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巷陌哲思到文学方法论——作为批评范式的“宽窄思辨” 

在成都的经纬之间，宽巷子与窄巷子如一对孪生兄弟，相偎相依，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叙事与存在隐喻。它们并非简单的物理尺度之别，而是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辩证图示：宽窄相依，宽中有窄，窄中有宽，彼此界定又相互转化，共同塑造了一个完整而富有张力的生命场域。这种植根于巴蜀市井生活的朴素哲思，恰如一把精妙的钥匙，能够开启理解四川作家凸凹（本名魏平）丰厚驳杂文学世界的多重门扉。 

凸凹，生于1962年都江堰，是一位罕见的“文学多栖者”。他的人生轨迹本身便是一幅生动的“宽窄辩证法”图景：16岁进入航天工业部“三线”工厂，在四川万源大巴山的沟壑深处度过23个春秋，从掌握普通钳工、车工手艺的技校生成长为设计员、计划员、记者、经营管理者，这段“窄”而深的工业生活浸润，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矿藏；39岁调至成都市龙泉驿区，人生舞台从隐蔽的军工山沟转向开阔的巴蜀腹地，自此开始了为整条龙泉山脉立传的宏大地理志书写，同时持续三十余年潜心于为百工工匠造像的微观诗学。他迄今出版著作三十余部，横跨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评论、戏剧等多种文体，作品荣获四川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杨升庵文学奖、刘伯温诗歌奖、中国长诗奖等多项重要奖项，现为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

凸凹的文学宇宙，正是在多重维度的“宽”与“窄”的辩证运动中生成、延展与深化的。在地理空间上，从封闭自足的“三线”沟壑走向开放多元的巴蜀大地，最终将生命与创作深植于一座具体的山脉；在题材选择上，游走于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工匠的微观肖像之间，让历史与生命相互照亮；在文体实践上，进行自由不羁的跨界游牧，又对每一种形式进行极致的匠心深耕；在时间维度上，拉伸文明演进的历史长焦，又定格生命存在的当下瞬间；在精神追求上，融汇磅礴的家国情怀与深邃的个体安顿，在奉献与手艺中寻得生命的丰盈。这五个层面的“宽窄”辩证，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交织、彼此生发，共同编织成凸凹文学世界复杂而有机的意义网络。 

本文试图以“宽窄思辨”作为核心批评范式，系统深入地进入凸凹的创作肌理。我们将探究，这位从工业深处走出的写作者，如何通过其独特的生命轨迹与不懈的文学实践，在“宽”与“窄”的永恒张力中，构建起一个既厚重又鲜活、既辽阔又精微、既具史诗品格又充满诗性温度的文学王国。凸凹的创作，不仅为当代文学贡献了独特的题材、文体与美学经验，更以其身体力行的“宽窄之道”，为我们理解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安顿个体、连接天地，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精神路径。 

一、地理的宽窄辩证：从隐秘沟壑到“天府脊梁”的位移、深植与精神返乡

 凸凹的文学地图，首先是一部生动的地理精神史。其轨迹清晰铭刻着从物理与心理的“窄处”向“宽处”战略性位移，最终在认知与情感的“宽处”重新深植于文化“窄处”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空间替换或线性进化，而是一场携带记忆、转化经验、升华认同的复杂精神运动。 

（一）“窄”的锻造：大巴山“三线”腹地的隐秘起源与经验窖藏

凸凹的文学生命，发轫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地理空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嵌于中国西南群山中的“三线”建设基地。16岁进入航天工业部062基地，在万源县大巴山腹地工作生活23年，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祭”，更成为其创作谱系中取用不竭的“经验富矿”与价值原点。此处的“窄”，具有多重意涵： 

首先是物理空间的封闭性与隐秘性。出于备战与保密的需要，这些代号为“信箱”的军工单位多选址于“夹皮沟”式的地形中，形成一个个与外界相对隔绝、自成体系的“国中之国”。车间的轰鸣、山峦的沉默、保密制度下的日常，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诗学。这种“窄”，塑造了凸凹早期感知世界的特殊方式——在有限中深挖无限，在封闭中想象辽阔。 

