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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秦时的车马有着仪仗与军事的双重作用,成为“国之大事”必不可少的存在;汉唐的战马以铮铮铁蹄闯过烽火硝烟,建起太平盛世;宋元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马的文化寓意更加多元化。
马是兼具力量与祥瑞意蕴的精神图腾,通过一件件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物,我们可以一窥马在中华文化中所承载的美好寓意与深厚传承。

▲二号铜车马 图片源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秦始皇陵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经过了春秋战国漫长的诸侯争霸,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成为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秦始皇陵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园,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之首,而出土于其中的铜车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象征着秦始皇銮驾的一部分。铜车马的出土使今人能够清楚地看到古代御用车驾的真实面貌。
铜车马的发现及发掘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震惊世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之后,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继续在皇陵周边进行发掘,向庞大的陵园内挺进,以钻探地下埋藏的秘密。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又一次发现了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铜车马。
在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铜车马坑,这是靠近陵墓的一个大陪葬坑中的一小部分。据探测,这个铜车马坑有五个存车马的过洞。1980年冬,考古人员发掘了最北的一个过洞,在其中发现了一前一后共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
而整个发掘过程,还要往前追溯。那是1978年的夏天,考古队的程学华先生带领钻探人员手持洛阳铲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约20米的地方不知疲倦地寻找着、挖掘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程学华小分队仍一无所获。10月3日,钻探队员杨续德将深入地下7米的探铲费力地拔出来,接着认真观察探铲带出的泥土,突然被一晃而过的金属光泽吸引,他看到了一个指肚大小的金泡,就是这个金泡的发现,揭开了发现秦陵铜车马陪葬坑的序幕。带着疑问,他随手擦拭掉了覆盖在金泡上的泥,小小的金泡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金属光泽。看了好一阵,杨续德仍想不出这金泡究竟是什么,环顾四周,他跑去不远处和程学华说:“程老师,我钻出一个圆珠,您看,像是金子做的。”程学华接过金泡,来回把玩,霎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就催促杨续德:“快带我去看看!”程学华详细察看了金泡出土的位置,这里离秦始皇陵封土20米左右,这样近的距离内陪葬的物品应该不同寻常。他重新拿起探铲,将其深入地下,和从前差不多的泥土被探铲带了上来。程学华小心地扒开土层,一个银泡和一片金块显露出来,不大,但他的手开始颤抖,凭着多年考古经验,他感觉这地下的器物一定是件稀世之宝。当最后一块金丝灯笼穗出现在眼前时,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他的预感被这块金丝灯笼穗证实了,在这7米深的地下,暗藏着的是他辛辛苦苦找寻了4年的稀世珍宝——铜车马。
1980年10月至12月,根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的意见,考古队对铜车马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11月3日,考古学家袁仲一和程学华根据当时钻探的情况,做了周密的计算,在铜车马的覆盖土层上划出一个长方形图路,即第一过洞。钻探小分队队员依照图路下挖,开工第一天就深入地下50厘米。11月19日,当考古人员挖至地表下2.4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秦砖,再往下挖,发现了棚木朽迹和下面的木椁。这些棚木和木椁在黄土的重压和泥水的浸蚀下,全部腐朽塌陷,考古人员只好按发掘程序一层层、一点点,认真细致地清理。12月3日,就在开工刚好一个月时,当清理至5米多深时,在五花土中发现了青铜残片。铜车马深在地面7米以下,且已被土层压碎,仅一乘铜车就破碎成1500余块,按考古人员的计算,光清理一个马头就需要半年时间。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袁仲一、程学华二位先生在铜车马坑旁用干草搭起了一个简易棚,日夜守护。然而,仅靠人守护并不是办法,按传统的清理办法所需时日又久,更难以保证铜车马的安全,所以,如何将铜车马安全、完整、尽快地运入博物馆,成为一个重大而首要的难题。
复杂的现状,使秦俑馆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有丝毫的耽误,必须打破常规,另辟蹊径。秦俑坑考古队负责修复的副队长柴忠言建议采取整体提取的方案,即在铜车马底部铺上一块大钢板,四周用土板钉成一个大盒子,顶部用木板封盖,这样,铜车马就从整体上被加固封闭起来。因为是一个整体,用吊车吊装就成为不算困难的事情,吊出后,可运至室内慢慢清理修复。这一方案不仅可以尽快将铜车马一次性提取,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防止铜车马等文物在发掘工地夜长梦多,遭遇意想不到的险失。方案一经通过,接下来就是付诸行动。准备就绪,考古人员将铜车马的四周挖了几条深达10米的宽沟,以4立方米木板的代价,将铜车马连同1米厚的土层包裹起来,成为4个大型木箱。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簸箕口对着铜车马,板台架设千斤顶,使簸箕向铜车马的底层慢慢推进,以使整个木箱进入簸箕。12月28日,吊车开始起吊,4个木箱裹挟着铜车、铜马完整地进入汽车拖斗,在一片欢呼声中,汽车冒着浓烟,轰鸣着驶往秦俑馆。至此,历时50余天的铜车马发掘提取工作画上了句号。铜车马室内清理工作由柴中言、吴永琪主持,一号车由吴永琪主持修复,二号车由柴中言主持修复。历时3年,1983年8月,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成,10月1日正式对外展出。1987年5月,一号铜车马修复完成,与二号铜车马一起对外联展。
