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蜀道考勘的步履铿锵，四年伏案笔耕的匠心沉淀，易旭东与蒋光耘以跨界之笔破界而立，挣脱传统蜀道研究的窠臼，将新闻实证的严谨、史学考据的深邃、文学叙事的诗意熔于一炉。当“全息性文化基元”为蜀道立起全新认知坐标，“双观融合”“三性一体”的创作哲思，既打通了学术与大众的阅读壁垒，更让沉寂千年的古道遗址，在文字间苏醒为可感可触的文明生命体。

2026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著名作家易旭东、蒋光耘潜心创作的《大蜀道》。这部耗时四年写作、凝聚作者四十年蜀道考勘心血的著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蜀道研究专著，而是一部横跨历史学、人类学、交通工程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跨界力作。正如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在序中所定义，大蜀道是涵盖物理形态、理论研究、文化内涵等维度的“全息性文化基元”，而这部著作正是对这一核心概念的生动诠释。

作为资深媒体人转型的学者型纪实作家，易旭东与蒋光耘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蜀道表达”路径。他们拒绝“述而不作”的考据惯性，规避“虚构演绎”的文学放纵，更不套用西方理论，而是将新闻调查的实证精神、文学表达的诗性语言、史志逻辑的时空结构与学者研究的成果模型融为一体。这种跨界优势，让《大蜀道》既具备学术深度，又拥有大众可读性，实现了“在地化史学文学化”的创造性转化。

著作的核心创新在于“双观融合”与“三性一体”。

“大史志观”要求宏观把握、微观研究与文学表达相结合，“大文化观”则追求大境界、大气象，将史志的叙事性、文学的表现性与思想的表达性融为一体。以“非虚构记叙”为内核，作品构建了“遗址探古（实证）-文献钩沉（考据）-再现历史（文学重构）-观照现实（价值升华）”的四层逻辑演绎，让抽象的历史精神具象可感，使道路遗址在文学节奏中活起来，文学想象在考据框架里站得稳。

作者在自序中坦言，创作的初心源于对未知的探索与本源的揭示。“人类总有追根溯源的天性，总爱从遗址、文物中感受历史的脉络”，而蜀道作为中国“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其“层累地造成”的历史特性，要求研究者必须“逐层剥去历史渍垢，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将蜀道从认识论的‘夹缝’中拉出”。四十年间，两位作者足迹遍布川陕甘渝及鄂湘黔等地，对文中涉及的蜀道路段少则考勘1次，多则5次，这种“椅子研究”与“田野考勘”相结合的方式，为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2017年11月，易旭东从重庆去“巫盐古道”考勘。

●“全息性文化基元”的实践成型与认知突破

◎读者报：汤继强教授在序中将大蜀道定义为“全息性文化基元”，涵盖物理形态、理论研究、文化内涵等几大维度。就这一核心概念，您是如何在四十年考勘与四年写作中逐步成型的？与传统蜀道研究相比，这一界定打破了哪些认知局限？

易旭东：先有“实践”，后有“维度”。

仍要感谢《读者报》对我的使用、培养。在“报业大战”中，《读者报》“独立性”的存在，就是在践行“全息性文化基元”。做优秀记者，哪一个不是“脚板记者”？哪一个又不是“调查记者”？因此，当年在与报社同事并肩战斗时，已具雏形。55岁时，在《人力资源报》副总编辑任上，就因有“维度”的底气才敢辞职——“闭关十年”，读书、考勘、研究、写作。

同时，每一个研究课题的设置与选定、每一部书稿写作的关键节点上，都会向读者报社的主要领导汇报、交流，每一次都会获得文化滋养、力量加持。说个题外话，每一部书稿的初稿、定稿，读者报社的主要领导的电脑里都有“备份”。

与传统蜀道研究、写作相比，只是比较“个性化”，以西财智库作为学术备份，以“记者+学者+作家+编剧”身份重构“表达蜀道”，拒绝“述而不作”的考据惯性，规避“虚构演绎”的文学放纵，更不套用西方理论，走出一条“用蜀道说话、以田野立信、靠学术垫底、借文学传神、凭影视现景”的中间路径；本质是蜀道研究在当代传播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而非对立性取代。

