炙串、杂炖、寒鸡、笋尖牛腩、白条鱼、嘉鱼、鹌鹑扮橙丝、菜台裹鲤鱼鲙、麦麸饼、裹蒸糕、髓饼、豚皮饼、蓬饼、菰米饭、粳米饭、壶枣绰菜粥、薯蓣羹、过树龙汤、麻黄鱼头汤、白菘炖羊汤、虾酸汤、乌橄榄、胥余果、五敛子、仙草膏、野蜂蜜、鲜蔗浆、燕窝、梅香酌……看到这些馋到流口水的美食，你想到了什么？是宴席，还是菜单，或是厨艺？NO，NO，NO！在作家马伯庸这里，答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美食”故事。

《食南之徒》是继《长安的荔枝》之后，马伯庸创作的又一部聚焦古代岭南地理与风物的历史小说。该书以两千年前的南越国为写作背景，讲述了一位吃货大汉使者前往食材丰富的南越国，因偶遇了一味名为枸酱的美食，最后竟勾连出了中华版图变迁的一段隐秘传奇。

●破局的一枚竹简

作为历史小说作家，马伯庸以其扎实的文学功底、紧凑的故事情节、巧妙的时空架构，为每部作品都带来了极强的可读性和画面感，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而在其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便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新书《食南之徒》即是如此。“本文的起源，是《史记》的《西南夷列传》里的一段记载。”

“我几年前去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参观，看到里面有一枚竹简，上面是一棵壶枣树的园林档案。这个细节非常小，但很耐人寻味。广东没有野生壶枣树，这棵枣树是哪里来的？再一查，南越王赵佗是河北真定人，而枣树恰好是真定特产。”这个故事也成了这本书中破局的最重要的线索。

原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派出一支军队继续南下拓荒，修筑灵渠，将岭南百越之地纳入中华版图，设立了南海、桂林诸郡。秦末混战之时，这支军队当时的首领赵佗倚仗地利，封锁五岭险关，自立为王，国号“南越”。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权，它奠定了今日岭南的基本范围。

《史记》的《西南夷列传》里有一段记载：“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上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一个名叫唐蒙的江西县令临时受命出使广州，吃到了一种据说来自四川的美味酱料，好奇追问之下，得知这种酱是从四川卖到贵州，再由贵州穿过广西转运到广州。

一个人与一味酱料的偶然相遇，竟在历史长河上悄悄鼓动了一阵轻风，吹开了笼罩在大汉西疆与南疆版图上的迷雾，从西北到东南划出了一条新的连接线。正如马伯庸在《食南之徒》后记中所说：“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唐蒙这位美食侦探的经历，而是它所展现出的地理认知……在那个时代的西汉人眼中，中原之外的广大地区被重重迷雾所笼罩。若要把这些地图点亮，需要有勇气、有谋略以及有着超越时代的地理直觉。正是有唐蒙、张骞这样的人不断探索，才把‘茫然无知’变成‘显而易见’，开启了汉文化向南拓展的大潮，乃至形成今日之版图。地理认知改变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长篇历史小说《食南之徒》以西汉南越国为背景，以一位懒散但睿智的大汉使者兼资深吃货唐蒙探索南越国丰富美食为主线展开，其初心是探索岭南丰富的美食，不料却被卷入南北对峙、族群斗争、权位争夺、国策兴废等复杂的旋涡中。他以一罐味道绝美的蜀枸酱为线索，凭借其对食物的细致品鉴、对诺言的苦苦坚守、对困难的无所畏惧，解密南越王离奇死亡案件，又以蜀枸酱为引，拓宽地理认知，为大汉找寻一条收复南越的曲折路线，拓宽了中原的边陲版图。该书以一个小小的历史故事作为突破点，将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各种人物情感形象刻画出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就美食与乡愁、美食与权谋展开推理和想象，把枯燥的历史故事描述得生动有趣。

●“写完我就胖了几斤”

忠实读者都记得，跟《食南之徒》一样，也是写美食的另一部小说《长安的荔枝》，均是以岭南为背景。这是偶然为之吗？“没有说特意要写岭南，主要是赶上这两个题材恰好和岭南有关系。像《长安的荔枝》，荔枝的产地最早在岭南。《食南之徒》是因为我经常去广州，和朋友在北京路约饭，吃完之后顺便散步，逛一逛南越王博物院，去了大概七八次，很熟里面的东西。”那为什么将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汉代呢？马伯庸解释道，那个时候很多吃的还没有传入中国，“对我来说比较好写。要是写现代美食，肯定大家都要来挑错。”

以美食为故事，对马伯庸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认为，一个好的故事，没法用简单的标签来归类，它一定是多种要素的复合。美食中也会有悬疑，美食也可以来讲政治。李安的《饮食男女》拍的并不仅仅是饮食，陆文夫的《美食家》写的是人生态度。所以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无法归类的。“从一味小小的食材，可以牵扯出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版图开拓史，而且戏剧性简直可以拉满，完美契合我的需求。”

