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的智利体育馆，聚光灯惨白地打在数千名囚徒脸上。四天酷刑折磨之后，知名左翼艺术家、“智利新歌运动”关键人物维克托・哈拉向身旁的同志要来纸笔，在一片恐惧与呻吟中写下他生命最后的诗句。当“歌声啊，你为何如此艰难地涌出”这一行字落在纸上时，看守的脚步声逼近了。他迅速将纸片塞进同志的袜筒，随即被拖向黑暗的走廊，再也没有回来。那首没有结尾的诗，从此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它既是一位艺术家未完成的绝唱，也是一代智利人被暴力斩断的理想，更是一段需要用余生去续写的记忆。

半个世纪后，这份记忆以中文的形式抵达了我们手中。浙江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的《维克托・哈拉：一首未竟之歌》并非出自某位历史学家或传记作家之手，它的作者是维克托的妻子琼・哈拉。这位原本怀揣舞蹈梦想的英国姑娘，因为爱情远赴安第斯山麓，又因为时代的风暴与爱人并肩站在了人民的行列。当枪声终结了爱人的生命，她没有让记忆一同埋葬，而是提着两只手提箱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奔走，最终用文字还原了一个完整的维克托——不只是被印在海报上的人民歌手，更是一个会在清晨悄悄倒好最后一罐汽油、会在电话里轻声说“孩子妈，我爱你”的丈夫与父亲。

一、从舞蹈鞋到吉他声：爱情如何汇入时代

琼与维克托的相遇本身就带着某种宿命般的象征意味。一个是来自伦敦的芭蕾舞演员，成长于保守的英国家庭；一个是智利佃农的儿子，在父亲的暴力与母亲的辛劳中长大，当过兵，最终在艺术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两条本不该交汇的人生轨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热土上交织在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琼的政治觉醒并非源于任何理论灌输，而是来自最朴素的现实撞击。到智利不久的一个傍晚，她在人行道上看见两个流浪儿蜷缩在破毯子里，靠着暖气管道的余温取暖，一只饿狗在旁边咆哮。“看到这个场景，我心中燃起愤怒的火花。今天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我政治启蒙的开端。”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抽象的主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苦难的本能共情，成了她理解革命的起点。拉美研究领域资深学者、《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作者索飒在序言里说得精准：“柔弱常被视为女性的特征，却不可思议地搭起理解革命的桥梁。”

正是这种从具体的人出发的视角，让这本回忆录区别于绝大多数革命叙事。当我们谈论智利新歌运动、谈论人民团结阵线、谈论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惯常的视角总是自上而下的，充满了纲领、运动与历史节点。但在琼的笔下，我们看见的是另一种质地的历史：是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选举的热烈，是政见不合导致破裂的家庭，是阅兵式上无产阶级士兵与资产阶级军官之间刺目的身高差——那是几代人营养差距刻在身体上的烙印。

维克托的选择也在这样的语境中变得格外清晰。他本可以做一名安稳的戏剧导演，拥有体面的生活与艺术前途，但他最终拿起了吉他。在智利著名歌手比奥莱塔・帕拉的启发下，他让音乐走出音乐厅，走向田间地头，走向工厂与学校。“我不是为了唱歌而歌唱/也不是因为天生一副好嗓音，我歌唱是因为吉他/自有它的冷眼与热肠。”这首《我的宣言》写在政变前夕日益浓重的暴力阴云下，与其说是艺术总结，不如说是一份立场告白。他深知自己的歌声就是武器，而这武器终将引来杀身之祸。

▲1961年，琼和维克托在智利比尼亚德尔马的苏克雷广场。

二、不敢拥抱的告别：当历史碾过日常生活

全书最锥心的段落，无疑是1973年9月11日的清晨。

那是个阴沉寒冷的早晨，收音机里传来部队调动的消息，邻居已经在院子里提前庆祝政变。维克托要去国立技术大学，那里原本有一场阿连德出席的活动。琼劝他别去，他说“无论如何我要去一趟”。告别的时刻，两个人都克制得近乎残忍：“我们没法以习惯的方式告别。如果我们拥抱吻别，我一定会紧紧抓住他，不放他走。所以，我们装作漫不经心地告别了。”

没有生离死别的恸哭，只有一句“我会尽早回来”和一声轻轻的“再见”。这轻描淡写的背后，是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却不敢说破的预感。维克托长期收到死亡威胁，他对自己的结局并非没有预料。但正因为预料到了，才更不敢流露半分不舍——怕一松手，就真的成了永别。

而这一别，果然就是永别。

接下来的几天，琼的世界缩小成了收音机里的军乐进行曲、窗外邻居的欢呼与干杯，以及永远等不到的汽车引擎声。她看见军机俯冲轰炸贫民区，看见直升机贴着树冠扫射阿连德的家，看见电视上反复播放总统府的废墟。她守着电话，等到了丈夫两次打来的报平安的电话，最后一次通话里，他说“孩子妈，我爱你”，她刚哽咽着回应，电话那头已经挂断了。