秦始皇陵铜车马坑出土了两乘金光灿灿、五光十色的大型彩绘铜车,以及8匹铜马、2个铜驭手。尽管经过了两千多年埋藏的历史岁月,铜车马被上面的覆土压塌变形,但整套车马革皮具齐全,银质饰品色泽光洁,金质器物闪闪发光,秦铜车马向后人首次展现出了它的英姿。
铜车马的作用
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最早、体形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这组铜车马按出土时的前后顺序编为一号车和二号车,是按照皇帝御用车队中属车的形制缩小二分之一做成的。
一号车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驾车者立于车上。以功能而言,此车是在主人乘坐安车出行时,在前方开路警戒的,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警车。二号铜车马为后车,驾车人坐姿驾车,称之为“安车”,是供主人出行乘坐的。
铜车马是青铜文化艺术积累和青铜器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周时期,青铜器冶炼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期,青铜冶炼作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经济及文化意义突出,但是器型等相对固定。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所替代,但是青铜器的器型有所突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加上追求盛大气势的传统,使得青铜器具有高大的体型、健硕的体态。秦始皇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出巡,每次出巡都伴有宏大的车马队伍,以显示秦朝强盛的实力。因此,车马成为秦始皇生活中彰显地位的必要部分,而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为适应帝王“事死如生”的需要,大型的青铜彩绘铜车马应运而生。
秦人与车马的联系密切,车马一直与秦人相伴。秦的祖先大费为帝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其后,费昌亦曾“去夏归商,为汤御”;后来的孟戏和中衍,也因为善御的缘故,被征为商王太戊的车御。太戊以后,有所谓“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周代,秦人善御的传统更加被发扬光大。造父曾为周缪王驾车周游天下,途中“长驱归周”,“一日千里”平定了徐偃王叛乱。其六世孙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可见,嬴氏秦姓的得来,也与其善养马有关。后来,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曾赠大批良马相助,作为护送迁都的动力,由此立了大功,获得赠地封爵的赏赐。
地处西北边陲的秦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养马的习惯,并在积累丰富的饲养经验的同时掌握了马的各种习性。一方面,大批良马的养成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强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娴熟的养马技术又为艺术家们塑造艺术作品提供了绝好的素材,这便成为秦陵周围出土的铜车马达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真实效果的重要原因。
由于马具有超人的力量和速度,所以当时不论在征战、交通,还是生产、商贸等各个方面,马都不可或缺。在战国七雄中,正是秦国具备了马这一充裕的动力,才有了战胜他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据史载,当时魏国拥有“骑五千匹”,燕国拥有“骑六千匹”,而此时的强秦已是“车千乘,骑万匹”了。人们常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将骑兵的出现归之于赵,其实,秦穆公时,已有“畴骑五千”,较赵武灵王早了三百多年。
养马爱马又体现在秦人的各类活动中,秦人与车马总有着不解之缘。《诗经·秦风》中“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駠是中,騧骊是骖”等诗句,正是对这些良马的赞歌。
从秦的立国及后来的统一战争来看,车马都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因而,秦王朝建立以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二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除了官方养马之外,秦王朝还鼓励私人养马,如乌氏倮就养了大量的马牛,多到要以山谷来计算的程度,秦始皇曾赐给他封邑。
在秦国的祭祀活动中,车马也体现着其独特的地位。《史记·封禅书》载,秦对上帝祭祀,襄公筑西畤,以骝驹(黑鬃红马)、黄牛、羝羊各一为牲祭祀白帝。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华山以西的“名山七,名川四”,增加“骝驹四”;陈宝则“春夏用骍、秋冬用骝”。同时,在雍城四中,用“畤驹四匹”以祭之,且均采取活埋的方式。秦具有以马牲作为常祭的特点。
秦人与周人长期杂居,受其“天命论”的影响,自称“受命于天”,来完成统治天下的大命。因此,秦人频繁在“陈宝”中以马为牲举行盛大的国祀大典。然而,以大量活马为牲祭祀,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秦人早期以养马擅长,与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车马成就了秦人的事业,秦人自然也就以最高的礼遇对待马。
总而言之,秦人祖先以养马发迹,而当秦之世,又以“车千乘,骑万匹”的规模,横扫六合,一统天下。随后,在全国设立一系列马政机构,对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汉代大将马援所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人与车马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情结,车马也贯穿了秦社会的始终,为秦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摘自《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佟洵 王云松/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凌雪梅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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