其次是生活经验的特定性与专业性。工厂、机床、图纸、军品、民品、技改、攻关……这些词汇构成了凸凹青春词典的核心。他不仅是生活的亲历者，更是从钳工、车工的实习中成长为技术员、宣传干事的参与者。这种深入工业肌理的“窄”经验，使其文学获得了同时代作家罕有的质地与精准度。长篇小说《大三线》正是对这一“窄”空间的艺术重构与精神考古。小说匠心独运地采用《保密费》《球时代》《花儿与手枪》等七个既独立又互文的中短篇结构，如大巴山脉的座座峰峦，共同勾勒出三线建设的壮阔图景与建设者幽微的心灵世界。这种“以窄见宽”的结构本身，便是对特殊历史空间内部丰富层次与复杂性的深刻揭示。 

（二）“宽”的拓展：龙泉山脉的全景重构与文明谱系的发现

2001年正式调至龙泉驿区文化馆，是凸凹文学生涯的地理转折点。自此，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热情，开启了长达24年的行走、勘察与书写，最终完成了82.5万字的皇皇巨著《龙泉山传》。这部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部“中国山岳传记”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龙泉山作为“城市近郊桃花山”的刻板认知，将其还原为“北起绵阳安州、南止乐山五通桥，横贯5市28区县，长达300公里”的“天府万古脊梁”。这是一次从“心理龙泉山”的局部想象，到“地理-文明龙泉山”整体把握的认知革命。 

凸凹的“宽”视野，体现在其全景式、跨学科的书写范式。他不仅深入山脉的地质构造、水文气候、生物群落，更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钩沉其人文脉络：从上古鳖灵治水传说、秦时李冰开凿中国第一口盐井（考据位于龙泉山南段），到三国遗迹、唐宋文人足迹（如“三苏”与龙泉山的渊源）、明清“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史诗，再到近现代革命烽火、三线建设遗存，直至当代打造“世界级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实践。龙泉山在他笔下，不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一个活态的文明容器，一个承载巴蜀基因的精神图腾。他将山脉的物理空间与历史时间、自然属性与人文价值打通，使其成为理解四川盆地文明演进的一把钥匙。

（三）“宽窄”的升华：从地理认知到生命皈依的“家山”哲学

凸凹地理书写的最高境界，在于他将通过艰苦行走获得的“宽”阔地理知识与历史视野，最终沉淀、结晶为对一座具体山脉刻骨铭心的生命认同与精神皈依。他直言龙泉山是“事实上的家山”——父亲已长眠于其主峰长松山十八载，家族年复一年的祭扫使其成为“家族的香火山”。他甚至立下诗谶：“死后不仪式，不筑墓，不立碑，将一把骨灰抛撒在龙泉山即可。”（《清音溪》） 

这一选择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 

认知的完成：对巴蜀大地的“宽”泛了解，是为了更深刻地读懂一座“窄”山的全部秘密；而对一座山“窄”而深的进入，又是理解更大地理单元的基石。

情感的安顿：漂泊的现代心灵，终于在行走与书写中，找到了可以生死相托的在地根系。地理意义上的“窄”（具体山脉），成为了精神意义上最“宽”阔、最安稳的家园。 

写作的伦理：《龙泉山传》的写作，因此超越了普通的纪实或研究，成为一种“立命”的实践。他效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精神，却将其终极关怀落脚于与个人生命血脉相连的土壤。这种将宏大叙事与个人生命史紧密缝合的“宽窄”辩证，正是凸凹地理书写最动人、最富哲学深度的特质。

