雾里摸黑走两公里土路。翻门时被铁矛戳伤的裤腿、雾中挑担农民的说话声、车队搬迁带来的安居希望……日常细节里藏着一代人的生存重量与情感温度。罗伟章尤其强调“肉身的接触”：“当下人就怎么样去跟真正的生活有一种肉身的接触，然后我们的心灵跟它有一种对话，这个是很关键的，不要总是被一些概念所束缚，被一些潮流所束缚，每一种生活都有自我的体验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前的7月12日，‌其提名名单正式公示，四川共有4位作家的作品赫然在列，涵盖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多个门类。在罗伟章看来，多点开花的格局“证明我们在很多写作门类当中，这些年都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进步”。而《屋檐》最终脱颖而出，也显示了四川现实主义写作的深厚传统与持续生长力。而历届鲁迅文学奖的“四川足迹”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1998年，张新泉以诗集《鸟落民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2007年，裘山山以散文集《遥远的天堂》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2014年，周啸天以古体诗词《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2018年，阿来以中篇小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26年，罗伟章再次斩获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回望历届鲁迅文学奖的“四川足迹”，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一点：在四川这片文化沃土上，文脉传承绵延不绝。

巴山蜀水：内陆之地的开放文学基因

谈及四川文学的传承与滋养，罗伟章首先提到了阿来等川籍文学前辈：“他们这些文学前辈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题材，在不同的领域给四川作家们做出了榜样。”从更早的先辈到当代作家，四川文脉在代际传递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谱系。

而比前辈影响更深沉的，是脚下这片土地本身。

“四川的土地本身就是很特殊的，从地理上讲，任何一种地理环境、地理资源它都具备。地理对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我们山川如果是大山大河，那么人的性格、包括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包括跟外边的交流，都会受影响。”罗伟章在采访中说。川北大巴山的土黄天青，是他童年记忆的底色；而整个四川盆地的山川格局，塑造了作家既沉潜又开阔的气质。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片土地的开放品格。“这块土地很奇怪，它虽然身处内陆，但是从来没有说我们要隔绝跟外界的交流。”罗伟章以考古发现为例，“包括我们的考古发现，像三星堆，还有包括我老家的罗家坝遗址，它都是跟外边交流、跟中原交流都非常频繁。从考古的文物当中，这些证明我们历来就没有阻隔跟外人的交流，这一点很重要。”

这种“内陆而不封闭”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四川作家身上，就是既扎根本土经验，又保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视野。罗伟章观察到：“四川作家在这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不光是那些前辈作家，也不光是我，包括比我年轻的这些作家，他们都做得很好。”

地域经验从来不是罗伟章写作的边界。他曾在接受本报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谈及“方言与辨识度”的命题：“方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言的改造，让方言融入大的汉语体系当中才是重要的。”“泥土气和土是两个概念。土，就是我们的写作没有一种现代感，显得不雅。其实文字是雅的，雅不是一种修饰，而是精神的简洁和干净。”这正是四川作家走得出盆地、立得住全国的关键——扎根泥土，却不囿于土气；背靠山川，却能望见更辽阔的天地。

巴山蜀水：内陆厚土孕育的开放文气

许多评论家注意到，罗伟章的写作始终与普通人、与“低处”的世界站在一起。但他从不认同“底层写作”是一种姿态或策略。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这块疤别人看不见，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但它活着，不断提醒你去舔舐初始的疼痛，不断挑战你的尊严。你不能不管它，你得面对它，当你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罗伟章曾这样道出写作的深层动机。于他而言，这块伤疤与童年的饥饿和丧母之痛紧密相连。

他老家在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区，“土黄天青，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五岁时母亲离世，两个月大的妹妹靠什么活下来至今想来仍是奇迹；年少时遭遇七十三天大旱，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以至于“许多人都在赞美蓝天，但我看到蓝天，就会想起那段日子，就有饥饿的感觉”。

“饥饿对人的打击相当大。但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母亲去世。那时候我五岁多，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童年经验构成了写作的深层底色，但不是全部。“不管你笔下的世界多么宽广，有些东西依然能够识别，比如，对世界的缺乏安全感，对价值判断的疑惑，尤其是孤独的如影随形。”他说，“这种记忆反映在作品中，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底色。”

底色之上，是“诚”。

“文学的根本要义，还是‘诚’。不仅是作家，任何人诚恳了，都能教我们，都能让我们感觉到‘低处’的宁静、博大与可能性。”罗伟章不赞同“代言”说，“文学是个体心灵的回声，你的作品能引起他人共鸣，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有着共同的困境与渴望。”与诚恳靠得最近的词是朴实，越朴实，越简单，越能保持精神的稳定和价值的恒定。

