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海复兴中路505号思南文学之家座无虚席，著名作家、重庆市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者携耗时十年创作的40万字长篇小说《天边》，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展开对谈。活动由《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青年评论家来颖燕主持。不同于以往边疆题材作品常见的宏大叙事或批判视角，《天边》以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笔触，书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四十年的变迁史，更首次以全面肯定的态度还原了十万上海知青在边疆的青春与奉献，被现场嘉宾称为“一部笑着翻开、含泪合上的治愈之书”。

为十万上海知青正名的文学书写

“这是我目前读到的唯一一部，对当年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给出如此正面、如此肯定评价的洪钟大吕的史诗性小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的这句话，成为整场分享会最具分量的评价。

张生坦言，在以往的一些知青文学中，上海知青往往被塑造成“精于算计、出工不出力”的负面形象，但《天边》彻底颠覆了这一刻板印象。小说中，上海知青承担了兵团几乎所有技术性、文化性工作——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赤脚医生，无一不来自上海。据张者与张生实地考察了解，当年赴疆的十万上海知青中，有五万多人扎根在阿克苏地区，也就是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

“我小时候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全都是上海知青。”张者的童年记忆印证了这一点。他清晰记得，新疆当地的老乡卖瓜子时会喊“瓜子儿甜的很香的很，上海的缸子”——不用秤称，用上海带来的搪瓷缸子量，一缸子一毛钱，在他们心中，“上海”就是品质的代名词，是遥远的文化圣地。上海知青们当年为了看一份《新民晚报》，要等整整一个月，却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这份对故乡的牵挂与对文化的坚守，深深烙印在兵团二代的心中。

张生分享了一个真实故事：他一位朋友的舅舅作为上海知青在新疆教书到1996年，为了送完最后一届高三毕业班才调回上海，最终只能进入闵行中学任教，脸被新疆的阳光晒得黝黑，完全看不出上海人的样子。“张者的小说，是给这些默默奉献了青春的上海人一个迟到的证明。”

张者也动情地表示，上海是他的文学福地，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就发表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当年更是一口气连发三篇。“我小时候第一封情书，就是写给班里父母都是上海知青的‘小上海’，虽然最后被告了老师，但这份情感一直藏在心里。说《天边》是写给上海人的迟到情书，一点都不为过。”

用宽容与爱意对抗时代焦虑

《天边》最独特的文学特质，在于它是一部“没有坏人的小说”。张者解释道：“在当年新疆那种极端的自然环境下，所有人共同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荒漠、盐碱地等恶劣的生存条件。”

他举了小说中的一个经典情节：一个犯人从劳改农场逃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走了几天，最后看到追捕他的人时，第一句话是“你们怎么才来抓我？我再不跟你们走就要死在这儿了”。

张生对此深有共鸣。他表示，当下很多文学作品习惯于以批判、讽刺为基调，热衷于挖掘人性的阴暗面，但《天边》是一部“肯定性的文学作品”。“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坏人，年过半百才发现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张者的小说充满了成熟作家的宽容与理解，他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充满了爱意。”

写好人远比写坏人难得多。张生指出，坏人往往因为出格的行为容易被记住，而好人总是习惯隐藏自己的痛苦，很难写出性格。但《天边》成功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普通人形象，他们有缺点、有小心思，却始终保持着善良与坚韧。小说最终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几乎所有人物都得到了幸福的归宿。“这不是俗套，而是一种诗性正义。好人应该得到好报，这是读者最朴素的愿望，也是文学应该传递的温暖。”

张者透露，创作《天边》的初衷之一，就是治愈当下年轻人的焦虑。“现在太卷了。我就想把我们当年的生活写出来——那么艰苦的环境，我们却过得欢天喜地。我不想说教，只想用真实的生活打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让日常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

“这部小说不是一部官方的兵团发展史，而是一部兵团人的生活史。”黄德海副主编指出，《天边》没有将历史大事件作为叙事主线，而是将它们化作背景板，真正的历史藏在一个个鲜活的细节里。

从地窝子里盯着阳光看变成斜眼的孩子，到用鸡蛋换书的少年；从贯穿全书的野驴“金花”，到8分钱邮票娶媳妇生下的孩子“8分”；从用硝酸铵和锯末做炸药炸麻雀打牙祭，到改革开放后写一封信就能招来很多人捡棉花成为万元户——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串联起了兵团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小说里的斜眼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黄德海举例道，主人公黄建江因为小时候在地窝子里没人看管，总盯着唯一的一缕阳光看变成了斜眼，运动会跑错跑道，学开车撞到电线杆，连第一段爱情都和斜眼有关。最后他因为勇斗罪犯被划伤眼睛，反而趁机治好了斜眼。“这些看似巧合的情节，其实都是那个医疗条件匮乏的年代最真实的写照。”

张者也分享了自己的小说观念：“现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比小说精彩，长篇小说再靠情节推动已经行不通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人物的命运成长，是经得起推敲的细节，还有小说的‘腔调’。”他认为，腔调是小说的灵魂，同样一件事，用不同的腔调说出来，效果天差地别。“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闲话多说，不要好好说话，这才是小说的状态，而不是流水账。”

对于小说中节制的环境描写，黄德海给出了独到的解读：“很多作家写新疆，总喜欢写大漠孤烟直的奇观，但在《天边》里，环境不是外物，而是内置于人物的生活。对兵团人来说，沙漠不是用来欣赏的，是用来征服的；胡杨不是用来抒情的，是用来打柴的。歪戴帽子是为了遮阳光，夏天戴羊皮帽子是为了隔热，喝咸茶是因为沙漠里只有喝咸水才能解渴——所有的一切都和生存有关。”

“天边”的双重意蕴

“天边在哪里？天边在天山的边上。”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点出了“天边”的双重意蕴。来颖燕表示，“天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心理概念——它是大人吓唬小孩的远方，是孩子们心中的向往，是人与人之间忽远忽近的距离，也是两千多年来从未中断的屯垦历史。

张者坦言，新疆是他心中必须完成的文学情结。作为河南人，他在新疆长大，又先后在北京、河北、重庆生活，四处迁徙的经历让他形成了独特的“正方体创作”理念。“我把我的创作比作一个正方体，每一面颜色都不同，写知识分子、写农村、写新疆、写城市，绝不重复自己。我害怕重复，一重复就没有激情了。”

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像一棵树一样，不仅有深扎的根、茁壮的干、繁茂的叶，还能开花结果。“如果一不留神让石榴树上结了樱桃，我就更高兴了。”而《天边》，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最饱满的果实。“它在天山的边上，也在我心中的天边。不写完这部书，我可能都睡不着觉。”

现场不少读者表示，原本以为这是一本遥远的边疆故事，读来却处处看到自己的影子。正如来颖燕在总结时所说：“《天边》里的新疆日常生活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它写的不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群，而是最普遍的人性——是普通人在艰难岁月里的坚守与热爱，是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把日子过好的生命力。”（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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