然后就是漫长的、没有尽头的等待。

去国立技术大学取车的那段描写，有着令人窒息的质感。空荡荡的停车场里，他们的雪铁龙孤零零地停在中间，车窗碎裂，车内满是玻璃碴，地上一摊未干的血。一位守在那里的老人递过来维克托的身份证，轻描淡写地说“一直有人在关照维克托先生”。她甚至不敢追问那摊血是谁的，只能在老人的催促下匆匆开车离开。那一刻读者和她一样，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却还抱着最后一丝自欺欺人的侥幸。

直到那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伙子埃克托找上门来，直到她走进堆满无名尸体的停尸房，直到她在一排衣着完整的死者中间看见那张熟悉的脸——瘦得脱形，额头带伤，双手以怪异的角度垂着，腕骨已被生生折断，胸口布满弹孔，双眼却依然圆睁，带着蔑视强权的神色。“就在那一刻，我身上的一部分也死了。”琼的笔触克制到近乎冰冷，没有哭天抢地的渲染，只有事实的堆叠：数百具赤裸的尸体被堆成小堆，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拖拽遗体，军车不断运来新的死者，而她必须赶在遗体被扔进乱葬岗之前，办完手续把丈夫下葬。

正是这种克制，拥有比痛哭更强大的力量。宏大的历史叙事只会告诉我们“1973年智利政变，数千人遇害”，但琼告诉我们，遇害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都有爱人，都曾在某个清晨和家人漫不经心地告别。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停尸房里腐烂的气味，是公墓里仓促的壁龛，是女儿们等待妈妈回家的眼睛。

三、余生作歌：未竟之后的续写

书名“一首未竟之歌”有三重含义。

第一重是维克托在智利体育馆里没有写完的那首诗。那句“沉默与呼喊，竟成了这首歌的终点”，仿佛是一语成谶的预言。他本想用歌声记录下法西斯的暴行，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却最终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了最后的证言。诗稿被同志藏在袜子里带出了体育馆，诗句被难友们背在心里流传开来。歌声没有在枪声中死去，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第二重是那一代人未竟的理想。阿连德试图在民主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最终被坦克与轰炸机碾得粉碎。和平选举的总统死于政变，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被关押、屠杀、流放。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延续了十七年，而那首关于社会公正与人民尊严的歌，似乎永远停在了1973年的秋天。

但还有第三重，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重——琼用自己的余生，把这首未竟的歌唱了下去。

她没有沉溺在悲痛里。流亡英国后，她向全世界揭露军政府的暴行；她创立维克托・哈拉基金会，为受害者争取人权与正义；她写下这本回忆录，让丈夫的名字和他的歌声不被时间掩埋。从1973年拎着两个手提箱抵达伦敦，到2023年病逝于圣地亚哥，整整五十年，她做的只有一件事：记住，并且抗争。

最令人动容的是时间的对照。2016年，年近九旬的琼起诉了涉嫌杀害维克托的军官佩德罗・巴里恩托斯。官司打了七年，直到2023年，巴里恩托斯终于被遣返回智利接受刑事诉讼。而就在二十天前，琼刚刚去世。她没能亲眼看见凶手伏法的那一天，就像维克托没能亲眼看见正义到来的那一天。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抵达？

正如琼自己所言：“我也将捍卫我铭记维克托的权利，更多地回忆维克托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一生，而不只是郁结于他那骇人听闻的死亡……而这份权利，只有在他和他的歌声摆脱那些试图扼杀他及他所代表的一切的罪犯时，才真正属于我。”

▲1964年，琼和她的两个女儿曼努埃拉、阿曼达。

四、今天我们为何还要读这首歌

索飒在序言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当强权、兵器、技术构成一道不可突破的火力网，人感到渺小无力时，藏于柔弱的坚韧便成为抵抗者的标记。她想起了本世纪初两个沉重的隐喻——以点燃自身抗议世界冷漠的美国军人，和用木棍击打魔鬼之翼的加沙战士。强与弱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弱者的武器，往往不是更强的暴力，而是不肯熄灭的记忆与不肯屈服的尊严。

这本书最珍贵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弱者的叙事”。它不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不是英雄主义的史诗，而是一个普通女性用爱与记忆打捞起来的碎片。在这里，革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的选择与命运；艺术不是装点门面的摆设，而是能让敌人恐惧、能让人民团结的真实力量。维克托的吉他被折断了，但他的歌还在被传唱；琼的爱人被夺走了，但她的爱变成了更广阔的正义；维克托没有写完的诗句，被琼用一生续写了下去；琼没有走完的路，又将被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接着走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未竟”的歌——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传唱，还有人愿意为了公正与尊严多走一步，歌声就永远不会有终点。这大概就是这本跨越万水千山来到我们面前的书，最想告诉我们的。（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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