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1日晚，刀郎在重庆巴南举行的“山歌响起的地方”巡回演唱会现场，以一首《我在山城唱山歌》将观众的目光投向了巴南的木洞山歌。这首歌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木洞山歌为创作灵感，不仅展现了传统山歌的艺术魅力，更引发了人们对非遗活态传承的深度思考。

当远古的“巴子讴歌”与现代的电声乐音在嘉陵江上空交织，我们得以窥见非遗传承的终极密码——在生活里扎根，在创新中常青。

▲音频：刀郎《我在山城唱山歌》

 ▲6月21日的刀郎2025巡回演唱会重庆站现场（视频截图）

●木洞山歌：巴渝大地的千年歌舞

巴渝地区独特的农耕稻作生产方式、复合型地理环境、多元民风民俗、立体文化生态，以及悠久的歌舞文化积淀，为木洞山歌提供了丰沃的滋养土壤。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这些元素相互交融、层层积淀，最终孕育出内容深邃厚重、表现形式千姿百态、文化规模庞大恢弘的木洞山歌艺术体系。2006年，木洞山歌凭借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木洞山歌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巴人歌舞”。《汉书·地理志》中所言：“巴蜀之人，好歌咏，其俗喜舞。”而古籍《对楚王问》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千人”的记载，恰似穿越时空的回响，生动勾勒出木洞山歌远古时期的蓬勃景象，见证着它从古老岁月中走来的辉煌历程。千百年来，木洞山歌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水，在巴山渝水间悠悠流淌，深情记录着巴渝儿女的辛勤劳作与多彩生活，成为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文化印记。

宋代文人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在木洞山歌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木洞山歌品种丰富多样，其中禾籁、号子、盘歌等各具特色。禾籁，又名薅秧歌，是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时，为驱散疲惫、振奋精神而吟唱的独特旋律。清乾隆《巴县志》中“薅二秧，去莠粮，农歌四闻”的记载，描绘出一幅热闹非凡的农耕音乐画卷。这充满生机的“农歌四闻”盛景，历经岁月洗礼，至今仍在木洞镇的田间地头鲜活上演。禾籁根据演唱风格与形式，又可细分为高腔、矮腔、平腔、花腔和连八句。其中，高腔禾籁最为震撼人心，其音调高亢嘹亮，拖腔婉转悠扬，众人齐声合唱时，歌声如山谷间此起彼伏的回音，雄浑壮阔，直击心灵。

在音乐调式上，木洞山歌以五声音阶为基础，巧妙融入清角或变音，衍生出丰富的六声、七声音阶，极大地拓展了音乐表现力。其旋律线条恰似一道优美的抛物线，从平稳的中音区缓缓攀升至激昂的高音区，而后又徐徐回落，宛如一首跌宕起伏的抒情诗，营造出如《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般悠远绵长、意境深远的艺术氛围。

木洞山歌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更是巴渝文化的活化石。明代学者杨慎在《升庵集》中指出：“山歌者，田野之诗，民俗之镜。”木洞山歌的歌词充满生活气息，大多源于民间艺人的即兴创作，真实反映了生活百态，内容广泛涵盖地理风情、天文知识、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歌词语言朴实无华、自然流畅，巧妙运用“哟呵喂”“咿呀呀嚯嘿”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衬词，宛如为山歌增添了灵动的装饰音，使其地域特色更加浓郁。在结构形式上，木洞山歌以五字体、七字体为主。五字体又可分为四句体和多句体，四句体短小精悍，恰似五言绝句，语言凝练，韵味十足；多句体则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常被用来细腻描绘各种具体形象，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

▲6月21日的刀郎2025巡回演唱会重庆站外场（图片由曹永胜提供）

●《我在山城唱山歌》：巴渝山歌的“时代乡愁”

刀郎的新歌《我在山城唱山歌》以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和情感张力，将木洞山歌的地域文化、劳动精神与当代人的乡愁记忆深度融合。

歌词以“山土”“泥土泪水”等意象为核心，构建起巴渝山歌特有的“泥土叙事”传统，将山歌与土地之间深厚的血脉联系具象化。

“谁把一握山土、给我看”，此句歌词直指木洞山歌的“禾籁”文化。木洞山歌中的禾籁（薅秧歌）源于农耕劳动，在传统禾籁歌词中，“稗子王，稗子王，你在田中好占强”这样的表述，以生动比喻展现了对土地与农事的诗意化表达。刀郎以“山土”为引，巧妙地将山歌与土地的紧密关联呈现于听众眼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川渝地区，对准备外出的人，父母都会为其准备一捧家乡泥土，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抵达目的地后用其泡水饮用，用以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其有无科学道理姑且不论，但这种看似朴素的行为，实则是乡愁最具象化的表达。

“泥土泪水、捏成你的样子”中的“泥土泪水”一词，既描绘出农耕劳作的艰辛，又隐喻着山歌中“以歌抒情”的悠久传统。木洞山歌常以自然意象传递情感，例如“走进深山雨要来”（《木洞山歌》曲目）。而刀郎笔下的“泥土泪水”，将这种情感进一步升华，化作对故乡的集体记忆。清代刑部尚书王士祯在《夜泊木洞诗》中“新月数声笛，巴歌何处船”的描述，也正呼应了山歌与乡土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

