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六年（1557），徽州老乡汪直带领3000名倭寇抵达杭州湾之后，胡宗宪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本来，这是胡宗宪的招抚计谋取得了成效，但慑于倭寇给官民留下的惨痛的记忆，谣言还是传开了。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不仅放任倭寇上岸，还上奏替汪直求情。

胡宗宪确实已经派人将奏疏送往帝都，在奏疏里面，他请求嘉靖皇帝免汪直一死，让其充当沿海防卫，平息倭患，将功赎罪。所以在收受汪直巨额贿赂的谣言传开后，他赶紧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发了一封。

在新的奏疏里，胡宗宪措辞严厉，说汪直是帝国东南沿海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罪不可赦。那一刻，“倭寇头目”汪直的生命就注定要走向终结了。

人言可畏，不仅是胡宗宪，大明王朝所有干事业的英雄们都无法挣脱这个魔咒。

01

倭寇问题的产生跟明朝立国几乎是同步的。

最早，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亡海上。这些人与日本列岛上的浪人和武士相勾结，骚扰山东沿海州县，导致明初海疆不靖。

对此，明太祖朱元璋很恼怒。他多次遣使去往日本，要求日本南朝征西将军良怀取缔倭寇，却遭到良怀拒绝。此后倭寇还从山东一路向南，骚扰和掠夺浙江、福建沿海。

在与日本的国书往来过程中，由于良怀的言辞不逊，朱元璋感觉受到了冒犯，一度表态要出兵远征日本。但是，鉴于元朝远征日本失败的历史教训，朱元璋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写进《皇明祖训》中，要求子孙恪守。对于日本而言，朱元璋的绥靖政策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劫掠起来越发肆无忌惮。此后，倭寇侵扰有增无减。

无奈之下，朱元璋只能下令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构筑了75座城池，设置要塞和哨所，部署兵力达10万，对倭寇采取了防御姿态。与此同时，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

直到明朝立国大约24年后，即1392年，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为了同明朝进行通商，足利义满才对倭寇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为祸甚深的倭寇团伙开始走向衰亡。随后，足利义满遣使赴明朝，在国书中奉明朝为正朔，并称臣纳贡。

明成祖朱棣上位后，同意与日本确立勘合贸易关系，明确今后只有持有明朝发给的官方凭证（即勘合）的船只才能得到明朝的承认并进行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关系后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跟良怀的倨傲不同，足利义满以卑微的姿态取得了明朝的认可，他也因此在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支撑其度过了统一日本南北朝后面临的财政危机。所以，取缔倭寇对于陷入财政困境的足利义满来说，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这是一次双赢。大部分倭寇消失后，明朝的海疆也在勘合贸易体系确立后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在东亚历史学家的论述中，贯穿朱元璋统治时期的倭寇被称为“前期倭寇”，以区别100多年后嘉靖时期的倭患。

从嘉靖皇帝在位的16世纪初期开始，倭寇卷土重来，祸害中国东南海疆，这些人被称为“后期倭寇”，亦称“嘉靖大倭寇”。胡宗宪和他的前任们经历的抗倭时代，便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02

1523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刚继位两年，三艘来自日本的朝贡船只驶入了宁波港。

按照明朝的规定，掌管朝贡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全国共设浙江（在宁波）、福建（在泉州）、广东（在广州）三个市舶司，其中负责对日贸易的是浙江市舶司。

明朝对朝贡贸易有一系列的程序要求，简单来说，日本的朝贡船进入宁波港后，入明使者必须交验明朝先前颁发的勘合，经核对无误后才允许登陆，并需要在接待站内等待北京下发进京许可。获得进京许可后，他们才能带上国书、贡品和货物，在明朝人员的护送下进京。这套流程走下来，日本一趟朝贡贸易经常要花去三四年时间。

当时，日本幕府已经势衰，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权力掌握在细川和大内两氏手中。两家都不愿放弃勘合贸易的肥肉，于是上演了一场争夺战。

就在大内氏派遣的三条船抵达宁波港的几天后，由细川氏派出的一条船也到了宁波。细川氏派出的人员中有一名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熟悉明朝内情，一上岸就立即去贿赂市舶司太监赖恩。一番操作之后，细川氏的船虽然比大内氏来得晚，持的勘合也是过期的，但还是得到了更好的接待。在宴席上，细川氏的正使鸾冈瑞佐还被安排在大内氏的正使宗设谦道的上座。

