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静不下来的心，只有静不下来的世界。”成都市郊街子古镇一座小院，窗外的凤栖山正飘着薄雾，味江的流水声隐约传来。作家毛国聪的新书《时间开的花》，就像这山居的晨光，把小院生活的诗意、中年婚姻的智慧、文人的哲思，酿成了一杯熨帖人心的茶——不是逃离城市的归隐，而是在烟火日常里，找到了心灵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随着《时间开的花》的传播，更多人知道了这位一直默默耕耘在文学田野上的四川作家。但这并非毛国聪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在此之前，他已出版诗集《流浪归来》、长篇小说《生命之门》《九十九个方子》等多部作品，笔触曾聚焦宏大的生命命题与复杂的人性博弈。而这一次，他将目光从虚构的文学世界收回，落在了青城山居的一草一木、一饭一蔬上——《时间开的花》以“春、夏、秋、冬”四辑结构，记录了他与夫人阿宓的山居日常：在陆游诗歌园散步、逛街子古镇买新鲜蔬菜、为牡丹花浇水、和邻居分享家常菜……看似平淡的琐事，却藏着他对生活、婚姻、时间的深度思考。

《时间开的花》的封面以“诗意隐喻”为核心，用青绿色水墨晕染的花朵作为主视觉，花心巧妙嵌入极简时钟，将“时间流逝”与“生命绽放”的哲思具象化，呼应书名的同时，暗合书中“生命如花开于时间”的核心表达。浅米色背景营造出“慢生活”的松弛氛围，下方土地上并肩的小人、小鸡，传递出山居日常的烟火气与温情。书名以遒劲竖排黑体呈现，右侧“只有静不下来的心，没有静不下来的世界”的金句轻盈点题，整体通过水墨质感与现代设计的融合，既显文人散文的雅致，又传递出“在快节奏中寻心灵宁静，让时间绽放为生命之花”的精神内核。

“文如其人。诗文是发自内心的感触和思想，它最接近于真实的作者的内心。”毛国聪在专访中强调，这是他第一次“直面真实生活”的创作——过去写小说时，他会“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而写散文，就像“打开大门请客人进来参观”，需要直面自我的勇气。这种“真诚”，成了《时间开的花》最鲜明的特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升华，只是把“打理小花园、逛菜市场、理发”这些日常，转化为对“家”“归属感”“慢生活”的哲学叩问。

在书中，毛国聪重新定义了“山居生活”：它不是对城市的逃离，而是“身体的回归、精神的回归”；他解构了“懒”的价值——不是消极的懈怠，而是“治愈身心和屏蔽繁杂世事的一剂良方”，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相通；他也诠释了“家”的本质：“不是房屋的大小，而是精神的归宿”，即使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包容、温暖、共同成长”仍是家的核心特质。这些思考，恰是当代人在快节奏中最需要的“心灵解药”。

●静心培育属于自己的花朵

◎读者报：您此前出版了多部诗集、长篇小说等作品，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创作一部以山居生活为主题的散文集《时间开的花》呢？

毛国聪：创作《时间开的花》，最重要的契机当然是山居。2019年，我们在青城山居买了一套度假房，在周末或假期过去小住几日。很多时候，在山居时就我和阿宓两个人。我们在凤栖山下散步、去古镇菜市场买菜，一路上，我们总是漫无边际地聊天。可能是山居的空气含氧量高，容易激发灵感，当我在山居突然遇到“失联”十多年的老朋友进哥，看到他开的民宿“时间开的花”，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我决定为自己写一本书，为阿宓写一本书，为喜欢山居生活的人写一本书。当天晚上，我就写了散文《时间开的花》，后来结集出版时，就用“时间开的花”作了书名。

◎读者报：从“时间开的花”的书名出发，您认为“时间”与“花”的意象如何隐喻了您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时间”与“花”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毛国聪：有科学家认为，在量子世界，时间没有意义。现实生活中，如果不借助计时器、钟表，时间就看不见，听不到，闻不着，摸不到，也就是说，时间无法感知。生命在时间中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消亡，就像花的盛开和凋零。在无意义的生命之上开出美丽的花朵，生命就获得了意义。时间是抽象概念，花是具象实体，抽象与具象在动词“开”的作用下有了文学的隐喻。时间能不能开出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了希望和追求。