“在场性”是“认知”的原点。

也是调查记者的职业“本底”。

●学术严谨与文学温度的融合之道

◎读者报：书中提出“从‘表达蜀道’到‘蜀道表达’”的跨界实践，您曾提到要“打破学术论文与大众阅读的壁垒”，在平衡学术严谨性与文学可读性时，您如何把握“史志的叙事性、文学的表现性与思想的表达性”三者的融合尺度？

易旭东：以“非虚构记叙”为内核，用新闻调查的实证精神打底、文学表达的诗性语言赋形、史志逻辑的时空结构立骨、学者研究的成果模型树脊，实现文学笔法与史学考证的深度互文——拓展真实的感知维度，不是“用文学包装”道路遗址，而是让道路遗址在文学节奏中活起来、让文学想象在考据框架里站得稳、让道路在影视画面中漂起来，实现多维互证，让读者“共情理解”。

◎读者报：汤继强教授提出了“大史志观”与“大文化观”的双重书写视角，这种双观融合在具体写作中是如何落地的？比如在梳理金牛道的国家城市学与松茂古道的民族聚落学时，如何避免学科割裂？

易旭东：实际就是“破圈研究”“跨界写作”。

“双观融合”，不是抽象理论体系，而是扎根蜀道现场的实践型方法集成——以“道路伦理”为内核、“情感考古”为翅膀，融合新闻调查、空间地理、非虚构叙事与政策史志四重逻辑，我甚至学习、使用汤继强教授的“空间经济学”“汤继强线”，努力探索一条面向公众、服务现实、可操作的“在地化史志文学化”的路径。

●影视化表达与文字之美的坚守

◎读者报：您曾经历从资深媒体人到学者型纪实作家的转型，这种多重身份背景如何影响《大蜀道》的叙事风格？比如记者的追问敏感性、编剧的影视化表达，分别在书中有哪些具体体现？

易旭东：“文物即新闻”，强调出土情境与传播功能，注入现场感、空间感与现实感；最大价值不在理论自洽与记叙风格，而在让千年文明活在道路的肌理里，优势恰恰在于强化“低文化门槛、高人文温度、强在地适配”，适合地方政府、文博机构与高校通识教育协同推广。

我不是传统学院派史志名家，也不是以写小说、诗词为主的作家，尽管在青年时代曾经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中短篇小说，蒋光耘也不是，尽管出身“文青”，也曾经发表众多历史文化散文、随笔，但我们是以媒体人、研究者身份切入《大蜀道》的研究、写作，探索“新闻调查+田野考证+环境史学+非虚构叙事”四位一体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创作融合的公共路径，核心突破在于将蜀道遗址、地理空间、文献记载与当代城市命运进行时空叠印式重构，实际上是聚焦于三星堆—金沙“小双城”结构——《三千年前的“双城记”》的原创性历史模型实践的延展与纵深。

◎读者报：书中坚持“不用图片，回归文字之美”，您认为汉字的形意之美如何弥补视觉缺失，让读者在“烧脑”阅读中感知蜀道的空间壮阔与历史厚重？这种创作选择是否担心过大众接受度？

易旭东：没有担心。

进入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时代，相信读者，若需要“配图”阅读才能退“烧”，在手机或电脑上输入关键词，须臾之间，就能解决。

我始终坚信“内容为王”“创新为帝”。

◎读者报：写作中您强调“从‘有我之境’进入‘无我之境’”，这种剥离个人情感的客观记述，在面对“蜀泮溃逃”“嘉陵夺汉”等充满戏剧张力的历史事件时，如何避免陷入冰冷的史料堆砌？

易旭东：不做“二手转述”，只做“一手重建”。

采用新闻特写、电影分镜头写作手法。

“蜀泮溃逃”阅读轻松，“嘉陵夺汉”仍然免不了学术“转译”，说明我们学养不厚、文字表现力不够，仍然需要不断“充电”，保持持续的学习能力。（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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