宗设谦道非常恼火，当即率领部下发动袭击，杀死鸾冈瑞佐等10多人，放火烧掉了细川氏的船，并追杀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了绍兴府城，最终宋素卿还是跑掉了。宗设谦道一行杀红了眼，在折回宁波的路上随意杀掠明朝子民，然后夺了明朝的船只，逃回了日本。

这起由日使争贡事件引发的血案影响十分恶劣，明朝方面随后处置了赖恩，逮捕了宋素卿。宋素卿被判死刑后，死于狱中。

而更深刻的影响是，明朝官民对日本的信任感急剧下降。事件发生几年后，1529年，浙江市舶司被废除。日本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因此一度受挫，一些利益受损的日本商人、武士和豪强转而做起了走私贸易，并逐渐演变成海寇。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原本在贸易链条中对中国毫无吸引力的日本因此成为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商船争相前往的目的地。当时，700文一等成色的铜钱就可以换一两白银，而在日本，换一两白银仅需同样成色的铜钱250文，中间存在两到三倍的套利空间，更何况，明朝的丝、绸、棉、瓷等商品转销日本的利润也非常大。有了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两国的走私者不断冒死进行交易。

在浙江市舶司废除后的10多年，以双屿岛（今属浙江舟山）为重要据点的走私贸易圈趋于鼎盛。这个走私贸易圈由海寇、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明朝沿海大族及沿海走私商人等多种势力构成，错综复杂，彼此纠缠。

对明朝的税源和政治控制力而言，走私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威胁。在这些风起于青之末的征兆发生之时，日后的抗倭名臣胡宗宪还只是一个在仕途流转中锻炼能力、积累资格的官员，但另一个年长胡宗宪18岁的抗倭名臣朱纨，此时已经被顶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03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被派到抗倭第一线，由此达到个人仕途的新高峰。他的职位是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这是明朝应对东南沿海新形势而设立的职位，朱纨是首任巡抚，掌管两省军务。

苏州人朱纨是明朝罕见的贤臣，集清廉、能干于一身。据说他是在狱中出生的，从小生活贫困，20多岁考中进士后，为官一直颇有口碑。在他负责抗倭之事前，以双屿岛为核心的走私贸易圈已经“繁荣发展”了近20年。由于有利可图，海寇、走私者与沿海大族及其在朝廷中的利益代言人结成了相对牢靠的利益同盟，只要朝廷有风吹草动，双屿岛的走私团伙总能第一时间获悉，并安全躲避任何一次检查。

朱纨的到来，第一次打破了官匪勾结的局面。

当时，大明朝廷围绕着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海禁政策展开了存与废的争论。利益决定立场，总体上，闽、浙等沿海出身的官员多主张废除海禁，而未能从海洋贸易中分一杯羹的内陆省份出身的官员则普遍主张严厉执行海禁政策。不过，沿海省份出身的朱纨，所持立场却与那些利益先行者相反。

到任后，朱纨坚持正统的立场，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誓要整顿海防，清剿倭寇与通倭奸民。他指派都司卢镗率兵攻克双屿岛，活捉了岛上几乎所有的海盗头目，其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一个叫汪直的人侥幸逃脱，后来去了日本平户。

双屿岛被捣毁后，闽、浙沿海的豪族先不干了。史载，“城中有力之家素得通番之利，一闻剿寇之捷，如失所恃，众口沸腾，危言相恐”，于是朱纨遭到了浙、闽籍在朝官员的弹劾。

1549年，朱纨当众诛杀了海盗头目许栋、李光头等96人，有御史据此上奏弹劾，称朱纨不等朝廷批示，擅自杀戮。朝廷停了朱纨的官职，并派人前往浙江、福建进行调查。

朱纨知道消息后痛哭流涕：“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他给自己写了一通墓志铭，写得极为悲怆：“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维成吾是。”

写完，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了。

荒唐的是，朱纨自杀半年多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朝廷竟然还下令要逮捕朱纨至京审讯。

朱纨的悲惨结局使得此后很长时间内帝国官员无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巨商、豪族勾连在一起，进入了疯狂的收割期。史载，“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04