我之所以将书名定为《时间开的花》，一是希望在平淡生活中，依然有美丽的花朵绽放，依然有形而上的思考；二是我们所有的热爱和追求，都可以称为“时间开的花”，花朵的绽放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一种能量积聚到某个点的爆发。在大自然中，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得晚，每一种花绽放的时间不同，因此，要学会静待花开。尤其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需要定力、毅力和坚守，找到自己的生命节律，静心培育属于自己的花朵。

如果时间能开花，那它开的花绝不是昙花，也不是烟花，而是心灵之花，永恒的星辰之花。

●我的写作灵感基本上来自山居

◎读者报：书中描绘的山居生活十分惬意，这种生活方式对您的创作灵感产生了怎样具体的影响？与您以往的创作环境相比，有何不同？

毛国聪：“在喜欢的地方和喜欢的人过春夏秋冬”，这是我的山居体验和感悟，也是我多年来的生活追求。山居让我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小区就是田野、凤栖山、街子古镇，就像住在大自然中。在山居，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邻居，互相问候，有时还一起吃饭、喝茶，就像过去的街坊邻居。山居生活是一种舒放、从容的生活，人与人之间不需要设防，关上家门是一个自在的小天地，走出家门是一个亲切有爱的社群，这种生活状态是久居城市的人的向往，又可以说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生活状态。

创作《时间开的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也是我最放松、最快乐、最幸福的事。不用去刻意修饰或苦思冥想，只需把真实的感受和思考如实写下来，就像记日记。

可以说，没有山居，就没有这本书。我写这些散文随笔，与以往的写作环境完全不同。我在后记中说：“这些文字之所以凑集在一起，都是因为山居。即使与山居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它们要么写的是山居生活，要么是在山居写的、在山居修改的。”我的写作灵感基本上来自山居，比如爱情大道、陆游诗歌园、叫花鸡等等。

◎读者报：《时间开的花》分为“春”“夏”“秋”“冬”四辑，这种结构安排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是否对应着您不同阶段的心境或生活感悟？

毛国聪：春夏秋冬是大自然的季节表达，也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表达，情绪表达和文学表达。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变化对我们的身心或多或少有所影响。当春夏秋冬有了文学意味时，就像《周易》中的“元、亨、利、贞”，投射出了生命的完整过程以及循环往复的规律。

在山居，我更坚定地认为，“万事万物在春夏秋冬里年复一年的重复轮回着新生、成长和死亡……”，“山居生活是我们的心态和人生的自然反应，每个人都烙满了春夏秋冬的痕迹，每个人都是由春夏秋冬雕塑出来的生命”。

我用“春”“夏”“秋”“冬”来结构《时间开的花》，没有预设的寓意，如果有，都是阅读出来的。

●读者读作品的同时，也在读作家

◎读者报：书中不仅有诗意生活，还融入了中年婚姻的浪漫与智慧等多方面内容，您是如何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丰富立体的生活图景的？

毛国聪：生活是朴素而平常的，极少“巧妙”。写作时，我没有刻意去融合诗意、浪漫这些元素，而只是真诚地叙述和表达。如果小说是在虚构生活，那散文就是在白描生活。生活是由一分一秒组成的，没有谁能跨越一分一秒。对我来说，用散文的形式来写自己的生活，最难的是过自己的心理关。过去，我从来没有直接写过自己的生活状态，哪怕在小说中虚构，也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写自己的生活，就像打开大门请客人进来参观，把自己的生活状态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对我来说，这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

克服了这个心理关，其他的就容易多了。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我无非是作了一些简单的筛选和增删。

◎读者报：您在书中常常于平淡中寻妙趣，于细微处见哲学，比如在《异于禽兽》中由鱼和蝌蚪想到人与动物的关系。能否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培养这种从日常细微事物中挖掘深刻哲理的能力的？