二、题材的宽窄交响：国家史诗的宏大幕布与工匠肖像的微芒烛照 

凸凹的创作题材呈现出一条宽广的光谱，其两端分别指向关乎国族命运的战略叙事与聚焦个体生命的工匠诗学。他在这“宽”与“窄”的题材两极间从容游走，并非简单的题材拼盘，而是通过精妙的互文手法，让二者相互对话、彼此充盈，共同构筑其文学世界的历史厚度与生命温度。 

（一）“宽”的幕布：国家战略、文明长河与历史幽微处的钩沉 

凸凹具备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雄心与能力。他的长篇小说《大三线》直接切入二十世纪中叶那场牵动千万人命运的国家战略迁移。作品不仅再现了“三线建设”从决策、高潮到调整转型的全过程，更可贵的是钩沉了共产党自瑞金时期便开始积累的军事工业传统，将一段相对晚近的历史置于更长的革命与建设谱系中审视。另一部长篇《汤汤水命：秦蜀郡守李冰》则为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圣贤立传，将个人天才置于文明治水史与秦统大一统的宏阔背景之下。这些作品时间纵深大、空间跨度广、涉及层面多，展现了作者构建历史叙事的“宽”阔野心。

然而，凸凹的“宽”并非空洞的宏大。他善于在历史的褶皱处发现被主流叙事忽略的细节与情感。在《大三线》中，“保密费”的发放与使用、军品转民品过程中的技术攻关与人心浮动、第二代“三线子弟”的身份迷茫与寻根渴望……这些具体而微的书写，让冰冷的历史档案变得有体温、有呼吸。他的“宽”叙事，始终有“窄”细节的坚实支撑。 

（二）“窄”的烛照：“为百工造像”的诗学工程与手艺精神的当代复活

与宏大历史叙事并行不悖且持续更久的，是凸凹倾注三十余年心血的“工匠诗”写作。从《手艺坊》《劳动万岁：为129名中国工匠造像》到《怀揣手艺的人》，他以诗歌为显微镜，为142位来自航天焊接、古籍修复、川剧传承、白酒勾兑、制冷工程等各行各业的工匠，逐一绘制精神肖像。每位工匠一首诗，通常12行，辅以精炼小传。这是极致的“窄”聚焦——放弃概括与抒情，直抵具体的人、具体的手、具体的技艺瞬间。 

试看他笔下的匠人： 

航天焊接特级技师高凤林：“让大地升起，穿越天空，与太空焊接在一起/将人类的空间小念头，与美好的时间大远方/焊接在一起……” 

古籍修复师鲁萌：“我一坐下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连自己的心跳，都成了多余的噪音。” 

制冷工程师王倩：“为了认清空气，她只能跳出空气/以后退的方式逼近空气。” 

这些诗句，将现代工业文明复杂精密的技艺，与农耕文明感知世界的方式、古典诗歌凝练的语言相嫁接，产生“巨大的反差美和张力美”。文学的光束，从历史的天空，沉降到工匠布满老茧的指尖、专注的眼神，获得了可触摸的质感与沉静的力量。 

（三）“宽窄”的互文：个体生命史与集体命运史的相互编织

凸凹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深刻理解“宽”与“窄”题材的内在关联，并致力于构建二者的互文性。在《大三线》中，国家战略的宏大幕布，正是由陈大为、崔不觉、牛大荣等一个个具体人物的爱情、抉择、坚守与困惑编织而成。反之，在《劳动万岁》中，航天专家张双福的个人迁徙轨迹——“从上杭到上海，上海到北京/然后，把前方北京户口/三线到后方四川的深山老林”——本身就是一部缩微的国家战略执行史。工匠们的技艺，也往往与国计民生、科技进步紧密相连。

凸凹曾言，写工匠是为“一股气，一股充盈着中国匠人不朽传统的气”。这股“气”，既是具体工匠身上闪耀的职业道德与创造微光（“窄”），也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坚韧、专注、精益求精的浩然之气（“宽”）。他通过为一百多位工匠“造像”，实际上是在为“劳动”本身的价值、为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建设者，树立一座文学的纪念碑。这使得他的微观肖像具有了宏观的象征意义，而他的宏大叙事又因微观生命的填充而避免了空疏与概念化。这种题材上的“宽窄”辩证，让凸凹的文学世界同时具备了历史的纵深感与生命的在场感。

