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在宜昌演唱会首唱新作《秭归鸟》。

8月2日，刀郎在宜昌《山歌响起的地方》演唱会上献唱新作《秭归鸟》，其间巧妙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意蕴，引发广泛关注。

这首歌曲不仅是一次音乐创作，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秭归鸟，又名子规、杜鹃”，其声与乡愁、悲愁、哀思紧密相连。刀郎选择在屈原故里宜昌演绎此曲，将陶渊明的归隐情怀与屈原的爱国精神巧妙融合，展现了当代艺术家对中华文明精神谱系的深刻理解。

●《归去来兮辞》：士人精神的归隐宣言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言中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正文则开篇即呼：“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继而描绘归乡之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再述归田之志：“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终以生命之思作结：“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归去来兮辞》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抒情小赋，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堪称其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全文既叙述了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与内心感受，也展现了他对官场的清醒认知、对人生的深刻思索，更传递出洁身自好、不随世俗的情操。欧阳修曾评价：“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陶渊明在序言中坦承的困窘家境——“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与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抉择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士人精神的高贵。《宋书・陶潜传》记载了他辞官的细节：“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一记载与《归去来兮辞》中“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的决绝遥相呼应，共同勾勒出陶渊明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精神姿态。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曾言：“渊明之归，非独避世，实守其志也。”这种坚守精神操守的选择，与屈原“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决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同出一源。二者都体现了古代士人面对仕途黯淡时的精神抉择——或如屈原以死明志，或如陶渊明归隐守志，但核心都是对理想人格的坚守。

●陶渊明构建的理想精神家园

《归去来兮辞》的序言详细说明了陶渊明出仕与自免去职的缘由，正文则尽情抒写归田的决心、归田时的愉悦心境与归田后的生活乐趣。

“归去来兮”四字，实则是“归去”之意，“来”“兮”皆为语气助词，这种反复的呼唤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归隐意愿。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轻快，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自然，陶渊明通过一系列意象，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

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列为“中品”，评价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这种“省净”“真古”的文风，恰是陶渊明对精神本真的执着追求的写照。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记载了陶渊明作为晋遗民“不复与世周旋”的决绝态度，这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内核有着深刻的共鸣。

《归去来兮辞》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田园生活描写，表面看似是逃避现实，实则是对精神自由的积极追求。这种追求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同样体现了对理想人格的坚守。正如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所言：“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

●秭归情结：屈原精神的永恒回响

秭归，作为屈原的故乡，承载着最为深沉的爱国情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最终选择“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以生命捍卫理想。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是主动选择，那么屈原的沉江则是被动殉道，二者共同构成了士人精神的两极。“士不遇”既是古代士人群体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亦是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命题。在消解“不遇”的困顿与怅惘时，古代文人深受屈原与陶渊明的精神感召，二者常被并提称咏，形成了独特的“屈陶”文化现象，其影响深远，贯穿于文人的生命抉择与文学创作之中。屈原与陶渊明，一为“忠魂”，一为“隐士”，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面对现实困境的两种精神选择：屈原以死明志，陶渊明归隐守志，却同样坚守着理想人格。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言：“屈原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在文学史上，第一位明确将屈原与陶渊明并称的是苏轼：“渊明作《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刀郎的深意：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刀郎选择在宜昌演绎《秭归鸟》，并巧妙融入《归去来兮辞》的意涵，实则为陶渊明与屈原架起了一座跨越千年的精神桥梁。《归去来兮辞》作为“作者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其意义早已超越个人归隐的选择，成为一种精神家园的象征。

刀郎通过音乐艺术将陶渊明与屈原的精神相联结，既是对屈原故里秭归的致敬，也是对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当代诠释。《归去来兮辞》中“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的慨叹，与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虽表现形式不同，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刀郎在《秭归鸟》中以“弭棹西陵沚，沉歌酹楚魂”开篇，直接呼应屈原的楚辞传统；歌词中“魂兮归来”的反复吟唱，源自《招魂》的仪式感，暗含对屈原精神的召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秭归鸟》巧妙融合了这两种精神，既表达了对屈原故里的敬意，也呼应了陶渊明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所言：“古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自‘归去来’一语中得之。”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秭归”二字的双重意蕴：这个兼具地名与动词意味的词汇，既指向物理空间的原点回归，又暗含精神维度的自我救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及古人命名之道时说：“名必有实，事必循名。”刀郎刻意选取这一承载着地理记忆与文化密码的词语，正是要在音乐现场重建精神坐标系。当观众随着旋律回溯至陶潜的东篱，又顺流而下抵达屈子的汨罗江畔，便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文脉的精神致敬。

●对精神本真的坚守与回归

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华文明的精神谱系始终贯穿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刀郎在宜昌演唱《秭归鸟》并化用《归去来兮辞》，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更是对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当代诠释。正如《归去来兮辞》所表达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永远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陶渊明：“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至之色。”这种“渊深朴茂”的精神境界，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共同构成了中华士人精神的两面。

细审《秭归鸟》的创作机理，可见刀郎深谙古典文本的现代转化之道：他将“三径就荒”的生存焦虑转化为当代人的乡愁叙事，把“审容膝之易安”的空间哲学演绎为都市人的精神突围。这种创造性转化，恰合王国维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境界。刀郎通过《秭归鸟》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应忘记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正如《归去来兮辞》所启示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更需要这种对精神本真的坚守与回归。

（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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