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恣意快意，到“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豪情，马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从未缺席。而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马上作》，仅以二十八字写尽戎马一生，无华丽辞藻堆砌，却如战马嘶鸣般振聋发聩。这首由武将以刀戈为笔、以沙场为纸写就的生命宣言，其“马上”的坚守与奋进，恰与马年所倡导的精神内核遥相呼应，在马年春节重读，更能品出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

半生戎马

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戈马上行。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出身将门，一生征战四方，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马上作》的创作年代虽无明确史料记载，但结合其生平轨迹，可推断作于他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中期。彼时的他，已在东南沿海抗倭十余载，率领戚家军扫平浙、闽、粤沿海的倭寇之患，后又奉调北上镇守蓟门，抵御蒙古部族的边境侵扰，诗中“南北驱驰”四字，正是其半生军旅的真实写照。

明代中叶，边患丛生成为时代底色：南方倭寇屡屡袭扰沿海州县，烧杀抢掠间让百姓流离失所；北方鞑靼部族不断南下，令边境烽火连年不息。自十七岁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起，戚继光便立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铮铮誓言，此后一生，从未离开过战马与沙场。在浙江台州，他率部九战九捷，战马踏破倭寇巢穴；在福建横屿，他身先士卒，策马渡海发起攻坚；在蓟门十六年，他整饬边防、督造战车、训练骑兵，终让北疆“烽火不惊”。

《马上作》正是在这样的戎马倥偬间挥笔而成，并非刻意的文学创作，而是战马未歇、戈矛未收时，将军内心情感的自然迸发。于戚继光而言，诗中的“马上”并非简单的空间场景，而是他践行家国担当的舞台，是他一生的生命场域，更是他与“马”这一精神符号相生相伴的最好见证。

刀戈间的家国情怀与生命境界

诗作以“南北驱驰”开篇，寥寥四字便勾勒出一幅跨域万里的征战图景：“南”是江南水乡的抗倭前线，“北”是塞北大漠的戍边疆场。戚继光的这番“驱驰”，并非漫无目的的奔波，而是“报主情”的主动担当。此处的“主”，若仅解读为封建君主，便落了狭隘窠臼——在戚继光的价值语境中，“主”更是社稷江山与天下生民的代名词。他曾在《练兵实纪》中直言“兵者，民之卫也”，足见其征战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为个人求取功名利禄，而是守护沿海百姓的安宁，捍卫北方边境的完整。

马的“驱驰”之态，恰是这份担当的具象化表达。作为古代战场上最可靠的战友，战马的耐力与速度，支撑着戚继光从江南水乡到塞北大漠的辗转征战。站在马年的视角回望这句诗，“驱驰”二字更具时代深意：马年的“驰”，是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是不避艰难的勇毅奔波，正如戚继光那般，为了心中的家国大义，不惧路途遥远，不畏风霜雨雪。这份“驱驰”，从非盲目的忙碌，而是向着明确目标的坚定坚守——于戚继光，是保家卫国；于当下，是为理想与责任的勇敢奔赴。

“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句，以拟人化的笔触，写尽了戚继光独特的生命境界。“江花”是南方的风物，是他十余载抗倭岁月里最常见的景致；“边草”是北方的意象，是他戍边生涯中最恒久的底色。一柔一刚、一南一北的两种景物，共同构成了戚继光征战平生的鲜活背景板。而句中一个“笑”字，堪称全诗的“诗眼”，却也是最易被误读的一字。

有人将“笑”解读为江花边草对他一生奔波的“嘲笑”，这实则背离了一位百战名将的心境。身经百战的戚继光，见惯了沙场生死，历经了无数磨难，若心中存着被嘲的怨怼，便难有统兵作战的从容与定力。这里的“笑”，既是江花边草对他的“相伴之笑”，更是他对自己平生选择的“豁达之笑”。江花见证了他扫平倭寇的胜利，边草目睹了他戍边安邦的坚守，它们是将军一生征战的无声见证者，而他以“笑”回应，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定，是对一生付出的坦然。

这份笑，不是无奈的苦笑，而是历经风雨后的豪迈与从容——恰如战马在沙场驰骋后，抖落身上的尘土，依旧昂首嘶鸣、目光坚定。马年新春，这份“笑对平生”的豁达，正是我们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应有姿态：不惧风雨坎坷，不改初心所向，在奔波与前行中沉淀内心的从容。

“一年三百六十日”，以最朴素的数字入诗，无任何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感染力。此处的“三百六十日”，并非实指一年的具体天数，而是对时间的夸张与浓缩，意在强调“日日如此”的执着与坚持。戚继光的军旅生涯里，从无“休息日”，亦无“安逸期”：春日，他在南方训练水师，严阵以待倭寇来犯；夏日，他在海边巡查防务，及时抵御海上袭扰；秋日，他在北方整饬边防，修缮城墙关隘；冬日，他在塞北操练骑兵，防备部族南下。

于他而言，时间的刻度，皆是由“马上”的足迹丈量而成。而战马，作为他时间的载体，始终与他并肩前行——马的一年，是跟随他征战四方的一年；他的一年，是与马相伴、横戈马上的一年。马年新春，我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而这句诗恰为我们提了醒：真正的成长与成就，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澎湃，而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戚继光以三百六十日的“马上”坚守，换来了边疆的安宁与百姓的安居；而我们在马年的每一份“马上行动”，每一次日复一日的付出，终将汇聚成前行的力量，铺就抵达理想的道路。

末句“多是横戈马上行”，是全诗的点睛总结，更是戚继光一生的生动缩影。“横戈”，是时刻备战的战斗姿态，是枕戈待旦的警惕与勇毅；“马上行”，是永不停歇的行动状态，是一往无前的奔赴与坚守。这一句，将“马”的意象与“担当”的精神完美融合——战马，是他征战一生的亲密伙伴；马上，是他履行家国使命的永恒位置。

戚继光的“马上行”，从非一时的热血之举，而是一生的坚守与践行。镇守蓟门时，他针对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立“车营”战术，潜心训练骑兵，让“马上行”的战斗力发挥到极致；东南抗倭时，他改良兵器、编练戚家军，将“马上行”的速度与步兵的战术巧妙结合，终扫沿海倭寇之患。诗中“多是”二字，道尽了这份坚守的不易——这份马上的担当，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融入日常的常态。

马年之际，“马上行”更应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遇到困难，不拖延、不推诿，凡事“马上办”；确立目标，不犹豫、不观望，遇事“马上干”。这种“马上”的姿态，是戚继光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财富，更是马年精神的核心要义。

“马上精神”的当代回响

如今，我们虽不再需要像戚继光那般横戈马上、征战沙场，但这份“马上精神”从未过时，反而在新时代有了全新的诠释与内涵。对于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言，“马上精神”是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的勇毅，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笃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马上精神”是面对困难时的勇敢，是追求梦想时的奋进，是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时的担当。

马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是单纯的动物符号，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忠诚、勇敢、坚韧、奋进，而戚继光的《马上作》，正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诠释。将军的一生，是“马上”的一生，他以战马为友，以刀戈为伴，用一生的“马上行”，践行了“但愿海波平”的初心誓言。

千年之后，马年的钟声敲响，这首《马上作》依然能穿越历史的尘埃，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站在光里的人，而是那些始终在“马上”坚守、在风雨中勇毅前行的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顾渐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