歌词在结构上与木洞山歌独特的“抛物线”旋律特征高度契合，同时通过巧妙的互文，强化了地域文化符号的认同感。

“走出家门、泪流满面”，这句歌词所传达出的起伏情感，恰似木洞山歌的旋律走向。木洞山歌中的“高腔禾籁”往往以高亢拖腔起势，随后在低音区以落腔收束，形成完整的情感抛物线。歌词中“泪流满面”带来的情感高潮，与“望眼欲穿”的尾音，与这种旋律特征完美呼应。

“山城”与“山歌”的互文也是一大亮点。“山城”作为重庆的独特代称，“山歌”则是木洞山歌的载体。歌词通过“山城唱山歌”的重复句式，不断强化地域文化符号的认同感。这种“山-歌”互文的手法，与《华阳国志・巴志》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的记载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山歌作为巴渝文化基因的延续性。

歌词将木洞山歌蕴含的劳动精神，转化为当代人能够产生共鸣的精神力量，展现了“家与远方”的辩证关系。

“七做五歇”的节奏感在歌词中得到巧妙体现。木洞山歌的禾籁在薅秧劳动中讲究“七做五歇”，即劳作与休息交替的节奏。在歌词中，“走出家门”与“望眼欲穿”的转换，暗含了这种节奏的张弛变化。刀郎运用现代音乐语言，重新赋予“劳动号子”新的生命力，正如《巴县志》所载“薅二秧，去莠粮，农歌四闻”，山歌的节奏始终与生活的律动紧密相连。

“家与远方”的矛盾在歌词中也有所折射。“走出家门”与“思念望眼欲穿”，体现出现代人对“乡愁”的复杂情感。木洞山歌的盘歌曾以“打唐二”（嘲懒人）的幽默化解生活困境，而刀郎则通过“泥土泪水”将这种情感升华为对文化根脉的坚守。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风俗之厚薄，系乎人心之得失”，歌词中的“家”已超越物理空间的范畴，成为人们的文化归属。

▲“山歌响起的地方”如今已成为资中文化地标之一（何建/摄） 

●非遗活态传承的“破圈”路径

刀郎的《我在山城唱山歌》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在于其旋律的感染力，更在于它对木洞山歌的艺术化提炼，这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宣言。它以“泥土泪水”为媒介，将巴渝文化的“抛物线”旋律转化为时代的共鸣，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长于大地肌理、顺乎时令节律，源于劳作智慧、寓于生活经纬，人类在世代相传中孕育出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深深嵌入社会语境的肌理与日用常行的脉络；而其根本价值，则蕴藏在审美趣味的精妙表达、精神内涵的深厚积淀与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之中。而“非物质” 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非遗更需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延续其生命力。

木洞山歌的创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另一种路径。首先，它打破了“非遗即文物”的固有观念。正如《礼记·礼运》所言：“礼，时为大。”非遗的保护不能拘泥于“原汁原味”，而应随时代变迁而创新。其次，它印证了“活态传承”的核心逻辑——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人”的参与。这让人不由得想起谭维维与华阴老腔艺人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当摇滚电吉他遇上老腔“砸板凳”，当现代嘶吼碰撞秦腔呐喊，这种“破坏性创新”反而让非遗焕发新生。正如《文心雕龙·通变》所言：“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文明的河流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奔涌向前。

事实上，这不是刀郎的第一次用创作回应对非遗山歌的传承。比如“山歌响起的地方”巡回演唱会的每一场，刀郎都会领唱《川江号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承载着巴蜀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集体记忆。刀郎创作的《川江号子》，以现代音乐语言重构了这一文化基因库。歌曲开篇“涛声不断歌不断啰，回声荡漾白云间啰”，恰似《华阳国志》中“巴蜀民歌，声若巨壑”的当代回响。那穿透时空的“嗨佐”号子，既是船工与激流搏斗的生存密码，更是《淮南子》所言“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的自然交响。

刀郎的改编堪称“破茧成蝶”的典范。他将原生态号子与摇滚乐、女声和声融合，在保留“四平腔数板”“懒大桡数板”等传统腔型的同时，注入电子音效的现代质感。这种创新正如苏轼在《竹枝词》中所言“楚语吴歌妙未裁”，让千年号子在当代音乐语境中焕发新生。当观众在演唱会现场齐声呼喊“嗨佐”，实则是完成了从“听者”到“传唱者”的文化身份转换。

从《川江号子》到《我在山城唱山歌》，刀郎用音乐构建了一条非遗活态传承的“双螺旋”链条：在纵向维度上，他像考古学家般梳理非遗的历史文脉；在横向维度上，他又如探险家般开拓非遗的现代可能。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扎根于生活的土壤，流淌于人与自然的共生脉络之中。从《川江号子》到《我在山城唱山歌》，刀郎用音乐构建了一条非遗活态传承的“双螺旋”链条：在纵向维度上，他像考古学家般梳理非遗的历史文脉；在横向维度上，他又如探险家般开拓非遗的现代可能，不仅“见物”——以旋律复刻巴渝大地的千年文化基因，更“见人”——通过古老非遗与年轻人的对话、传统与现代的共创，让非遗在代际传承中焕发生机。当观众在演唱会中齐声呼喊“嗨佐”，当田间地头的禾籁与城市舞台的灯光交织，非遗真正实现了“见生活”——它不再是橱窗中的标本，而是融入当代人的精神图景与日常实践的文化呼吸。的确，只有让非遗持续走入人们生活、融入现代社会，才能焕发出更加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最终目的，亦是推动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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