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泉山的泥泞土路到川陕甘渝的千年栈道，从市政工人的筑桥岁月到四十年田野探寻，易旭东与蒋光耘以“在场者”的身体记忆，触摸蜀道土层下的文明根脉。以“情感考古”解码道路伦理，用电影分镜式叙事复刻历史现场，《大蜀道》从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考据，而是用脚步丈量、用心灵共情的文明纪实，在古道烟火与岁月沧桑里，探寻着蜀道文化活态传承的精神原乡。

“每当踏上古道，总会追问脚下是否就是先民踩踏的痕迹”，这是易旭东、蒋光耘两位作者在《大蜀道》自序中写下的心声，也是两位作者四十年考勘生涯的真实写照。作为一部“中国西部交通史”与“民族地理人文史”，《大蜀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厚的“在场性”——它不是书斋里的考据拼凑，而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历史纪实，是通过“情感考古”触摸到的文明脉搏。

“在场性”是调查记者的职业“本底”，也是《大蜀道》核心认知的原点。易旭东的人生经历为这种“在场”提供了独特注脚：他曾在龙泉山当过四年“知哥”，亲历过雨水、泥石流冲垮道路后的抢修；做过六年修路筑桥的市政工人，参与过九眼桥、新南门大桥、蜀都大道等工程的建设。在修路筑桥期间，就在《成都大学学报》《四川建筑科学》发表学术论文《试论东西干道（今蜀都大道）利弊》《高层建筑忧思——从成都蜀都大厦看城市空间布局》，作为唯一特邀嘉宾在全国性专业论坛上演讲。

这些经历让他对“道路伦理”有着“生理性”的理解和“肌肉性”的记忆，也让“情感考古”成为可能——“不同土层对应不同年代的伦理、人文”，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知，让他能从道路沉积中读懂历史脉络、经济关联与文化互动。

“情感考古”是《大蜀道》的核心方法论，它并非单纯的个人情感抒发，而是一种基于现场考勘的结构化文化解读框架。两位作者基于蜀道遗址、博物馆遗物的“能指”与“所指”，提炼出“生态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四层符号体系，通过划分文化符号层级、分析各层级逻辑关系，实现对蜀道文化的系统性解读。这种方法要求考勘者“清晰辨别不同年代的道路沉积，不能随意扰动”，唯有如此才能厘清历史脉络，让沉默的遗址转化为“固态化文本”。

四十年间，无数次往返川陕甘渝等地的考勘经历，成为《大蜀道》最鲜活的素材。1985年5月，易旭东第一次徒步重庆大宁河栈道，在大昌镇的“巫山老腊肉”香中感知古道烟火；2024年5月，他与蒋光耘最后一次考勘甘肃成县青泥河栈道，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中，目睹村民自觉维护道路的场景，深刻体悟到“秩序共存”的道路伦理。这些亲身经历让书中的“道路伦理”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村民与司机的自觉行动，是跨越千年的文明传承。

考勘中的发现有时会颠覆既有的学术判断。翠云廊的修复与保护让易旭东重新定义：“道路交通，由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体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观，沉淀为根深蒂固的政治形态，贯彻中国传统政治的终始。”这种基于实证的认知修正，让《大蜀道》的学术价值不断提升，也体现了作者“不唯书、只唯实”的治学态度。

在叙事策略上，作者运用电影分镜式描写，将“遗址探古、文献钩沉、历史再现、现实观照”四层逻辑融为一体，让读者在“烧脑”的学术认知中，感受到历史现场的温度。例如在记叙“五丁”率领能工巧匠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时，这种叙事策略既避免了学术化的枯燥，又让抽象的“五丁精神”具象可感。正如书中所言，蜀道的交通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人类交通发展、多元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不愧为人类交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文明对话交流的结晶”。

▲2021年5月，易旭东（左二）在“松茂古道”上采风。

●四十年风雨路中的“蜀道伦理”体悟

◎读者报：从1985年首次考勘金牛道，到2024年借影视勘景之机完善书稿，四十年间您多次往返川陕甘渝等多地，甚至徒步大宁河栈道、青泥河栈道，哪些考勘经历让您对“蜀道伦理”或“秩序共存”有了最直观的体悟？