三、文体的宽窄游牧：跨界实验的自由与匠心深耕的执着 

凸凹是当代文坛罕见的“文体多面手”与“跨界实验者”。其创作横跨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评论、剧本乃至歌词，这种文体涉猎的“宽”广度令人瞩目。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每一种文体领域都非浅尝辄止，而是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形成了可辨识的个人风格。他的写作生涯，生动演绎了在文体疆域自由“游牧”的同时，对每一种形式进行“窄”而深的匠心“深耕”的辩证艺术。

（一）“宽”的游牧：打破壁垒的跨文体实践与综合性写作 

凸凹的文学身份难以被单一标签定义。他是出版了《蚯蚓之舞》《桃果上的树》《水房子》等十余部诗集的诗人；是著有《大三线》《甑子场》《汤汤水命》《安生》等长篇及《花儿与手枪》等中短篇集的小说家；是写出《纹道》《花蕊中的古驿》《不可方物》及巨著《龙泉山传》的散文家与非虚构作家；还是创作了30集电视剧《滚滚血脉》的编剧。这种跨文体写作，体现了他不受拘束的文学想象力与对表达形式多种可能性的积极探索。 

这种“宽”的特性在其集大成之作《龙泉山传》中达到巅峰。该书被定义为“跨文体非虚构”，它创造性融合了地方志的严谨、自然散文的诗意、学术考据的扎实、旅行笔记的生动、个人随笔的真挚，甚至融入了大量摄影、绘画、地图等视觉元素，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强大包容性的综合性文体。凸凹自称用“形式上的大虚构，完成了事实上的硬核非虚构”。这种大胆的文体实验，极大地拓展了非虚构文学的边界与表现力，使其既能承载浩繁的知识信息，又能传递深切的人文情感。 

（二）“窄”的深耕：特定文体的风格锻造与极致探索 

凸凹的“宽”并非以牺牲深度为代价。相反，他在每一种深耕的文体中，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与鲜明的印记。 

诗歌：开创“工匠诗”新路径与长诗实验。 他不仅是多产的诗人，更开创了独特的“工匠诗”写作范式。35年间为142名工匠创作诗歌，深入技艺内核，用现代诗语言为传统匠人精神赋形，这在当代诗坛独树一帜。其长诗《水房子》以李冰和都江堰为对象，结构宏大开合如岷江水系，语言磅礴而精细，荣获重要诗歌奖项，展现了其在严肃诗歌创作上的高度。 

小说：“凸凹特征”的叙事异质性。 无论是工业题材的《大三线》，还是历史地域题材的《甑子场》，他的小说都带有鲜明的“凸凹特征”——一种“异质”的叙事质感。他善于运用诗性语言与鲜活方言，使作品既有浓郁的地域风味，又具现代的叙事节奏与心理深度。其中短篇小说，如《背后》《总统套房》等，常采用“压缩空间”的叙事策略，在有限场景中折射时代巨变与人性复杂，显示出精湛的叙事控制力。 

散文与非虚构：“字字有来源”的诚实与“万物相契”的温情。在非虚构领域，他追求“诚实、坦荡，字字有来源，句句有依凭”的写作伦理。《龙泉山传》24年的创作周期，无数次实地踏勘与典籍爬梳，便是明证。其散文集《不可方物》则展现出“万物相契”的生态观与平等温润的人际观，文字清澈澄明，充满善意与哲思。 

（三）“宽窄”的融合：文体的相互渗透与技艺的浑然一体

凸凹不同文体之间的创作绝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渗透、彼此滋养，形成一种良性的“化学反应”。诗人的敏感使其小说语言充满意象与节奏；小说家的叙事训练使其诗歌细节扎实、富有场景感；散文与非虚构的田野功底，则为其所有作品奠定了坚实的经验与史料基础。 

