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就有盲点，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茅盾文学奖得主、70后领军作家徐则臣最新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腰封上的这句话，仿佛为这本新书定下基调——在全球化语境下，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力穿透文化差异的迷雾，试图捕捉那些被忽视的、隐秘的人性褶皱。这部由十篇短篇小说构成的小说集，历时十五年打磨，跨越九个国家，既是徐则臣个人游历的文学投射，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对话的创新探索。而这，或许正是文学的本质——在熟悉的土地上发现陌生的风景，在已知的世界中开辟新的疆域。

▲8月16日，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上海书展首发暨分享会现场。 

●“我希望在小说里不断呈现新东西”

徐则臣是国内罕见的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几大顶级文学奖项于一身的作家。他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和全球化的视野，深植于花街的烟火人间，流淌于大运河的千年文脉，也奔涌在北京中关村的时代潮头，持续地为中文世界贡献高品质的精神产品。其作品不仅在国内赢得了业界和读者的认可，更跨越了语言的藩篱，被译介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读者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感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扇独特的窗口。

“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花街系列’，从‘北上’到‘到世界去’，二十多年的创作里清晰呈现了徐则臣的文学思考与小说实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如是评价道。的确，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北上》对徐则臣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创作节点。如果以《北上》为参照，熟悉徐则臣的人就会发现：2019年之后的这几年里，徐则臣的创作有两个变化——一是其主要精力放在了中短篇小说上；二是中短篇小说本身也在变化。其中，他写过一个叫“鹤顶侦探”系列，有多篇作品，影响很好，里面的几篇还获得了国内相关的中短篇文学奖项。

“很多人觉得我是写长篇小说的，其实我写得最多的是短篇小说，而且我自己最喜欢、投入精力最多的也是短篇小说。一方面是我本身就特别偏爱这个体裁，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对小说家来说，是试验场，也是不断挑战自己的好文体。因为篇幅有限，有时候你不断压缩篇幅，就会发现写法要变，讲故事的方式要变，到最后连‘故事’这个概念都会发生变化。”对短篇小说的偏爱，徐则臣溢于言表，“短篇小说对作家、对文学、对小说文体而言，可能是走在最前面的。不是说它成就最大、最受欢迎，而是作家在锻炼写作能力，甚至不断更新和升级对小说文体的理解时，一般会从短篇小说入手。我个人的写作也是如此，我对小说的很多想法和写法，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探索的。我在短篇小说里呈现的内容，基本能代表我对短篇小说最新的理解。我的主业是编辑，在人文类杂志待了20年，算是专业读者，不管想不想读，都得去读。阅读过程中，会读到很多好作品，也会读到不少欠佳的，会接触新鲜内容，也会碰到很多雷同、陈旧的东西。”

今年徐则臣写作的第28年，在他看来，每天编几个四平八稳、大家都能接受的故事，对一个老作家来说不算困难，这是专业训练的结果，就像画画，即便临摹，也能保证在一定水准之上。“但这种写法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希望在小说里不断呈现新东西，新东西包括内容上、艺术上，以及对小说的理解上。当然，不管是内容、形式还是技巧，根源都在于对小说的理解。因此我的短篇小说，会和我过去的写作不一样，也会和别人的写作有差异，我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条新路。当然，这条新路是否成功还不好说，或许若干年后会发现是南辕北辙，但我觉得必须去做。”

●“想在域外题材领域做些尝试”

最新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是徐则臣创作疆域又一次令人振奋的拓展。前后历时15年完成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古斯特城堡》《去波恩》《玛雅人面具》《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蒙面》《紫晶洞》等十则跨国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中展现美国、智利、白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世界各地人情风土与奇谭故事。从美国中西部K大的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每个故事都是一场文化探险：在瓦尔帕莱索，三个吉卜赛女人用塔罗牌预言了抛锚的汽车；在麦德林，一场蒙面文学朗诵隐藏着游击队员的身份秘密；在奇琴伊察，寻找玛雅面具的旅程揭开了家族跨越百年的失踪之谜……“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徐则臣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接续《聊斋志异》和唐传奇的中国古典传统，细腻勾勒异域生活图景，以魔幻现实笔法将孤独、身份、乡愁与追求的主题融汇在一起，探讨不同文明的碰撞摩擦与交流对话。

