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曹玉兰将那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钱“啪、啪”摔到韩山脸上时，她摔碎的不只是一段青梅竹马的感情，更是一个农村女性在城乡裂变年代里最后的尊严与绝望。当王丽在癌症晚期写下“老天爷对我是公平的，我这样死，是老天爷对你最好的惩罚”时，她投下的不只是一具病躯，更是一代知识女性在误解与冷漠中累积的千年之恨。而刘茵在丈夫吴富贵矿难丧生后，挺着遗腹之躯重新支起“大红袍”的幌子；董霞为一句承诺，将闺蜜的骨肉抚养成人，独守半生……这些女性，在侯志明的长篇小说《棋盘山下》中，不是配角，不是背景，而是与男性主人公并立的精神高山。

“女人的贤良与宽厚，能温暖一世。”侯志明在新书发布会上如是说。这位从内蒙古草原走来的作家，用一部矿区编年史，为被历史叙事长期遮蔽的普通女性立传。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在柴米油盐、生离死别中，展现出比男性更持久的生命韧性。当读者为曹玉兰之死“心绞痛”，为王丽之殇“控制不住眼泪”时，他们触摸到的，正是久违了的——那种未经修饰、直抵生命底色的疼痛与温度。

《棋盘山下》是侯志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北方矿区棋盘山为空间容器，讲述了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新世纪初，两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小说以主人公韩山为中心，辐射出谢春明、金库、王丽、董霞、刘茵等数十个人物，构成了一幅“融合了家与国，爱与愁，小我和大我，宽恕与拯救，和解与渴望的历史档案”。

侯志明在题记中写道：“一只脚穿着泥泞草鞋、一只脚穿着锃亮皮鞋的五〇后、六〇后，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此作谨献给他们。”这“草鞋与皮鞋”的意象，道尽了那两代人的来路与归途——从乡土到城市，从贫瘠到温饱，从集体到个体，他们的双脚从未完全踏入任何一方土地，始终处于一种撕裂与缝合的永恒张力中。

小说上篇以韩山的成长为主线：一个被遗弃在棋盘山寺庙门口的婴儿，被韩家收养，与曹玉兰青梅竹马，靠初恋女友的引荐参军入伍，考取军校，却因“误会”而转业。回到棋盘山矿务局后，他在武装部、清河煤矿、技校之间辗转，与曹玉兰分手，与王丽结婚，又因一场“猪头事件”——体育老师朱一斗猝死家中——而人生崩塌，远走新加坡。中篇则展开矿区的群像叙事：谢春明从技术引进到综合机械化采煤技术改革，金库从司机到企业家再到非法集资的坠落，刘茵从农民轮换工家属到“大红袍”饭店女老板，吴富贵从高考落榜生到矿难罹难者……下篇写韩山归来，与董霞的情感纠葛，董亦涵的身世揭秘，以及棋盘山作为精神原乡的终极叩问。

然而，在这群穿着“一双鞋”艰难跋涉的男人背后，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书写女性。这并非偶然。侯志明坦言，他从史书中读到过虞姬、蔡文姬、李清照，在现实生活中也见证过无数普通女性的坚韧。“她们的伟大都是通过吃苦耐劳、善良坚韧、隐忍不屈、不争高下等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地位。”

小说中，曹玉兰的形象尤为震撼。这位韩山的乡村初恋，曾为韩山的前途默默堕胎，承受了“身体上的痛苦和十倍于身体痛苦的灵魂煎熬”。当韩山进城后移情别恋，她没有纠缠，没有哭闹，而是将一万元摔到对方脸上，转身离去。这一摔，摔出的是一个农村女子的骨气与尊严。后来她仓促嫁人，死于分娩时的大出血——一个为爱情付出一切的女人，最终被爱情毁灭。

与曹玉兰的刚烈形成对照的是王丽。这位矿区第一美人嫁给韩山后，因一场误会（朱一斗酒后闯入房间猝死），被丈夫误解为“红杏出墙”，惨遭暴打。韩山失踪多年，她独自生下儿子韩涵，患癌症后将其托付给闺蜜董霞，自己投河自尽。她留下的遗书长达数页，字字泣血：“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刘茵则是另一种女性力量的呈现。这位从农村来的轮换工家属，在丈夫吴富贵矿难身亡后，独自撑起“大红袍”饭店，从一个小卖店主成长为精明强干的商人。她历经生活种种磨难，“却不气馁不放弃，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活出了自己”。侯志明用她的故事告诉读者：平凡不代表平庸，身处底层灵魂高贵。

而董霞，这位海归校长，为兑现对王丽的承诺，终生保守秘密，将董亦涵抚养成人。她放弃了婚姻，放弃了个人幸福，把所有的精力投入教育事业和养育孩子中。在小说结尾，她将真相告诉韩山，促成了父子的最终相认。这是一种超越亲情的大爱与担当。

小说中的女性群像还延伸至新一代：闫红从农村大学生到企业家，吴菲菲从留学生到新能源汽车创业者，吴萍萍从海外学子到董亦涵的伴侣。她们继承了前辈的坚韧，却拥有了更开阔的现代视野。这种代际传承，使《棋盘山下》的女性书写超越了单纯的“苦难展示”，进入了“生命韧性”的哲学层面。