当朱纨愤而自杀的时候，38岁的胡宗宪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他刚刚在帝国北疆平息了两起士兵哗变事件，展示了个人的手腕与能力。

胡宗宪出身徽州绩溪县龙川胡氏，父亲是当地饱学之士，家境殷实。他的父母从小便注重孩子的教育，为胡宗宪重金聘请名师，让他接受精良的塾馆教育。胡宗宪也很自觉，“经史过目成诵”，成绩稍有落后便“终日涕泣不食”。但他不单单是个书生，他膂力过人，喜欢骑射，还爱好钻研军事书籍，很有军事才能。

嘉靖十七年（1538），26岁的胡宗宪中了进士后步入仕途，当了两地的知县，官声很好，有口皆碑。史书说他“倜傥不羁，严信赏罚，民咸服之”。

不像一般的清流士大夫总是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感，胡宗宪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很懂得变通，擅长权术，但他为官有一条准则，就是“敛不及民”。

举个例子。明朝规定有官员路过某地，该地就要负责其吃喝拉撒睡，还要出民力供其差遣，地方百姓深受其苦。胡宗宪当知县期间做了一项改革，将当地税粮的超额部分储存起来，以备各种迎来送往的开支，从此无须给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故“民服之”。

胡宗宪真正从地方官员转变为帝国的边疆大吏，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出任宣（府）大（同）巡按御史。上任后，他不仅担着风险顺利解决了因兵部尚书兼宣大总督翁万达处置不当引发的士兵哗变事件，还基于现实需要，提出重赏间谍以获得可靠军事情报的主张。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军事理念，在日后的抗倭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运用。

朱纨自杀之后，帝国东南海疆军备松懈，倭寇横行，沿海官民畏倭如虎。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规模的倭寇在浙东沿海诸城劫掠。翌年（1553），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到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72人的倭寇团伙在浙江登陆，自西向东，纵横严州、衢州、饶州、徽州等地，历时80余日，“经行数千里，杀伤几四千人”。根据明朝戏曲理论家、松江华亭（今上海奉贤区柘林镇）人何良俊的记载，这一小股倭寇兜了一圈，来到陪都南京，南京守军与之对战，结果守军死了八九百人，而倭寇“不折一人而去”。

倭寇登陆入境的记载，在嘉靖中后期十分常见，而明朝军队往往“望风奔溃”。同样在嘉靖三十四年，一小股倭寇来到溧水县，溧水县丞赵珠臣直接“弃城走”，任由这群倭寇在城内百姓家吃住了两天后才离去。

这时候，在东南抗倭的主将是张经和李天宠。作为东南五省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张经总督抗倭事宜，职权极大，而浙江巡抚李天宠负责配合张经。李天宠知道沿海的士兵不可恃，故请求调任西南五千狼兵入浙。

在这期间，李天宠手下参将俞大猷等人曾取得擒杀倭寇300多人的战绩，但随后，李天宠接连遭遇两场败仗。督师浙江的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借机弹劾，称李天宠“嗜酒废事”，朝廷便罢黜了李天宠。

与此同时，张经命卢镗、俞大猷、汤克宽等抗倭名将率军，连同西南狼兵一起，水陆并进，在浙江嘉兴王江泾围剿倭寇。这一仗歼灭倭寇1900多人，是东南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

王江泾大捷传来，张经却同样遭到了赵文华的弹劾，说他“畏贼失机”。嘉靖皇帝看到弹劾张经、李天宠的奏疏，大怒，下诏逮捕二人下狱。

没多久，嘉靖皇帝接到了王江泾大捷的奏报。他问严嵩：“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张经畏贼失机吗？怎么还打了胜仗了？”严嵩说，王江泾大捷实乃赵文华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的功劳。

原来，这件事的背后是残酷的政治斗争。

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手下，而张经、李天宠为人正直，不肯屈服于赵，赵遂寻找机会陷害二人，这才发生了颠倒黑白的一幕——就在王江泾大捷的五个月后，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张经、李天宠遭斩首，同日被冤杀的还有敢于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朝廷一日杀了三名贤臣，“天下冤之”。

05

严嵩一党除去张经、李天宠，是在为自己人铺路。李天宠被杀后，赵文华便上奏朝廷举荐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而在张经之后，东南五省总督的两任继任者也先后遭到赵文华弹劾，最终同样以胡宗宪代之。此后，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底，胡宗宪除总督一职之外，还兼任浙江巡抚，在职长达6年。