毛国聪：阿宓经常说我懒，实际上是说我生活能力差，尤其是动手能力，笨手笨脚，经常是做了一件事，却引发了本来没有的其他事。比如，饭后洗碗。按照阿宓的说法，我洗碗就像鸭子下河，整个厨房都是水。我洗了碗，阿宓还得额外为我擦灶台、整理橱柜、拖地。因此，阿宓一般不让我干动手动脚的事。也许正因为这样，别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对我却很新鲜有趣。上天没给我一双巧手，却给了我更多观察事物的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与鱼、蝌蚪都是生物，是同类，因此，我看到鱼就会联想到人，想到蝌蚪变成青蛙就会联想到人的异变，看到花就会联想到美好。许多妙趣、智慧、哲理都是观察和思考这些动植物时得来的。

阿宓看了《禽兽不如》后跟我说，我不再担心你落入虎口，即使你孤身一人到非洲大草原，也能安然无恙，因为你是虎豹豺狼的知音。

◎读者报：您的行文幽默诙谐又兼具温情底色，在语言表达上有什么独特的技巧或偏好吗？如何做到让读者在阅读时既能会心一笑，又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暖？

毛国聪：“文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作家在写作品，作品在诠释作家。读者读作品，也在读作家。因此，做什么样的作家非常重要。作家首先得热爱。只要热爱，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变得妙趣横生。在生活中，在写作上，我主张自然主义，不想用技巧技法，拒绝“三十六计”。我要求自己做一个坦诚的人，尽量准确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世界上不是缺少趣味，而是缺少发现趣味的眼睛、鼻子和心灵。其次要乐观积极，心胸开阔。我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生死，没有大事。有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变得生动有趣，也不会去纠结计较。

●我一直主张介入式写作

◎读者报：您和夫人宓月因文字结缘，在山居生活中，你们在创作上是如何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创作故事可以分享？

毛国聪：阿宓是绍兴人，虽然在成都生活了二十多年，但跟我这样的成都土著相比，仍然有很多思想观念、行为处事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和碰撞，体现在作品中就成了有趣好玩的部分。譬如江浙人勤奋、上进，敢于尝试、创新，家族观念更传统，与阿宓相比，我显得更懒，更自由散漫。《懒病》《我有很多缺点》《经常滚进同一条河流的家伙》《隔了八百年的遇见》这些散文，灵感都是来自阿宓。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在对方眼里，优缺点一览无余。人可以流动、异地生活，但地域、气候和民风民俗基本上是不动的。过去，我们有分歧时，往往埋怨怪罪对方，这样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分歧反而更大。后来，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冤大头”——地域、气候、民风民俗，就把矛头指向它们，不仅分歧没有了，怨气也没有了。

◎读者报：山居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如打理小花园、逛菜市场等，都被您写入书中。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在您的创作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

毛国聪：我在《时间开的花》里写的都是生活琐事，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大人物，对我来说，里面的一草一木、一饭一蔬、亲朋好友、灰猫蝌蚪，都是缺一不可的重要角色。我认为，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所有的角色都一样重要。《红楼梦》里的焦大，只有短短几句话，但谁都不能否认他是重要角色。也许，这就是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不同之处吧。

◎读者报：您在《叫花鸡能治脚疼》《阿宓的牡丹花》等文章中，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文学表达。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您看来，文学是否应该“高于生活”，还是应该“融入生活”？

毛国聪：文学当然应该“融入生活”。文学“高于生活”的说法有逻辑问题。我曾经有一个写作误区：真实的生活不值得抒写，文学创作一定要高于生活，甚至要重构世界。这本《时间开的花》是我第一次开始接地气，直面真实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每个人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同。很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过的是“别人的生活”，是按影视、文学、社交媒体描述的样子在生活，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生活导师”、各种理念满天飞，大数据的精准推送又让我们不知不觉陷入信息茧房。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遵从自己内心来生活变得越来越难。