颇为有趣的是，马伯庸跟书中主人公唐蒙一样，居然也是一个十足的“吃货”，喜欢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各种美食。“不管是什么样的饭局，我都会先吃饱了再说，有的时候还会被人嘲笑，说你真是来吃饭的。我有个分类，吃货和美食家是不一样的。美食家会细心地品鉴每一道饮食的风格，它的历史渊源、色香味，但是吃货就专注于吃本身，吃本身就是开心的事，吃什么其实并没那么重要。我是吃货，不是美食家。”马伯庸笑言，“写《食南之徒》是我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本书，写完我就胖了几斤。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美食，我自己都吃过，而且觉得很好吃。只有按照书里的情节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直到吃到自己兴奋了，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食物的美味。”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小说写作逻辑

关于写作背后的史料挖掘，像书中涉及到南越国的风土人情、用具、建筑等，马伯庸都做到尽量贴近史实。他在动笔之前，把几乎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搜集了一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是涸泽而渔”。他希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走进博物馆，能看到书里的器物就摆在橱窗里，书里的人物就贴在展板上，让文学与史实，虚构与现实之间构成一种连接。比如本书的美食主角枸酱。马伯庸通过考据后发现，在《史记》的各处记载中，枸酱一直写作“枸酱”，但到了西晋年间成书的《南方草木状》，又被写成“蒟酱”。马伯庸表示，至于它的真身到底为何，历来众说纷纭，从古至今猜想至少有十几种：蒟蒻、蒌叶、筚茇、竹茶、扶留藤、枸杞、魔芋、红籽树、枳椇、海椒、生姜等等，并无定论。“本文既然是小说，便选取了其中一种可能性。不管是什么，枸酱留在了史书中，被一众当代美食奉为源头，讲出了无数传奇。还有其他像书中涉及的南越国各种风土、掌故、用具、建筑风格等，皆有考古佐证。比如赵佗在独舍种下的那几棵枣树，即来源于南越王宫水井里出土的两枚竹简。上面赫然写着‘壶枣一木’字样，足见赵佗思念家乡之心。大家有机会去广州的话，可以去南越王博物院看看。”

不过马伯庸也坦言，想要做到100%还原是不可能，好在小说并不是考古报告，只要做到大体符合历史逻辑，也就够了。“我写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所谓完全真实的历史，而是符合逻辑的历史。我觉得创作小说应该遵循的逻辑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最终落实下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三明治式’的做法，三明治是上下两层加中间一层，上下两层要‘实’，中间那层可以想象。也就是说，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角色也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坐、卧、走等所有行为都是符合时代大趋势和当时的生活的。生活常识符合的是一种真实逻辑，我尽量让自己做到这个层面，这样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既精彩又可信。”

历史小说的写作，难点在于追求真实性的同时平衡可读性。但对马伯庸而言，却是游刃有余。“历史上，白居易就喜欢将自己的诗作拿给老太太阅读，若她们能看懂，白居易便觉得满意。就我个人写作而言，我倾向于堆砌大量史料，按照自己的标准写出一稿，随后请我的一些朋友来阅读，每当他们读到某段觉得看不下去，或读完后感到有些累时，我会根据他们的反馈，忍痛删掉许多自己原本觉得很精彩的内容。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和互动，自然而然地，我的作品也就变得更具可读性了。”

●“这个时代给了我成长的空间”

马伯庸的写作以高质、高产而闻名，不管是近年来的《太白金星有点烦》《长安的荔枝》《大医》《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还是早年的《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都颇受好评。谈到高产的“秘诀”，马伯庸表示，一是庞杂的阅读，二是保持足够的好奇心。“我觉得写作很好玩，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我认为保持创作状态一个重要的点在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此外，日常的海量积累也必不可少。在马伯庸看来，这不仅可以激发创作灵感，还能让创造过程变得顺利。

对于自己作品的畅销，马伯庸将之归结到时代的原因。“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好互联网兴起，我的作品就能触达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后来，我转而走向实体书出版的时候，又恰好遇上了我们文化的蓬勃发展期，读者们对历史兴趣的高涨。同时，我国经济也在稳步增长，更多的读者也愿意购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我成长的空间。”

在谈到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后的感受时，马伯庸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压力可大了”。“我写每本书都在想，要是比不上之前作品的话，会不会就过气了。当写完新书后，第一反应也是会陷入焦虑，觉得自己停滞不前，写的东西不尽如人意，觉得这东西怎么拿出来见人？直到经历很长时间的调整和修改，才逐步提高对新作的信心。但很快，自己又会担忧下一本书要怎么办。这种心态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一直在努力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提醒自己‘花无百日红’的道理。在写作高峰时，我告诫自己要‘亢龙有悔’，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就就变得骄傲自满，甚至停止学习，而应该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而到了低谷时，我也会安慰自己，毕竟曾经辉煌过，现在没有了包袱，反而可以更加静下心来去尝试那些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认为，作为作家，经常给自己做这样的心理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