跟张经等人的正直与骨鲠不同，胡宗宪很识时务。当初一到浙江，他就通过献金融入了赵文华及严氏父子的政治圈子，从而迎来了个人的快速升迁。不仅如此，他还拼命讨皇帝的欢心。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喜欢青词与祥瑞，这在当时几乎人所共知。胡宗宪投其所好，向皇帝进献白龟、白鹿、五色灵芝等象征祥瑞之物。寻找这些稀罕之物恐怕费了他不少心思。他的幕府还网罗了徐渭、唐顺之、田汝成等当世大才子，这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替胡宗宪为皇帝撰写青词以及报捷献瑞时揣测帝意、写表献文。

这些做法成了严党倒台后胡宗宪遭清算的原因，也是他在后世口碑不算太好的根源。

不过公平地说，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和他的代理人是一体的。嘉靖皇帝信任“驭君有术”的严嵩，任由其把持朝政20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官员想要得到晋升，势必要采取讨好其代理人的姿态，否则，要么没命，要么没机会出头。胡宗宪的前任们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所以，在一个所谓奸臣当道的时代，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借谄媚上位者的道德，而在于借谄媚上位者的作为——用不道德的手段上位后，这个人究竟想干什么，实际又干了什么，这才最重要。

成为东南抗倭的一把手后，胡宗宪首先在倭患最严重的台州、温州和宁波等地考察。他发现各地武备松弛，“闻警辄逃，全不足恃，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境耳”。而入境倭寇不仅皆提倭刀，勇猛善战，且“进退纵横，皆按兵法”，一看就是训练有素，这幕后一定有组织者。

衡量了双方的战斗力之后，胡宗宪认为要消灭倭寇和海盗并不现实，遂定下了诱降为主、剿抚并举的策略，即“攻谋为上，角力为下”。

正如朱纨当年的发现一样，倭寇的最大头目其实都出自本朝。李光头、许栋被朱纨杀死后，新一代的倭寇头目长成，此人正是当年从双屿岛逃脱的汪直。

汪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牙侩（相当于经纪人）。由于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了家属的安全考虑，他隐瞒真姓，自称“王直”。

朱纨自杀那一年，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明朝出现了北虏南倭的双重危机。朝廷的选择很明确，防务重心立马转向了北方，对于东部沿海的倭寇则采取“以寇制寇”的绥靖策略。由于汪直的性格比较内敛谨慎，不像其他海寇头目那么跋扈，因此也逐渐取得了官府的信任，再加上浙江地方豪强的帮助，他在数年间便吞并整合了卢七、沈九、陈思泮等数支海寇势力。

等到官府反应过来，已是“海上无二贼”，汪直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形成。

嘉靖三十二年（1553），名将俞大猷等统兵进击汪直驻扎的烈港（在今浙江舟山定海区金塘岛西北隅），最后被其突围，遁逃至日本平户。此后，以汪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最鼎盛时，汪直拥众10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徽王”，过往的船只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的旗号方能通行。

胡宗宪决定诱捕汪直。

胡宗宪与汪直是徽州老乡，利用这层关系，他将被关在金华监狱中的汪直母亲、妻子释放，为她们提供衣服、食物和住所。随后，他派遣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在汪直养子汪滶（原名毛海峰）的引荐下，两人在日本见到了汪直。蒋洲把胡宗宪善待汪直母亲、妻子的做法告诉汪直，并劝说汪直立功自赎，归顺朝廷。汪直听完有些心动，但他说，日本现在割据政权林立，他需要时间逐个去宣谕禁止倭寇。

于是，蒋洲被留在日本，而作为交换，汪滶随陈可愿返回浙江面见胡宗宪。胡宗宪重赏了汪滶，汪滶随即将另一名倭寇头目徐海打算入侵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

徐海也是徽州人，原为汪直旧部，后独立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寇队伍，势力仅次于汪直。他曾多次率领倭寇入侵长三角。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徐海果然率陈东、叶明和辛五郎等日本大隅、萨摩两岛的倭寇进犯浙江沿海，人数达万余，来势凶猛。胡宗宪一开始主张武力抗衡，但展开激战后发现倭寇实力强劲，于是转而采取离间计。他派人拿着汪滶的劝降书去招抚徐海，同时挑拨离间另外两名倭寇头目陈东、叶明与徐海的关系。