易旭东：1985年5月，第一次徒步重庆大宁河栈道，黄昏在大昌镇吃了“巫山老腊肉”，考勘太昌镇古城墙、门洞、街道，深夜躺在太昌盆地河滩上冥望星空时；2024年也是5月，最后一次我与蒋光耘考勘甘肃成县青泥河栈道，直到“无路可走”，村民告诉我们，这条路到了冬天，不仅小车，连一般的货车都能开到陕西略阳，沿途的村民与司机都自觉地维护……  

●土层里的文明密码与认知修正

◎读者报：书中提到考勘时曾遇到“道路沉积的不同土层对应不同年代的伦理、人文”，这种“情感考古”的现场体验，如何影响您对古蜀先民筑路动机与文明交流的理解？有没有某处遗址的发现颠覆了您此前的学术判断？

易旭东：我在龙泉山上当过四年的知青，每次大雨过后，就是不断地修被雨水、泥石流冲垮的路；父亲是成都第一代市政工人，我在休学期间跟随父亲天天在工地上打工。下班的路上，父亲就给我讲一街一道的来龙去脉；从知青调回成都，又当了六年修路筑桥的市政工人，经历了九眼桥、新南门大桥、十二桥、未来号人行天桥的“全流程”，在东西干道（现蜀都大道）、川陕路天回镇段与新二村下水道工程等，都抛洒下青春的汗水……

我“情感考古”的现场体验，实为“道路伦理”的千年传承。对古蜀先民筑路动机与文明交流的理解，我称为“生理性”的理解，“肌肉性”的记忆。  

●历史温度的传递与活态路径

◎读者报：您在自序中说“每当踏上古道，总会追问脚下是否就是先民踩踏的痕迹”，这种追问在写作中转化为怎样的叙事策略？如何让读者通过文字感受到历史现场的温度？

易旭东：运用电影分镜式描写，采用“四层逻辑演绎”：遗址探古（实证）-文献钩沉（考据）-再现历史（文学重构）-观照现实（价值升华），让学术严谨性与可读性融合。既避免学术化先民，又让抽象精神具象可感，在记叙“五丁”率领成千能工巧匠，数万“古成都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就采取这种叙事策略。

◎读者报：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大蜀道的保护面临哪些独特挑战？您在写作中是否思考过“活态传承”的路径？比如如何让年轻一代通过现代传播方式理解蜀道的文化价值？

易旭东：在研究、考勘时，就在思考“活态传承”的路径。

我曾经与蒋光耘开玩笑说，我们与学者、作家不同，在“现场”时，就如拍电影、电视纪录片的“勘景”一样，就在思定开机时的机位，当日阳光倾斜度的时间，给摄影、美工、道具与演员预制、提供“表现空间”……我们都觉得累，读者肯定更累。蒋光耘已经先行，写短剧、做MV，甚至成为音乐制作人……

顺便“剧透”一下：我与蒋光耘30年前就是同事、战友，在《四川文化报》做中国第五届艺术节“会刊”时，还在一间办公室办公。

彼此了解，配合默契。

那时，蒋光耘就“凶猛”。晚上七点钟看演出，十点钟在办公室写稿，凌晨不到两点，一个整版的文字并配上图片，就交给我——直接终审。我按照事先“预制”好的版式（模型）编辑完，直接交给组版编辑、校对……“会刊”一出，立即受到佳评。

◎读者报：从《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到《三千年前的“双城记”》再到《大蜀道》，您的创作始终围绕巴蜀文明展开，这部作品是否标志着您对古蜀文化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未来是否有继续深挖蜀道支道或相关文化主题的计划？

易旭东：我始终走在自己想走的路上……

《大蜀道》是《成都传·四重奏》之三，之四《中国有“金沙”》今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期许完成从“新闻报道者”到“史志钩沉者”的身份跃迁，让沉睡的巴蜀文明，在当代读者心中重新呼吸，做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用心挖掘者、创新表达者、现代传播者。

“四重奏”存在清晰的逻辑递进——《公园城市》确立城市坐标，《双城记》补溯文明源头，《大蜀道》则拓展为区域联动网络，《中国有“金沙”》重构蜀文化的历史叙事，深度嵌入国家战略与地方治理语境，共同回应“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战略腹地”的时代命题。

同时，启动复原、表现走到近代化重商主义边沿11世纪中国的北宋时期，探秘、解谜“千年中国”的“改革密码”工程。目前，等待出版、发行《十字路口——王安石的“四川朋友圈”》（三卷本），《世界的“三苏”》（三套六卷本）……

继续在电影编剧、电视纪录片撰稿上发力。

等待我们的三集电视纪录片《百年红梅》在央视播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