这也是我决定从日常生活入手，写打理小花园、逛菜市场、理发等这些真实生活图景，向读者呈现最真实的“我们的生活”。

我一直主张介入式写作。文学创作是人类的重要活动。自古以来，文学与生活就息息相关。文学是人创作的，人是生活中的人，文学与生活不是割裂的。当然，也有游离于生活的文学创作，但是，一旦被接受，也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懒有价值，那就是思想

◎读者报：您在《懒病》一文中将“懒”提升到哲学高度，认为“懒病不算病，而是治愈身心和屏蔽繁杂世事的一剂良方”。在忙碌的当下，您如何看待“懒”的价值？

毛国聪：这个“懒”是打了引号的懒。我能够心安理得地经常“懒病”发作，得益于阿宓的理解和包容。她常说，作家要与虚无作斗争，思考不仅耗心费力，也十分危险，一不小心就容易抑郁。

我觉得，在忙碌的当下，如果能适当地“忙里偷闲”，允许自己“懒”一点，实则是让自己绷紧的弦能得到休整和放松，弦绷得太紧，就容易断，容易产生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在当时看来很重要，一旦拉长时间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允许自己放缓脚步，停下来思考，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说懒有价值，那就是思想。我发现许多躺平的人，身躺平了，心也躺平了，成了行尸走肉。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我看来，心懒比身懒更可怕。

◎读者报：您提到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思想与“懒”的本质相通。在信息爆炸、快节奏的今天，“无为”思想如何转化为一种可实践的生活智慧？您认为“懒”与“无为”在当代语境下有何区别与联系？

毛国聪：老子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一种“为”的最高境界：“合道而行”。即顺应自然、不妄加干预、不强作妄为。在当代语境下，“懒”相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更广泛更通俗的说法；“无为”是一种更高级的说法，即，一个人在达到一定的层次和位置，却不胡作非为，懂得顺应天道行事。

我理解的“无为”，还内含着“慢”和“卷”。

青城山是道教发源地。成都是道教影响力的第一圈层。道教的无为与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一直生活在“慢成都”，享受着“慢生活”。我喜欢慢，慢是从容、淡定、悠然、稳当、自信。太快了是揠苗助长。

这几年，卷成了网络热词，到处都能看到揪心的“卷”状，好像每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到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能量场中，人人都怕落后被淘汰，这样的“卷”是对生命的加速消耗。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得疑难杂症的人呈现年轻化、低龄化趋势。

卷，成了“无为”“慢”的反义词。从这个角度讲，允许“懒”，允许生命中拥有一些无用的东西，更符合人性。

●能让我们放松和放弃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读者报：您在《隔了八百年的遇见》中详细考证了陆游与成都的深厚渊源。为什么陆游在蜀地的六年生活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成熟期？这种“蜀地情结”与当代人对“慢生活”的向往有何内在联系？

毛国聪：写陆游，灵感来自阿宓，我说他们是“老老乡”。尽管相隔八百年，他们身上仍然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因为地理、气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江南的富庶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改造自然环境、不断变革创新的基础上的。江南地带，年年都受台风影响，冬冷夏热，自然条件远不如内陆蜀地优渥。这也就有了江南更重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受儒家文化影响更大，而成都更能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受道家影响更大。陆游在蜀地的六年，是他作为诗人的天性得到了充分地释放，这对创作非常重要。一个人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往往是在他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的时候。正因为有蜀地的六年生活，使得家国情怀和个体生命的细致感悟在陆游身上得到了完美地融合，使得他在文学创作上既有高度又能接地气。

今天人们都向往成都的“慢生活”，最根本的一点是，这种生活状态更符合人的天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是松弛的、舒适的，不内耗、不焦虑、自然而然。

◎读者报：您写道“陆游把蜀州当成第二故乡，极尽赞美之能事”。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您认为“第二故乡”的概念是否具有新的意义？我们如何在快速城市化中建立真正的“归属感”？

毛国聪：我有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地方的鉴别办法：如果一个地方能让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诗作文来赞美，这个地方一定是个美丽宜居的地方。古人吟诗作文，多半有感而发，真心喜欢才写，不像某些现代人，就为了几个铜板，昧着良心歌功颂德。因此，一个地方好不好，不要看风水，也不要看宣传片，就看老祖宗的诗词歌赋就行了。