这种“诚”，也体现在他对非虚构写作的态度上。写《凉山叙事》时，采访笔记三十多万字，读书笔记十多万字，成书不过二十万字；采访期间每天半夜近一点睡、凌晨四点起。他说非虚构写作的核心经验只有一条：主体性。“作家要在场，眼睛、心灵、大脑，都要在场，否则你就会流于阐释，成为工具人。”

站在岸上凝视生活：奖项是认可，不是目的

从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到如今的鲁迅文学奖，奖项接踵而至，但罗伟章始终保持着清醒。“获奖了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获奖不是写作的目的。”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奖项“不是一种激励，而是在以后的写作当中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争取把作品写得更好”。

作为国内中篇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的分量不言而喻。被问及这份重磅荣誉是否会带来创作压力，罗伟章摇了摇头。“压力说不上，因为一个人得奖，我刚才也讲了，他不是一个写作的目的，他只是写作的某一种认可。那么这种认可当然对作者也是重要的，它会让你不要懈怠。写作确实是要考验一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自我的认知，这个方面可能对自我要求更严、更高。”

对他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不断突破的过程。“需要突破的地方它是随时存在的，一个写作者他不会满足于以前的叙述方式、观察方式，包括自己的眼光视野，这些都是要不断突破的，不然他就没有写作的这种激情和动力。写作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

突破的方向在哪里？罗伟章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作家应争取和保持凝视生活的权利。”

“他们是生活的参与者，更是观察者，他们懂得，泡在水中只能看见水，站在岸上才能看见河。我们现在是水里的作家太多，岸上的作家太少。”他说，深入生活不是降低标准的融入，“而是以更加宽广深邃的视野，去深渊里探测疼痛”。

这也回应了他对当下写作的观察。谈及小说变革与创新焦虑，他认为真正的创新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和开拓。“小说不怕有缺陷，怕没有光彩。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很容易发现那一点光彩——那一点光彩也就是‘新’了。”而所有形式与语言的革命，透视下去都是观念的革命，是对世界和生命认识的革命。离开了心灵的、社会的、时代的实质性内容，只从形式上做文章，“估计也就是刷刷油漆”。

也正因秉持这样的创作观，他从不为奖项刻意规划写作路径。被问及是否会因中篇小说获奖转而深耕长篇小说、冲击茅盾文学奖时，罗伟章明确回应：“我一再强调，写作不是为了拿奖。我不会为了拿奖，把中篇小说题材硬写成长篇小说。一切要根据题材，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去从事文学实践，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刻意怎么样。”

下一段路程：从屋檐之下，走向万里山河

拿下鲁迅文学奖，是一段创作路径的重要节点，却远不是终点。

采访中罗伟章透露，自己刚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预计今年8月在《十月》长篇卷第四期发表，10月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取材于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几位教师带着一千多只动物从南京西迁重庆，全程四千多里路，大部分路程靠步行，走到宜昌才上船。

“文物是死的，动物是活的，一千多只比文物难。因为动物你不好掌控，它一直走，一直走，长远的距离差不多四千多里，这个是非常难的。”罗伟章说，自己十多年前看到这段旧闻就深感震撼，后来出版社约写“知识分子抗战”主题的小说，原本邀约的是宜宾李庄相关题材，罗伟章却第一时间想到了这段沉淀多年的往事。“因为前面看过这个故事，太震撼了，所以我说我要写这个。”

从写普通人屋檐下的日常悲欢，到写大时代洪流中的文化迁徙；从川北乡土的心灵史，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罗伟章的写作疆域一直在拓展。但他始终强调，一切都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我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写作他不是说为了拿奖，那么我也不会为了拿奖，我本来是一个中篇的题材，非要去写个长篇，那不会的。就一切要根据题材，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去从事自己的文学实践。”

对于未来，他没有新的刻意计划。写作于他，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就像四川大地上的草木，扎根深厚，便自有向上的力量。

采访临近结束时，谈到对年轻读者的寄语，罗伟章说：“读书这件事永远都不会亏待你。”他坚持每年读一部大部头、读一部有难度的著作。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他更看重“重建附近”：“我们对周边的世界，对附近的世界，比如说一公里之内其实是陌生的，然而我们对国外的很多事情是知道的，对遥远的星球我们也是知道的，但这却跟我们的生命没有一种温度的关系。”

读书是从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写作则是从自己的生命里照见世界。从大巴山出发，以四川大地为根脉，罗伟章用一部部作品证明：最深厚的地方经验，往往能通向最广阔的人类共鸣。一方屋檐之下，装得下日常烟火，也容得下山河万里。这既是《屋檐》的文学品格，也是四川作家的精神气象。（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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