他自称“‘吃得杂’的码字工”，并清晰认知不同文体的特性：“散文是真实的呈现，小说是虚构的叙事，诗歌是半虚半实的艺术。”这种清醒的文体自觉，使他能根据不同表达需求，灵活调用最合适的文体资源。在《龙泉山传》中，考证地质数据时笔法近乎科学报告，抒发山脉之情时倾注诗人全部修辞，讲述历史故事时则运用小说家的叙事技巧。这种跨越文体界限的自由融合，创造了一种更“宽”广、更富弹性、更具包容性与创造力的文学表达方式。 

凸凹的实践表明，“宽”与“窄”在文体探索上可以相得益彰。广泛的涉猎带来视野的开阔、技法的互补与思维的活跃；而对每一种文体的深入钻研与风格锻造，则是保证作品艺术高度与独创性的根本。他像一个在文学高原上自由迁徙的游牧者，每至一处，必扎深根、掘深井，直至泉涌。这种“宽窄”辩证的文体生涯，使凸凹成为当代文坛一个风格独特、难以归类的珍贵存在。 

四、时间的宽窄弹性：历史长焦的纵深与生命瞬间的定格

时间，在凸凹的文学坐标系中，是一个可以被自由拉伸与凝缩的弹性维度。他既能拉开历史的长焦镜头，展现文明数千年的层累演进与国家数十年的战略变迁；又能按下生命瞬间的快门，定格一位工匠专注的神情、一次山间的顿悟、一段私密的记忆。这种在历史“宽”度与当下“窄”度之间的自如切换与深度融合，构成了其作品独特的时间美学与存在之思。 

（一）“宽”的纵深：文明史的层累叙事与“山岳传记”的时间架构 

凸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间纵深感与历史意识。这种“宽”首先体现在他对文明层累的执着挖掘上。《龙泉山传》的叙事时间线，从距今五亿多年的寒武纪地质形成期开始，一路穿越古蜀文明（鳖灵）、秦统时代（李冰）、三国争雄、唐宋文脉、明清移民、近现代革命，直至当代生态建设，跨度之巨，野心非凡。书后附有长达一万二千余字的《龙泉山大事记》，系统梳理从上古至2025年的山脉相关史实，使其非虚构写作建立在坚实的史志基础上。山脉由此从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时空贯通的整体”，一部“行走的、有温度的史书”。 

其次，“宽”体现在对特定历史断面的深度勘探与文学重构。长篇小说《大三线》不仅描绘了一场国家运动的兴衰，更深入其时间褶皱：从热血沸腾的创业期，到计划经济下的运转，再到市场经济冲击下的转型与阵痛。凸凹以亲历者的内视角，钩沉了许多被大历史叙述忽略的“小时间”——比如“保密费”制度带来的特殊心理、“军转民”过程中技术人员的彷徨与探索、子弟们对山沟之外世界的向往。这些“小时间”的绵密编织，使一段相对“窄”的历史时期，因其书写的深度与情感密度，获得了“宽”广的人性共鸣与历史启示。

（二）“窄”的定格：存在瞬间的诗意萃取与工匠精神的“刹那永恒”

与历史长河的“宽”相对，凸凹同样擅长捕捉、萃取并照亮那些“窄”而具体的生命瞬间与存在状态。在他的“工匠诗”中，这种对瞬间的聚焦达到了哲学与诗学的高度。他写制冷工程师王倩：“为了认清空气，她只能跳出空气/以后退的方式逼近空气。” 这里捕捉的是思考与认知突破的那个决定性瞬间。写古籍修复师鲁萌：“我一坐下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则是将修复师进入“心流”状态、与文物对话的静谧瞬间永恒化。这些诗句剥离了线性的时间流，将全部光芒投射于人物与技艺、与物交融的“刹那”，使其充满仪式感与存在的光辉。

