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军旅作家徐剑长期深耕报告文学创作，其文字自带军旅题材的沉雄与纪实文学的严谨。而新作《阅山河》以徐剑半生实地踏访为根基，将中华山河化作流动的文本载体，在行走中串联地理肌理、历史烟云与人文风骨，既保留了行走散文的纪实底色，又突破传统游记的叙事边界，构建起一部兼具知识密度、文学温度与精神深度的人文读本。这部作品以步履为笔，以山河为卷，让行走成为解码文明、观照人文、叩问精神的媒介，彰显出当代行走散文的独特价值与革新意义。

一、纪实底色与文学抒情的共生

徐剑的散文始终带着报告文学的纪实基因，落点于人，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书写者，历史考据者，地学行走者的三者关系，每一篇文字都建立在扎实的实地探访与历史考据之上，却又不拘泥于事实的机械呈现，而是融入饱满的文学抒情，实现纪实与抒情的共生。在《鹿鸣九原春》中，他不仅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的记载，考证秦长城的始建年代与军事功能，更以文学化的笔触描绘扶苏与蒙恬围炉夜谈的场景：“篷顶挂着天灯，余光下，一盆檀香木的炉火，两个男人曲膝跪坐于毯上，坐北朝南者，系公子扶苏，背对辕门，直面公子的，是大将军蒙恬，一主一仆围着火炉，啃着羊腿，喝着水酒，纵论匈奴不灭，何以风雪归咸阳。”历史考据的严谨与场景还原的细腻相互交织，让冰冷的史料变得可感可触。

在《黄河沿》中，他详细梳理唐蕃古道的历史脉络，引用刘元鼎《新唐书地理志》与周希武《玉树调查记》的记载，厘清黄河上渡与下渡的地理定位，同时以抒情笔触书写现场体验：“夕阳暖暖的，照着玛多荒原。县城将近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花石峡出来，80多公里的路程，车若古船，在此起彼落的漂浮中，梦游一般向前。”纪实的精确性为抒情提供了坚实根基，而抒情的感染力则让纪实内容摆脱枯燥，二者共同构筑起散文的立体质感。这种特质源于徐剑多年报告文学创作积累的纪实功力，却又突破了报告文学的叙事边界，赋予散文兼具“史识”与“诗性”的独特品格。

二、历史考据与现场体验的互证

徐剑的行走并非简单的“打卡式”游历，而是带着历史追问的文化探寻，其散文的核心特质在于将历史考据与现场体验相互印证，让山河成为流动的历史现场。在《鹅湖书院的那场双雄会》中，他深入考证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历史背景、辩论议题与思想分歧，引用“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的诗句还原辩论焦点，同时以现场探访的体验补充历史细节：“石牌坊由4根石方柱隔成3道天门，中间走帝王，两边出入臣工。4根柱子下方，皆紧贴两片云纹半开的石柱支护。牌坊高于书院建筑，四柱鼎立，顶天立地间，预示着江山永固。”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现场景观的观察相互呼应，让读者既能理解思想交锋的历史意义，又能感受书院建筑承载的文化底蕴。

《一点一横洛阳桥》中，他考证蔡襄造桥的历史过程，包括“筏型基础”“种蛎固基”的技术创新与民间集资的盛举，引用《泉州万安渡石桥记》的碑文记载造桥始末，同时以现场触摸的体验传递历史温度：“踏上坚硬的洛阳桥上，这是千年人履车碾踩出来的。可是牛车辙不复，连马蹄印也不见，硬度最高的花岗岩，见证多少王朝兴衰、多少生命荣枯。”历史考据让现场体验有了深度，现场体验让历史考据有了质感，这种互证关系让徐剑的散文超越了单纯的写景或述史，成为对文化根脉的深度挖掘与重构。

三、第三人称叙事的限定视角与精神共鸣

徐剑在散文中采用独特的第三人称“他”叙事视角，这一视角既保持了报告文学的客观距离感，又避免了第一人称的主观局限，形成“限定视角下的精神共鸣”特质。“他”既是徐剑本人的化身，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行者，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源于真实体验，又能引发读者的普遍共鸣。在《稻城宇宙线香巴拉》中，“他”追寻香巴拉的过程既是个人的精神之旅，也是对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探寻：“他来了，不是骑藏马，而是坐车。考斯特在玻璃观景台前戛然停下，他一脚跨下去。天晴得真好。环顾四野，冷山皆被天工锻打成金箔，金晃晃的，太阳雪亦落下金光，红轮从夏诺多吉浮冉而起。”第三人称视角让个人体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求索，读者能够跟随“他”的脚步，共同感受雪山圣境带来的心灵震撼。