●《棋盘山下》要传递的内核

◎读者报：曹玉兰摔钱的决绝、王丽投河的悲剧、刘茵在丈夫矿难后撑起人生的韧性、董霞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小说中的女性，每个都有鲜活的灵魂与独立的命运。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矿区叙事中，您为什么倾注如此多的笔墨去书写这些女性？您最想通过她们，传递出什么样的女性力量与生命思考？

侯志明：在新书发布会上我说过：女性比男性更伟大。男子的力量与勇气可以征服一时，而女子的贤良与宽厚，却能温暖一世。从古至今莫不如是。我在史书里读到过很多女性，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写过很多女性，比如虞姬、蔡文姬、花蕊夫人等等，我都有感而发，写过她们，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感染。现实生活也是如此。所以，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而普通女性的伟大都是通过她们的吃苦耐劳、善良坚韧、隐忍不屈、不争高下等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她们的地位，也是在和男人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曹玉兰、王丽、董霞、刘茵、吴秀莲都具有这样可贵的精神。所以她们能够打动人。很多读者问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回答。而且很多读者向我反馈说，读到曹玉兰的死，读到王丽的死，控制不住眼泪，甚至心绞痛，说我是用带泪的语言带血的文字在写这些女性，所以是感人的。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探微探幽。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顽固认知和精神赞同，所以，在写作中，我不是把他们作为配角来写的，事实上，这几位都是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她们留给读者的印象应该是很深刻的，这是一组女性群像，而且在她们之后又出现了闫红、吴菲菲、吴萍萍这些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精神的新女性。这些同样是值得赞美的。尽管她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但她们真实有血肉有个性有秉持。我最想传递的女性力量是：女性从不是柔弱的代名词，骨子里自有倔强、担当与绝境重生的韧性。无论囿于世俗、困于苦难，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坚守、好好活着，不但自己要好好活着，而且尽量让别人好好活着。平凡不代表平庸，身处底层灵魂高贵，她们是矿区烟火里沉默的脊梁，更是苦难人间最动人的生命风景。

◎读者报：作品里写尽了命运的无常：曹玉兰因流产大出血离世，王丽在病痛与误解中投河自尽，金库从身家千万到坠崖身亡，谢春明从改革先锋到阶下囚。但同时，您也写了刘茵的绝境重生、董霞的善意坚守、韩山晚年的自我救赎。在您的创作中，您如何看待“命运的无常”与“人的主观选择”之间的关系？您想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传递出什么样的生命态度？

侯志明：我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过，读过《棋盘山下》应该能悟出不少生命态度或者人生哲思，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自以为它会告诫后人：一、世事莫测，福祸相倚。坎坷起落是常态，一帆风顺人间无。读懂，方能沉淀内心，活得沉稳而强大。二、金钱是把钥匙，既能打开幸福之门，也能打开地狱之门。人一旦钻进钱眼成为金钱的奴隶，金钱就会成为架在人脖子上的一把屠刀。三、误会最苦，至亲至痛。最伤人的误会往往藏在至亲之间，温柔内敛却骨刺绵长，无声无息便消耗一段亲情。爱，贵在懂得低头、学会示弱，不要逞能。四、人生苦短，万事皆空，唯善不空。尘世浮华终会落幕，功名利禄皆是云烟。点滴小善，可治当下困顿；宽厚大德，可荫及子孙后代。五、女子至柔，亦至伟大。这便是《棋盘山下》要传递的内核，也是那些从泥泞中走来，半生沧桑、半生向阳，渐渐淡出时光长河的五〇、六〇两代人，留给后人“多余的话”。这些话未必周全，但真实深刻。

●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是相呼相应的

◎读者报：小说中的人物，韩山、王丽、董霞、谢春明、刘茵等，您个人内心最偏爱的是哪一个？为什么？

侯志明：著名作家、《四川文学》主编罗伟章认为，《棋盘山下》小人物塑造立体，具备独立精神主体性。他说作品以带有隐喻意义的棋盘山为故事载体，聚焦底层人物，完成了有说服力的人物塑造。诸多同类乡土题材以及更广泛的现实题材创作中，底层人物往往沦为时代的附属品，被环境和时代裹挟。而该作品克服了这一创作短板，赋予底层人物完整的精神主体性。故事中的众多男女，不是随波逐流、被动生存的符号，而是能够持守自我立场，保有独立认知与精神内核的个体。鲜活立体的小人物塑造，赋予了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

这也是我不曾意料到的。这大概和我真爱他们有关。我真爱我笔下的每一个小人物，包括金库，包括大黄牙。写作者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拟的。在虚拟世界里，他们是我的兄弟姊妹，是我的亲人。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是相呼相应的。

◎读者报：是什么样的契机与情感触动，让您决定动笔书写这部以北方矿区为底色的长篇小说？

侯志明：我过去经常写点散文，多是写一些亲情的，写一些家乡人的，都是真实的。写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写而写，更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敬、爱、感动，自己的一点感悟。但当你有许多感悟需要表达而找不到合适载体，或者说你的写作能力难以在熟悉的写作领域完成这些表达时，是一种困扰——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比如，对我走向社会第一站的煤矿的深厚而复杂的感情的表达。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前辈提示我，为何不尝试用虚构的方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碰，也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情感触动”。从此，我就想着如何跨出故步自封的领域？从此，我的思考也从亲人、家乡人，向着更远的范围更广的人拓展了，而载体就是我熟悉的、充满复杂情感的煤矿。这两点的结合，便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尝试。于是就有了《棋盘山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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