在其散文与《龙泉山传》中，对瞬间的敏感同样贯穿始终。他将这部巨著的“开工”机缘，诗意地归结为2003年3月某次在龙泉山看日落时的顿悟：“一片桃林中的话题，成了一条山脉的选题。看自然的日落，成了看人文的日出。”一个日常的、私人的黄昏时刻，由此成为一部浩大书写的时间原点。书中充满了此类瞬间的特写：嘉楠《成都雪山长卷》摄影中“髹了太阳光”的雪山矩阵；踏勘时与山民偶遇的闲谈；父亲墓前四季流转的草木与心情……这些瞬间被文字定格、放大，获得了超越其物理时限的情感重量与记忆价值。

（三）“宽窄”的交织：在“此刻”的微光中照见“永恒”的星河 

凸凹时间书写的精髓，在于他并非机械地并列“宽”历史与“窄”瞬间，而是让二者相互交织、彼此生成，在“此刻”的微光中照见“永恒”的星河。 

例如，在《龙泉山传》中，他详细考证隋末唐初隐士朱桃椎在长松山下结茅而居、写下《茅茨赋》的史迹，并串联起后世苏轼等人的题咏。一个隐士选择隐居、书写的行为瞬间，由此接入一条横跨数百年的文人精神传承链，个人瞬间的选择被赋予了深远的历史回响。又如，他将父亲葬于长松山、家族年年祭扫的私人化时间绵延（一种持续的“窄”瞬间），与龙泉山千万年的地质时间、数百年的文化时间并置交织。私人的祭奠仪式，由此升华为一种与山川历史、家族血脉相连的永恒情感，实现了“小我”时间与“大我”时间的交融。 

凸凹曾强调非虚构写作需“字字有来源，句句有依凭”。这种对事实的敬畏也体现在其时间书写中。无论是钩沉遥远的历史，还是记录鲜活的当下，他都力求准确、扎实。但他又不止于记录，而是通过文学想象、情感投入与结构匠心，让线性的、单向的时间变得可逆、可叠印、可对话。在他的笔下，时间成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场域。个体生命的“窄”瞬间，因此得以嵌入文明传承的“宽”厚河床；而历史的“宽”阔背景，也因无数鲜活“窄”瞬间的闪烁而变得具体可感、温情脉脉。这种处理时间的能力，是凸凹作为一位具有史家情怀的文学家最独特的贡献之一。 

五、精神的宽窄境界：家国天下的辽阔胸襟与安身立命的深邃求索

凸凹的文学世界，最终指向一种精神境界的建构与生命意义的求索。这一精神图谱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宽窄”辩证特征：一方面，是磅礴的家国情怀、对集体奋斗与民族命运的宏大观照与担当，体现了精神的“宽度”与高度；另一方面，是对个体生命尊严、手艺价值、人与土地亲缘关系的深邃体察、执着守护与安顿，体现了精神的“窄度”与深度。凸凹的卓越在于，他让这两种看似不同向度的精神追求，在其生命与创作中实现了和谐共生、相互强化，最终指向一种既顶天立地又扎根泥土的丰盈人生。 

（一）“宽”的关怀：国家叙事、集体记忆与文明传承的使命 

凸凹的精神底色中，浸润着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与集体意识。这首先源于他23年“三线”建设的青春岁月。那段“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集体主义实践，将“国家需要”内化为一代人的生命伦理。他自称“三线人”，其《大三线》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文学存证，更是对那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奉献精神的深情礼赞。在他的叙事中，个人的命运沉浮、爱恨情仇，始终与共和国的工业化历程、国防安全的大局紧密相连，个体的价值在融入集体事业中得到确认与升华。 

