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作为镌刻在巴蜀大地上的文明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交通史、文化史与精神史，而易旭东与蒋光耘两位“老媒体人”合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蜀道（上、下）》（上卷《文化血管》、下卷《半部国史》），以四十年田野踏勘的积淀、四年潜心创作的打磨，将蜀道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化魂脉，从历史遗迹凝练成精神符号。这部作品跳出传统地域史志的书写框架，以“大史志观”与“大文化观”为核，融史志严谨、文学灵动、思想深刻于一体，既建构起蜀道文化发展的完整链条，又实现了地域书写的叙事创新，更完成了蜀道精神的当代诠释，成为“蜀道表达”的开创性力作。

文史融合：建构蜀道文化的完整知识链条

地域文化书写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平衡学术的严谨性与内容的可读性，如何让碎片化的历史遗迹与文化符号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大蜀道》的首要价值，便是以文史融合的笔法，打破学科壁垒，为蜀道文化建构起从起源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的完整链条。作者摒弃了传统蜀道研究中单一的地理或交通视角，综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交通学、城市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将蜀道视为“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厘清了蜀道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上卷《文化血管》聚焦蜀道的文化属性，勾画其与三星堆、金沙、秦巴、巴渝等古老文化的交织关系，揭示蜀道作为文明纽带的核心价值；下卷《半部国史》则深挖蜀道的历史内涵，阐释其与中国制度、国家战略的深层关联，让蜀道从“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密码。

作品的文史融合，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与文学描写叠加，而是让考据事实与文学表达相互赋能。作者坚持“将方志事实与考据事实融合，让道路交通与文化艺术联动”，在最新考古成果与田野考证结论的基础上，对蜀道的历史进行文学化还原。比如对金牛道、褒斜道、松茂古道的解读，既考证了各条古道的修建年代、交通功能，又赋予其文化内涵——提出“金牛道的国家城市学、褒斜道的历史地理学、松茂古道的民族聚落学”，让每条古道都成为一个多维度的文化载体。同时，作品首次系统提出镶嵌于中华文明血脉中的“交通密码”，将蜀道的发展与大禹治水、李冰治蜀、文翁兴学等历史事件相连，串联起从古代治理智慧到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脉络，让蜀道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缩影。这种书写方式，让蜀道文化不再是零散的地域符号，而是融入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组成，也让作品兼具“学术深度和哲理高度”，成为普及性与专业性兼具的蜀道文化研究力作。

▲《大蜀道》内页

跨界叙事：打破地域书写的传统范式

《大蜀道》的叙事创新，在于跳出了传统地域史志的线性叙述模式，以“新闻+史学+文学+影视”四重维度的跨界笔法，为地域文化书写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以资深媒体人的敏锐与学者的严谨，将新闻的现场感、史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感染力、影视的画面感融为一体，让原本冰冷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变得鲜活可感，极大提升了文本的沉浸感与可读性。作品明确提出“以散文式的语言、影视般的句型中，将宏大的历史观与鲜明的时代感融合”，这种语言与句型的创新，让蜀道的书写摆脱了枯燥的考据式表达，形成了独特的文本风格。

在叙事手法上，作品大量运用“新闻特写”与“电影闪回”的方式，让历史场景与现实画面相互交织。比如对五丁开山的书写，并非单纯的神话复述，而是以特写的视角刻画先民劈山破石的坚韧，以闪回的手法将五丁开山的壮举与当代蜀道沿线的交通建设相连，让古代的开拓精神与当代的攻坚态度形成呼应；对剑门关的描写，既还原了诸葛亮筑关的历史背景，又以影视镜头般的语言勾勒剑门“连云叠嶂，壁立数百仞”的雄姿，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秦蜀交通的咽喉之地。这种叙事手法，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界限，让蜀道成为一条贯穿古今的文化纽带。同时，作品摒弃了一些传统蜀道书写的固有意象与常规思路，重构了蜀道的空间叙事逻辑——以上卷剑门山配剑门关、下卷成都安顺廊桥配太阳神鸟的空间脉络，象征“从剑门到成都，从自然到城市，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化演进，让蜀道的空间变迁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微观缩影。

作品的叙事创新还体现在文本的整体建构上，以“文字为主，几乎无图”的设计，让读者回归文字本身所营造的文化意境。在图像泛滥的当下，这种设计看似反其道而行之，实则是对文学书写的自信——作者以精准的文字描绘、细腻的情感表达，让蜀道的山川、古道、人文在读者的想象中具象化，比如对翠云廊古柏的描写，“用心抚摩翠云廊古柏的岁月青痕”，以极简的文字勾勒出古柏的沧桑与生机，让读者在文字中感受蜀道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而书页中融入的石鼓文、金文“蜀道”二字，银杏、熊猫的水印图案，又让传统文化元素与文本内容相得益彰，形成图文辉映的审美效果，让地域书写既有文学的深度，又有美学的温度。