现在，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生活。要让他有“第二故乡”归属感的地方，一定是心有所依。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我看来，自己认为的好地方就是“第二故乡”。一个好地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地方；一个好地方，就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和放弃的地方。

●文学是情感艺术，是生活艺术

◎读者报：您选择在成都郊区过山居生活，这与当代人向往的“逃离城市”潮流有何不同？您认为“山居”是否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主义？

毛国聪：山居生活，是我的个人选择，与他人无关，与时代无关。我在《时间开的花》后记里说，我不是为了逃离城市，更不是为了隐居。我只是认可健康、绿色、生态、环保、自在、自然、开放、洒脱、快乐的山居生活理念。山居生活的核心是自由、放松、自然而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自然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一个人是由肉体与灵魂融合而成的，既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精神生活。被城市驯化了的都市人不应该忘记山居生活。城市的喧嚣、骚动和焦虑，可以被山居隔离、屏蔽和治愈。对久居城市的人来说，山居是家园，是乡愁，是诗意的栖居，到山居是回归，身体的回归、精神的回归。我们的山居不大，但足以庇护我们的梦想，安放我们的心灵。

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一旦普及了山居生活方式，或者说树立了山居生活理念，可能会解决大部分地球危机。

◎读者报：您提到“文如其人”，并认为“诗文是发自内心的感触和思想，它最接近于真实的作者”。在当今信息碎片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学创作的真诚性？您的写作过程如何体现这种真诚？

毛国聪：文学是情感艺术，是生活艺术。最能打动读者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真诚、真情、真实的品性。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在智能时代，在美颜滤镜包装策划大行其道的互联网时代，真性情作品更珍贵。《时间开的花》出版后反响很好，就因为“生活”，因为“真情”“真实”“真诚”。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一直坚守的写作观：真诚地写，写真情实感，写真实。无论什么时代，写作都要真诚，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

●家是一种空间形态，更是一种精神归宿

◎读者报：从“懒病”到“时间开的花”，您似乎在探索一种新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对“家”的重新诠释？在您看来，一个“家”应该具备哪些精神特质？在城市化、人口流动加速的今天，“家”的精神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您认为“家”在当代社会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毛国聪：我认为，家是一种空间形态，更是一种精神归宿。一个人最悲惨的是无家可归，有家难归。一个人最幸福的是有个温馨的家。我们会受房屋金钱的影响，但真正塑造我们的是家。我们的成长，始于建立小家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在人口快速流动的时代，家的这些精神内涵和核心价值并没有变。一个理想的家少不了包容、温暖和成长。看到对方的优点，包容对方的缺点。家庭氛围要平和、温暖，充满爱。家庭成员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婚姻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动力。如果一个人不能飞起来，那美好婚姻中的两个人一定能飞起来。我认为，夫妻之道就在于慢慢习惯彼此的味道、皱纹、白发和衰弱。

◎读者报：您在《时间开的花》中写道：“没有静不下来的心，只有静不下来的世界。”在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今天，您认为个人如何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这种宁静对文学创作有何意义？

毛国聪：我越来越觉得，在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当下，“静下来”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不是靠模仿、洗稿、抄袭，也不是靠金钱和办公司。作家不但是时代的亲历者，更是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才能真正写出有深度有力量的作品。

一个人“静下来”并不难，只要明白了自己的真正需要。我们掌控不了身外的世界，但可以把握自己的内心。

◎读者报：您认为《时间开的花》一书最想传达给当代读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在快节奏的社会中，这种态度如何能被更多人接受并实践？

毛国聪：生活得怎么样与怎么样生活，是外表与内在的区别。生活得怎么样是外部条件决定的，怎么样生活是态度与观念左右的。在快节奏时代，我们需要静下来，需要树立山居生活态度和理念。有了山居生活态度和理念，在山居可以静下来，在城市里仍然可以静下来。我就想通过《时间开的花》重建人们对生活的信心，让人们相信爱情、友情、亲情，相信婚姻，相信人性。