在《黄姚道上有条起包浆的鱼》中，“他”对青石板上石鱼的凝视与感悟，既是个人的文化顿悟，也是对客家迁徙历史与苍生命运的集体思考：“他蹲下抚摸，仿佛摩挲一个个苍生的面孔，每一片鱼鳞，都是一道沧桑。遥想千年，长安乱、洛阳乱、汴京乱、临安乱，一炬兵燹将帝都焚成冷灰，一切又重新归零。”这种限定视角既保留了个人体验的真实性与细腻性，又赋予散文超越个体的文化格局，实现了个人叙事与集体记忆的有机统一，这正是徐剑从报告文学叙事中借鉴的视角智慧，却又赋予散文更灵活的精神表达空间。

四、山河为镜与人性书写的交织

徐剑的散文以山河为镜，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精神的崇高，将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与人物故事紧密交织，形成“山河—历史—人性”的三重叙事维度。在《军姿如山》中，秦长城的雄伟与张富清的英雄事迹相互映衬，山河的壮阔凸显人性的伟大：“永丰城头插上了鲜艳的红旗。枪声渐渐地平息，战场一片狼藉。张富清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寻找熟悉的面孔，但是一个也没有！连长呢？那个拍着自己的肩膀让他活着回来的连长呢？”秦长城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沉默地注视着英雄的牺牲与坚守，让人性的光辉在山河的映衬下更显璀璨。

《心中的昆仑——百岁战将阴法唐的故事》中，喜马拉雅的巍峨与阴法唐的军旅生涯相互交织，山河的雄奇与将军的忠勇相得益彰：“阴法唐者，1922年7月，生于泰安肥城县一个中农家庭，十六岁初中刚毕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投笔从戎……从壕沟里远眺，国破山河碎，村头碉楼高，转战于敌后，开始了十六岁当兵的岁月。”徐剑将人物置于具体的山河语境中，让人物的精神品格与山河的地理特质相互滋养，既写山河之美，也写人之精神，让散文既有自然之雄奇，又有人文之温度，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性书写的深度融合。

五、古典文脉与现代体验的贯通

徐剑的散文语言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质感，既传承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凝练与铿锵，又融入了现代的情感表达与思考方式，实现了古典文脉与现代体验的贯通。他善于引用古典文献与诗词，却不显得堆砌，而是将其自然融入现代叙事中。在《牡丹亭上谁书丹》中，他引用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名句，结合现场探访的体验，书写对爱情与生命的思考：“‘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前朝词人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在撞击汤显祖的心扉。《牡丹亭还魂记》……何尝不是写给自己的夫人吴孺人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的情感体验相互呼应，让散文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

《凝固的〈史记〉》中，他引用鲁迅对南阳汉画的痴迷，结合自己的现场感悟，探讨古典艺术的现代价值：“大先生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那天，他精神出奇地好，突然撑起羸弱之躯，从病榻上坐起身来，对许广平道，研墨，我要写信……此为大先生羽化前夕，对南阳汉画石的最后眺望。”古典艺术的魅力与现代的审美体验相互交织，让散文既有文化传承的厚度，又有时代思考的锐度。这种语言特质源于徐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入研习，他将古典文脉融入现代行走体验，让散文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

六、行走中的文明传承与精神归乡

《阅山河》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行走升华为一场精神的探寻，在山河的漫游中完成对文明传承与精神归乡的叩问。全书沿“地理游历”与“精神探寻”的双重线索展开，从“共一壶山水”的山河胜景，到“星宿海里看星星”的高原秘境，再到“且将远方作故乡”的人文追寻，最终归于“睡城深似海”的原乡烟火，形成一条从地理探索到精神回归的完整轨迹。徐剑的行走始终伴随着对文明根脉的追问，在稻城皮洛遗址，他抚摸“距今十万至二十万年的阿舍利手斧”，感受青藏高原古人类的活动痕迹，探寻文明的起源；在牡丹亭，他追溯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创作初心，让文化的传承在行走中变得可感。

这种精神叩问最终指向每个人的“精神原乡”。徐剑二十二次入藏追寻白唇鹿，在拉姆拉措的灌木林中“见到了四头白唇鹿，雌雄两对，体如天驹”，在这份执着的追寻中，完成对信仰与坚守的精神校准；在星宿海，他“伫立群山之巅，俯瞰河谷，卡日曲、约古宗列和扎曲三条河流汪出上千大小不一的星湖，每一个湖泊都是一颗星星”，在天地的辽阔中悟得生命的包容与渺小。对于读者而言，这部作品同样提供了精神归乡的路径——在秦长城的砖石中触摸文明的坚韧，在雪域的经声中感受信仰的纯粹，在故乡的烟火中安放漂泊的心灵。

徐剑的《阅山河》以行走为骨架，以人文为血肉，以精神为灵魂，完成了对当代行走散文的革新与建构。它证明行走散文可以兼具纪实的严谨与文学的诗意，既成为解读中华山河的人文读本，又成为抚慰当代人精神焦虑的心灵载体。在这部作品中，每一步行走都有历史的回响，每一处山河都有人文的温度，每一次探寻都有精神的收获。它让我们明白，行走不仅是身体的位移，更是文明的传承与精神的归乡，而山河，则是永远的精神原乡与文化载体。（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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