在回答“为什么会写这个系列”的提问时，徐则臣坦言，除了个人原因，从工作和当下创作环境来看，中国作家写得都很好，这不是场面话，大家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探索，也很好地尝试呈现当下复杂的生活。“但有部分题材我们涉及较少。当下，出国这件事对作家的影响依然有限，不同文化、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对我们的创作、世界观产生的影响还不够大。我们大部分人出国，没办法深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看到不同国度生活最微妙、最本质的部分。所以我们在题材和内容上，这类作品写得相对较少，而且写出能让我们自己和域外读者都认可的作品也不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徐则臣表示，在文化差异、审美差异方面，当我们想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欧美文化或其他异质文化放在一起比较、理解时，往往缺少足够的方法。“小说不只是讲故事，更要讲究怎么讲，怎么把想表达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需要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文学史，需要一代代作家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行。前辈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我们要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新方法。基于这两点，我觉得当下关于域外题材的小说写作还比较少。正好这些年我有一些出国经历，也产生了很多想法，遇到了不少有趣的事，就想在这个领域做些尝试，于是就有了这个小说集。”

他以《玛雅人面具》为例，讲述了自己去墨西哥奇琴伊察回来后的细节：“当时我买了三个大面具回来。我整天盯着面具看，就觉得面具那空洞的眼神里突然有一种目光出来。而这种目光既是一个中国人的目光，也是一个玛雅人的目光，一个墨西哥人的目光。我觉得，一个小说家他的深刻或者他的博学，不在于他在小说里直白地只给大家某些金光闪闪的句子，某一个非常深刻的判断，而在于他把他的想法有效地融入一个一个细节里，融入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转身里，让你体会到不同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的影响。”

“当中国人见到乌拉圭人，双方的举手投足之间的细小差异，足以让读者看到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可能不会直接说明中国人和乌拉圭人各自的文化立场；我就把细节言行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感受。”在徐则臣看来，一个小说家的深刻或博学，在于其构建的可阐释的空间中。

“小说集写的时间有点长，最早的一篇从2010年开始写，最晚的一篇是去年刚写完，也就说前后一共15年。虽然整个的时间有点长，中间也断过，但写这本集子的初衷，从来都没变过。2010年我从美国回来，因为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当时写了一篇小说，就是小说集里面的第一篇《古斯特城堡》，写完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完全可以写一个系列。”谈到书名中“域外”两个字的来源，徐则臣解释道，“大家都知道鲁迅有一本译文集，叫《域外小说集》。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本《域外故事集》啊？接下来去了德国，从德国回来，我写了这小说集里面的第二篇《去波恩》。这两篇写完了以后，就一直想，可以顺着下来写九个、十个或者十二个小说，作为一个小说集。”

为什么每一个国家一个故事？徐则臣表示，自己是希望能够把在各个国家所认识到的一些风物的、人情的、地理的、人文的相关内容，尤其是最明显的、跟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浓缩到一篇小说里。“大家感受的时候，会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可能更强烈一些，所以尽量一个国家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8月17日，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上海图书馆新书分享会现场。

●“真假参半、虚实结合”

这十篇小说，每一篇小说都是一半真一半假，即“真假参半、虚实结合”：一半是徐则臣亲身经历的事，或者是其见到的事；另外一半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真实的基础上生发的、虚构的、想象的。“这些小说都跟国家或者我写的那个地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在拉美，在《瓦尔帕莱索》小说里，我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旅途路上遇到了几个吉卜赛人，经历了车胎被扎的这场事件，然后以此为基础写出了《瓦尔帕莱索》这篇。还有在哥伦比亚，写到的一个蒙面的诗人，他是哥伦比亚游击队员，也是一个诗人，因为不能暴露自己的面孔，所以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他只能蒙了面出席的故事。还有乌拉圭的《紫晶洞》，因为我老家是连云港的，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我们那个地方产水晶，有很多的老乡去南美开矿，去做各种水晶的生意。乌拉圭和巴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紫金洞的产地，很多人去了，但也有很多人把命留在那个地方，小说写的就是这么一个事。”

《域外故事集》的独特性，还在于将《聊斋志异》的志怪传统创造性转化为现代跨文化叙事。徐则臣希望在这些小说里把中国传统的一些叙事资源，比如说《聊斋》《三言二拍》等等这些叙事资源引入到讲述现代的、具有现代性的故事的短篇小说里面。“我希望我在《聊斋》里面学到的那些东西——那种穿越的、人鬼之间的，阴阳两界可以迅速弥合的那种写作方式，引入到不同文化、不同人种的碰撞与融合之中。”