●写作是一个人的修行

◎读者报：您认为散文创作与其他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在《时间开的花》中，您是如何坚守散文的特质，同时又突破传统散文边界的？

毛国聪：散文与其他文体的最大区别就一个字：真。真人、真事、真情、真诚、真实。真是散文的灵魂。也就是说，散文不能虚构，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矫情。但是，真不是散文的边界，更不是散文的桎梏。我认为，散文的真主要体现在内容上。散文的结构、形式、风格、个性特征、表达方式是有巨大的自由空间的。

◎读者报：“作家与现实根本无法割裂。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写作是一种化学反应。”在这本散文集中，这种化学反应具体是如何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元素被您转化为了艺术创作中的独特表达？

毛国聪：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作家，作家不是现实生活的搬运工，现实生活如果没有在作家身上起“化学反应”，就没有文学作品。这种“化学反应”是作家观察、思考、被触动的结果。俗话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要用心，处处都是写作素材。在山居时，我的心宁静了，散步都变得从容起来，我看到的世界完全变了样，经常有表达的冲动。在山居，我越来越深刻体会到，本能和直觉是大自然赐予人的神秘力量，它们潜藏在我们体内，等待被唤醒和运用。这种神秘力量，我们在成年之前不自觉地运用过，随着年岁增长、世俗的影响、人为的压抑，它们就沉睡了，甚至消失了。到山居，我不是为了逃离世俗，而是想唤醒本能和直觉的神秘力量。

◎读者报：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环境，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像您这样关注生活、挖掘生活深度的创作方向，对文学界的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

毛国聪：写作是个体劳动，一种古老的手工活。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写作是一个人的修行。写作是可以申请“非遗”的。职业写作、AI写作的出现，也改变不了文学创作的这个本质特征。文学创作不是集体劳动。模仿、洗稿、抄袭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基于这个观点，我认为，不存在“文学创作环境”的问题，也不存在文学创作环境好坏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读者报：在未来的创作中，您是否会继续沿着《时间开的花》这种风格和主题进行探索，还是会尝试新的领域和方向？能否透露一些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毛国聪：我写作，只是因为我喜欢。写作是我的兴趣爱好。我只是个业余作者，从来没有写作计划，也没有写作任务，更没有人要求我写、强迫我写。世界是多元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也是百花齐放的。我会继续写像《时间开的花》这样的主题性明显的散文随笔，也会写小说。随心所欲吧！

●记者手记：在文字里，遇见山居的宁静

2025年国庆假期期间，当我整理毛国聪老师的采访内容时，仿佛能透过那些文字，触摸到青城山居的宁静脉搏。字里行间漾出的，尽是他书中“时间开的花”般的松弛与哲思。

想象他在凤栖山下的小院里，伴着晨光或暮色，将对生活的体察落于笔端：写和夫人阿宓逛古镇菜市场时，她“嘴上嫌我选菜没眼光，手却把我爱吃的青椒放进篮子”；写自己“生活能力差”，洗碗会弄湿整片厨房，带着自嘲的坦诚，让这些文字像邻居闲聊般亲切。

最动人的是他对“慢”的笃信。谈及当代人的焦虑，他笔下的比喻平实却有重量：“就像茶杯里的茶叶，得等它沉了底，茶香才真正出来。生活也一样，急不得。”这和《时间开的花》里“没有静不下来的心，只有静不下来的世界”的内核完全契合，仿佛能看见他在小院里，守着牡丹花从抽芽到含苞，等一朵“时间之花”慢慢开的模样。

这些文字，就像他书中的散文，没有刻意的雕琢，却在平淡中藏着力量。毛国聪说“希望每个人心里都有座‘山居’”，而透过这次采访的文字交流，我真切感到：那份在喧嚣里守住内心的宁静，早已随着他的书写，悄悄落在每个读者能触到的地方，让我们也能在自己的生活里，等一朵属于自己的“时间之花”。（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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