徐海听到汪直已投降，陈东又反叛了他，大惊失色。不久，他把弟弟徐洪送来作为人质，并抓了叶明和陈东献给胡宗宪。为了表示归顺的诚意，后来他又亲自带领数百名倭寇至平湖城（今浙江嘉兴平湖）请降。

经过谈判，徐海被安排驻军于平湖城外的东沈庄。与此同时，胡宗宪悄悄释放了陈东和叶明，写信命他们驻在西沈庄，伺机进攻徐海，立功自赎。

胡宗宪故意将书信内容泄露给徐海，至此，离间之计已成，两伙人隔河相望，互相猜忌，指责对方，随后展开火拼。第二天，早已布置好的明朝官兵才出场收拾残局，包围了这两支互相残杀的倭寇。

没有退路的徐海最后投水自杀，徐洪、陈东、叶明、辛五郎等人则被活捉，押送京师，其余逃往舟山的倭寇残余力量遭到俞大猷的阻击。在这之后，两浙地区的倭患逐渐平息下来。

现在，只剩下摇摆不定的汪直了。

06

注重军事谋略的胡宗宪其实也不怕死战。在领导抗倭战争的七八年间，“大小数十百战”，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

有一年，由于倭寇入侵，乡村民众坚壁清野，明军所至之处往往缺乏饮食。胡宗宪率军四处觅食，来到了一个小道观。道士听说胡宗宪是来抗倭的，连忙拿出仅有的一点儿食物招待他，恰在此时，他培养的间谍回来报告倭寇内情。

胡宗宪听说这名间谍已经饿了两天，赶紧把自己的食物给了他。道士提醒胡宗宪说，道观里只有这点儿食物了，你自己留点儿吧。胡宗宪说：“吾宁忍饥以食有功。”越是珍贵，越应该给有功劳的人吃。

正是受胡宗宪的诚意感召，当时东南地区一批文韬武略的能人才会云集在他的麾下。人称“俞龙戚虎”的帝国两大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曾在胡宗宪的手下抗倭，大展身手。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调往浙江抗倭的第二年，胡宗宪推荐他任参将，将他放在抗倭第一线，负责镇守倭患最严重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当时，戚继光还不到30岁。

胡宗宪大力支持戚继光训练浙兵，实现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张。大约两三年后，胡宗宪听说义乌的乡民在与处州（今浙江丽水）的矿工争夺采矿权的械斗中取得大胜，认为义乌乡民凶悍可用，于是又命令戚继光裁汰老弱残兵，去义乌招募三千兵丁。不久，戚继光创立战斗阵法“鸳鸯阵”，胡宗宪观摩后高兴地说：“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这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戚家军。

徐海集团被剿灭一年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被汪直留做人质的蒋洲从日本回到了浙江，这意味着胡宗宪招抚汪直的计划有了新进展。但俞大猷对招抚汪直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虽然胡宗宪此时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但后来到了紧要关头，二人的矛盾便越发突出了。

三个月后，汪直亲自率领日本的领主特使40余人以及3000名全副武装的倭寇登陆浙江岑港（位于舟山），他的养子汪滶上岸，负责与胡宗宪交涉受抚事宜。

汪直率领倭寇抵达浙江的消息传开后，沿海官民惊慌失措，都担心汪直集团随时激变，连北京也是“朝议哄然，谓（胡）宗宪且酿东南大祸”。胡宗宪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仍然力主抚议，避免与汪直产生正面冲突。

为了让汪直尽快归顺，胡宗宪又使出了他十分擅长的权谋手段。他故意将机密文件放在案头，随后出去饮酒，大醉后邀请汪滶入内密谈。没一会儿，因为酒劲太大，胡宗宪已经熟睡打鼾了，汪滶很容易就看到了总督大人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胡宗宪本人起草的请求朝廷宽恕汪直的奏疏，以及被胡宗宪扣留下来的手下将领的请战书。汪滶连夜抄录后假睡，次日一早就起身告辞，把情报报告给了汪直。