他特别提到《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的创作契机：“当年去白俄罗斯时，我和阿来老师同行，他在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地中摔断了胳膊。而我在湖面上看到一位冰钓者，穿着深色衣服一动不动，特别安稳、笃定，像个假人。看到那个场景时，我特别震撼，印象很深，就想这个细节可以写个小说。”寒冽自然环境中的孤独垂钓者，既是移民身份疏离的写照，亦成为文化隔阂的诗意载体。是的，文学可以将现实中的震撼以及荒诞性转化为艺术表达。而徐则臣的文学智慧，正在于将这种错位转化为理解的契机——通过虚构的棱镜，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文明深处共通的人性之光。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原型是徐则臣去印度新德里机场的一次经历。当时徐则臣拎着小箱子，印度作家跟他说：“你看我这么小的箱子都托运了，咱们一起托过去，路上好聊天。”徐则臣听了他的话，把小箱子也办了托运。落地已经晚上11点，取行李时发现小箱子丢了。“里面装着我写《王城如海》的笔记本，所有关于这部小说的想法都在里面。我有个习惯，小说要是写废了、丢了，就不会再写第二遍，所以当时特别着急，跟印度工作人员说：‘必须找到，找不到我就不走了。’一直等到凌晨1点，他们终于找到了——是工作人员卸货时把箱子推到别的行李堆里了。”至于猴子的故事，是因为去泰姬陵一路上看到了小神猴。“猴子有大有小，在各家的檐头在屋檐上，或者是在一个围墙上到处乱跑，然后旁边的人说小猴子特别好玩，抓一只带回去多好，我说我要带一只最小的，可以放在箱子里的，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小说里事实到这为止，后面是虚构的。我写的小说基本都是这样，真假参半、虚实结合。”这种写作方式既保留了现实的肌理，又赋予故事超越性的精神空间。

▲8月16日，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上海书展首发暨分享会现场。  

●“需要激发孩子的内驱力”

以前讲故事的人，要么读很多书，要么走很多路，能带来新奇故事。但现在看书、旅行都很方便，比如没去过智利，刷手机也能了解。那么，在同质化的生活里，写作者怎么写出新奇感、陌生感？对此，徐则臣表示，对读者和作家来说，“陌生感”是基本诉求——陌生的故事、想法，或是陌生的艺术技巧。他认为，过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放在现在来说，这两者是互补、甄别、剔除、提醒和校正的关系。“不是说走了很多路，所有经历都有意义——我看到、听到的远不止写出来的这些，最后挑这些写，是因为我会将‘行万里路’的见闻对照‘读万卷书’的积累结合起来：这本书里有没有人写过？是否写得比我好吗？如果别人写过且耳熟能详，我就不写了；如果没写过，且这个经验有意思，才会拿出来分享。”徐则臣再次强调，“对一个作家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它是一个相互补济，也是在相互甄别、相互剔除、相互提醒的相互校正的一个过程。所以不是说你经历的很多事对你有意义，对别人就有意义。有些经历你觉得新奇，可能已是陈词滥调——作为细节、故事或意蕴，大家日常生活中见过、阅读中也遇过，这对写作来说就是‘陈言’，我们要做的就是‘惟陈言之务去’。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走过了，我还得拼命地读，然后再通过阅读对我自己的经验再进行筛选。”

《域外小说集》有一个关键词是“出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徐则臣第一次坐飞机是27岁。他还透露，自己29岁去美国时，飞到纽约13个小时的航班居然舍不得睡觉，一直睁着眼看外面，结果除了漫无尽头的黑夜什么都没看到，“因为当时觉得这些经验太新奇了”。顺着这个话题，徐则臣还谈到了自己当年的困顿生活和当下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18岁之前天天在干活，所有的农活都会干，你只要不想在大夏天弯腰驼背在田里插秧，你想离开这样的生活，你就得改变。而改变就只有一条途径——学习，只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离开这里。我们当年有改变的欲望和目标，但现在的孩子没这种动力。”徐则臣直言，“我不赞成‘吃苦教育’——能过好日子，没必要让孩子刻意吃苦，但我们确实需要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当然，现在的孩子也有优势：他们天生跟时代合拍。我们经历过前网络时代，前科技时代，对新电子产品会本能排斥，我换手机得半天才能摸清功能；但孩子拿到新设备，不用说明书就能鼓捣明白。我也相信，孩子会在生活中慢慢调整，就像父母当年对我无奈时说的‘树大自直’。”（图片由译林出版社提供）（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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