这种“宽”的精神视野也贯穿于他对巴蜀文明的整体性书写中。《龙泉山传》的创作，远非个人兴趣，而是怀着为“天府脊梁”立传、为巴蜀文脉存魂的文化使命感。他对李冰功绩的严谨考证、对客家移民文化的深情梳理、对山脉生态价值的急切呼吁，无不渗透着一位文化写作者对脚下土地深沉的爱与责任。正如学者所言，他笔下的龙泉山展现了“山系山脉与文系文脉错综会通、水乳交融之美”。凸凹的精神坐标，始终与地域、民族、国家的命运脉络深度咬合、同频共振。 

（二）“窄”的持守：工匠尊严、个体价值与“家山”归属 

然而，凸凹从未让宏大的叙事淹没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相反，他对普通劳动者、对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存在，抱有极大的尊重、温情与近乎人类学式的关注。他持续三十余年的“工匠诗”工程，便是最有力的精神宣言。他为一百多位工匠逐一写诗，不是为了抽象地歌颂“劳动光荣”，而是为了确认：每一份专注的手艺，都联通着一种完整的人格与值得敬重的生命形态。在他笔下，工匠不是面目模糊的群体符号，而是有名有姓、有技有艺、有苦有乐、在具体劳作中实现自我并创造价值的鲜活个体。他认为，真正的工匠精神在于“匠心”与“匠气”的结合——既有遵循规程的严谨（匠气），又有独运创造的灵光（匠心）。这种对个体专业尊严、创造价值与生命主体性的肯定与张扬，是其精神世界中极为珍贵和“窄”而深的向度。 

更为深邃的“窄”，体现在他对生命最终归宿的思考与选择上。他对龙泉山的感情，早已超越研究对象或创作题材的范畴，成为一种生死相托的生命皈依。父亲长眠于此，自己立下遗嘱将骨灰撒于此山，龙泉山成了他“事实上的家山”与“精神的香火山”。这种将漂泊的现代灵魂，最终安顿于一片具体的、行走过、书写过、爱过的土地，是一种极为“窄”化却又无比坚实、深邃的精神选择。它喻示着，精神的辽阔与安宁，并非指向无根的漂泊或无限的扩张，而是可以在对一片土地的深度认知、情感投入与生命融合中实现。地理的“窄处”，由此成为精神的“宽乡”。 

（三）“宽窄”的合一：在“奉献”与“手艺”中实现生命的完整 

在凸凹的精神谱系中，“宽”的家国情怀与“窄”的个体安顿，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奉献”与“手艺”这两个核心实践，实现了完美的辩证统一与价值合一。 

一方面，个体通过将自身技艺与生命能量，“奉献”于国家与集体的事业，使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无限的意义延展。航天专家隐姓埋名于深山，其个人生涯的“窄”轨迹，因融入航天事业的“宽”蓝图而熠熠生辉；无数工匠的“窄”手艺，因服务于国计民生、科技进步，而成为“大国根基”的具体承载。在这里，“小我”通往“大我”。

另一方面，对国家、对文明的“宽”阔热爱与责任，又必须通过个体具体、专注、持之以恒的“窄”实践来落实与体现。为一座山立传，需要二十四年脚踏实地的行走与笔耕不辍的书写；理解并传递工匠精神，需要深入车间、与匠人对谈的谦卑与耐心。凸凹自己的写作，本身就是一门需要极致“手艺”精神的职业。他追求“字字千锤皆含情”，相信“优秀的文学语言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凡劳作的‘工匠精神’”。在这里，写作这门“窄”手艺，成为表达对土地、对时代、对人民“宽”阔之爱最坚实、最可靠的途径。

最终，凸凹以其生命与文学实践，勾勒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与生命状态：既有仰望星空的辽阔胸怀与历史担当，又有脚踏实地的专注手艺与日常修为；既有融入时代洪流、关切集体命运的深切情怀，又有守护个体价值、安顿身心性命的持守与智慧。他通过文学告诉我们，真正的精神高度与生命丰盈，在于既能理解并参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又能珍惜并照亮生命的细微光芒；既能拥有远行的勇气与视野，又能找到归根的深情与宁静。这种“宽窄”辩证、张弛有度的精神追求，使凸凹的文学超越了题材与文体的限制，抵达了一种感人至深、启人深思的境界。 