精神铸魂：从蜀道文化到时代精神的当代诠释

地域文化书写的终极意义，在于挖掘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实现其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大蜀道》并未止步于蜀道历史与文化的梳理，而是深入挖掘蜀道背后的精神内涵，将蜀道文化从地域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作品将蜀道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从“难”到“通”再到“畅”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背后，是蜀道精神从古代筑路者的勇毅，到当代建设者的创新，再到新时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的不断演进，让蜀道精神成为四川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品提炼出蜀道文化“开拓、和谐、包容、担当”的核心精神，并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框架中进行诠释。在开拓精神的书写上，从大禹治水的萌芽、五丁开山的豪情，到司马相如开拓西南、李冰修建都江堰的实践，作者将蜀道的开拓精神视为巴蜀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指出“蜀道悠久的形成史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缩影”；在和谐精神的阐释上，以金牛道“缘崖凿石，施板为阁”的修建方式、翠云廊“官民相禁剪伐”的生态制度，诠释蜀道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包容精神的解读上，将蜀道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勾画其与北方丝绸之路、巫盐古道的关联，让蜀道的包容精神成为当代文明互鉴的重要参照；在担当精神的挖掘上，以蜀道在民族危亡时刻承载的救亡图存使命，诠释巴蜀儿女“守家卫国、济世安民”的家国情怀，让这种担当精神成为新时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精神支撑。

作品的精神诠释，并非空洞的口号式表达，而是将蜀道精神与具体的时代实践相连，让地域精神落地生根。作者通过对蜀道文化的梳理，进一步研写并诠释了“公园城市”的丰富内核和“成渝双城”的时代精神，指出成都之所以能成为“文明之中、世界之重”的城市，正是源于蜀道文化所孕育的智慧、包容、坚韧的城市品格。正如作品所言，蜀道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交通要道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其“照亮未知明天”的精神价值，而这种精神价值，正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情感考古：在地性书写的温度与厚度

《大蜀道》的动人之处，在于其并非冰冷的学术研究，而是充满温度的“情感考古”。作者以四十年的时间踏遍川、陕、甘、渝、鄂、湘、黔七省市的大小古道，以双脚丈量蜀道的沧桑褶皱，这种深度的在地性体验，让作品的书写充满了对蜀道、对巴蜀大地的真挚情感。“爱蜀道，爱家乡，我愿意永远当成都的娃娃”，易旭东的这句感言，道出了两位作者的书写立场——以故乡为根，以情感为脉，让蜀道的书写成为一次对地域文化的深情回望。

这种情感考古，体现在作品对蜀道沿线日常生活肌理的书写中。作品既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又关注微观的民生细节，在梳理蜀道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描绘了蜀道沿线百姓的生活状态、民俗风情，让蜀道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鲜活的生活空间。比如对茶马古道驼铃的描写，对巫盐古道盐业贸易的还原，对蜀道沿线摩崖题刻的解读，这些细节的书写，让蜀道文化有了人间烟火气，也让地域文化的书写更加真实、厚重。同时，作者以“情感考古”唤醒沉睡的历史，让大禹、五丁、李冰、诸葛亮等历史人物走出史料，成为有血有肉的文化符号，让他们的精神成为巴蜀大地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这种在地性的情感书写，让作品实现了在地性与世界性的融合。蜀道作为地域文化符号，其承载的开拓、包容、和谐、担当的精神，并非专属巴蜀的地域精神，而是中华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其作为古代交通要道的历史，其作为文明走廊的价值，也让蜀道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作品将蜀道置于世界交通发展史的视野中，指出蜀道是“世界交通发展史的灿烂记录”，让蜀道文化成为中国故事、世界表达的重要载体，也让地域文化书写有了更广阔的格局与视野。

《大蜀道》以文史融合的笔法、跨界创新的叙事、精神铸魂的追求、情感考古的立场，为当代地域文化书写树立了新的典范。这部作品不仅系统梳理了蜀道文化的发展脉络，更让蜀道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密码，让蜀道精神成为赓续中华文脉、赋能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这样的地域文化书写，既让地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实现了新的传承与发展。而这，正是《大蜀道》超越地域书写本身的核心价值，也是其作为“文明史诗”的真正内涵。（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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