汪直感受到胡宗宪的诚意，放下了戒备，仅带领数名亲信进入浙直总督府拜谒胡宗宪。这时候的胡宗宪确实是真心想招抚汪直的，于是对汪直承诺将开放海禁，并说服汪直去拜访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

然而，汪直随后在游览西湖的过程中被王本固派人逮捕入狱。此时，外面已经流言四起，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放任倭寇上岸。胡宗宪听了心里一惊，生怕自己难以洗刷清白，这才赶紧派人追回了他此前奏请朝廷宽恕汪直的奏疏，改发了另一封要求严惩汪直的奏疏。

汪直被捕的消息传回岑港，汪滶大怒，将胡宗宪派去做人质的通事夏正肢解了。随后他阻断岑港，占据舟山，向明军发起进攻。

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合兵一处包围汪滶，从四面展开进攻。岑港地势较高，俞、戚采取仰攻姿势，打得颇为艰难，将士死伤惨重，却仍未能攻下。此战打到第二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才在“俞龙戚虎”的猛烈夹攻下逃离岑港。

眼看倭寇往南逃窜到闽、粤一带，俞大猷主张乘胜追击，而胡宗宪认为此轮强攻已经损失太大，故不督兵追击。这时，福建籍御史李瑚上疏弹劾胡宗宪，指责其放纵海寇酿成祸端。因为俞大猷和李瑚都是福建人，胡宗宪据此怀疑这起针对自己的弹劾是俞、李二人共谋，遂先下手为强，把责任全部推给俞大猷。他指控俞大猷违抗军令，纵容倭寇逃窜，俞大猷因此被逮捕下诏狱。后来，俞大猷的好友、锦衣卫首领陆炳贿赂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俞大猷才被释放，到了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立功赎罪。

胡宗宪为了自保污蔑俞大猷导致其下狱，这再次证明胡宗宪是能臣，但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臣。他在道德上有不少饱受争议的污点。

嘉靖三十八年（1559），汪直被拉到杭州的一个港口处死。同年，在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降生了。在欧洲，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英国女王，因为纵容和扶持海盗集团的扩张，她后来被称为“海盗女王”。

第二年，胡宗宪迎来了他个人仕途的顶峰——他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年后，他又被晋加少保之衔，并节制江西等七省总兵，权势盛极一时。

07

凭借抗倭军功平步青云的胡宗宪，此时并未意识到高处不胜寒。史书上说，胡宗宪是因为握权太重，所以“才得展而祸机亦萌矣”——他凭借权术赢得做事的舞台，也终将因为权术招来祸端。

胡宗宪晋封少保仅仅一年后，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大明内阁首辅之争进入最后的阶段：隐忍多年的徐阶将山东道士蓝道行介绍给嘉靖皇帝，蓝道行在为皇帝扶乩时看到严嵩进来，遂借“附体”之神灵的口称“今日有奸臣奏事”。早已厌烦了严嵩的嘉靖皇帝一听，怒上心头。御史邹应龙认为揭发严嵩父子的时机到了，在徐阶的暗中支持下上疏弹劾。随着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年迈的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捕。

受严氏父子倒台的牵连，朝廷言官以贪污军饷、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弹劾胡宗宪，他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很快，胡宗宪也被逮到北京受审。

这时，真正的权术高手嘉靖皇帝突然降旨，说：“胡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这八九年来都是朕在提拔他。朕当初因胡宗宪捕获汪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

皇帝发话，胡宗宪总算免于牢狱之灾，但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仕途到此为止。

嘉靖四十四年（1565），胡宗宪已经回徽州老家闲住了快两年。这一年，严世蕃被告勾结倭寇图谋叛逆，遭斩首，严氏父子及其主要幕僚均被抄家。

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后，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位，是为隆庆皇帝。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章，隆庆皇帝放弃了明朝开国以来实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开始准许民众到海外进行贸易。虽然由于倭人入寇的惨痛记忆，日本仍在禁止之列，但胡宗宪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思想终于有了正面的回响。

胡宗宪死后7年，也就是1572年，朝廷为胡宗宪平反。

1596年，胡宗宪冤死31年后，御史朱凤翔将胡宗宪和于谦并列为明代“功勋最著者二臣”，请万历皇帝予以表彰。万历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追赐胡宗宪以“襄懋”的谥号。

（摘自《大明300年》 艾公子/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殷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