结语：在宽窄的永恒辩证中，抵达文学的辽阔与生命的澄明

凸凹，这位从大巴山“三线”沟壑中走出的“工匠诗人”，用他四十余载不懈的文学跋涉与生命实践，为我们生动具象地诠释了“宽窄思辨”这一东方智慧所蕴含的丰厚创造力与精神整合力。他的创作生涯本身，就是一部在“宽”与“窄”的多重维度间不断探索、辩证、融合、升华的生动史诗。 

他在地理上，完成了从工业隐秘“窄巷”到巴蜀文明“宽街”的位移，最终将生命与书写深植于一座具体的“家山”，实现了地理认知与生命皈依的统一。在题材上，他在国家叙事的宏大“宽”幕与工匠肖像的微观“窄”框间自如变焦，让历史厚度与生命温度相互充盈、彼此照亮。在文体上，他以“宽”广的跨界游牧打破表达壁垒，又以“窄”而深的匠心对每一种形式精雕细琢，实现了自由与精纯的共生。在时间上，他拉伸文明史的“宽”阔长焦，又定格存在瞬间的“窄”微特写，让永恒与刹那在文字中交织辉映。在精神上，他怀抱家国天下的“宽”阔胸襟，又执着于个体安顿与手艺尊严的“窄”深求索，在奉献与创造中寻得了生命的完整意义。 

这种“宽窄”辩证，绝非静态的并列或简单的折中，而是一种充满内在张力与生长性的创造性运动。它要求创作者既要有“宽”的视野、格局、包容力与宏观把握能力，又要有“窄”的专注、深耕、极致追求与微观体察功夫。凸凹的成功秘诀，恰在于他完美地驾驭了这种张力：他的“宽”使其作品气象宏阔、根基深厚，避免了文学的琐碎与内卷；他的“窄”使其作品肌理细密、情感真挚、技艺精湛，避免了文学的浮泛与空疏。最终，他在“宽”与“窄”的持续对话、相互挑战与彼此生成中，构建起一个既厚重又鲜活、既辽阔又精微、既具史诗品格又充满诗性温度的独特文学宇宙。 

这个文学宇宙，是共和国工业化历程的一份深情的文学档案，是巴蜀大地文明脉络的一幅壮丽的文字画卷，是无数平凡劳动者精神肖像的一座庄严的诗歌殿堂。它让我们看到，文学如何在记录时代巨变、钩沉历史深流的同时，悉心呵护个体的微光与生命的尊严；如何在拥抱辽阔世界、回应宏大命题的同时，深情安顿深邃的内心与具体的生活。 

在当代文学创作有时陷入题材同质化、精神内卷化、形式焦虑化的语境中，凸凹所践行的“宽窄”之道，尤其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学的创新与突破，其活力往往诞生于边界地带——在“宽”与“窄”、“大”与“小”、“远”与“近”、“集体”与“个体”、“历史”与“此刻”的辩证交汇处。真正的文学辽阔，不是无边无际的茫然漫游，而是在对某一领域的深刻专注与极致探索中，自然抵达的豁然开朗；不是对“窄”的轻视或逃离，而是在对“窄”的深情投入与精湛表现中，意外发现的广阔天地。 

凸凹以他的双脚、他的双手、他的笔、他的一生，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可行与丰美。他是一位文学的工匠，以“窄”的功夫深耕每一寸题材与文体；他更是一位精神的行者，以“宽”的胸怀丈量土地、历史与人心。他在如宽窄巷子般充满辩证意味的文学路径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串串坚实、深刻而闪光的足迹。这些足迹，最终通向一个名为“辽阔”的文学高原，也通向一种名为“澄明”的生命境界。（本文作者简介：汤柱国，四川省工业文化协会副会长。著有《一窄九宽话中医》等学术专著。）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