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晚，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71岁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奖，其获奖理由是：“他那震撼人心、富有远见的创作，在灾难与恐惧的时代，重申了艺术的力量。”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继2002年获奖的伊姆雷·凯尔泰斯之后，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匈牙利人，也是历史上的第二位匈牙利得主。

1954年1月5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久洛市。父亲是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则是纯正的马扎尔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工作。少年时代，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曾是小有名气的爵士钢琴手，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读完了职高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准备子承父业。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上世纪80年代就已凭借小说《撒旦探戈》赢得盛名，美国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盛赞他，将他与果戈里相提并论——“当代匈牙利启示录式的大师，灵感堪比果戈理和麦尔维尔”。他不仅是2015年英国曼布克奖得主，而且还囊括了包括科舒特、共和国桂冠、马洛伊、尤若夫·阿蒂拉、莫里茨·日格蒙德、阿贡艺术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项，并于2014年获得美国文学奖。导演拉尔·贝拉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改编自其作品。由其代表作《撒旦探戈》改编的同名电影亦是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他的小说处子作《撒旦探戈》出版于1985年，一问世便奠定了作家的文坛盛名。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据他自己讲述，梅尔维尔曾对他影响最大，他在十三岁那年就读了《白鲸》。不过，小说里引发他兴趣的并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说：“我将自己想象成他，将自己置身于他的处境，好多天，好几个星期，我一个人在后院站很长时间，在那里我见不到任何人，就像亚哈船长站在海上暴风中的船甲板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名字，就是在哥哥这位文学青年的交际圈里，当时那群大孩子们正热烈地讨论《城堡》。许多年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虽然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可我一点也看不懂，坦白地讲，我对小说里的主人公K感到惧怕，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把自己想象成他。我在那个年龄，读到了亚哈船长，我能够理解他，所以是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今天我不理解亚哈船长，我与K有情感共鸣。

2025年10月9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素关键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只有三本名为《仁慈的关系》（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反抗的忧郁》（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撒旦探戈》（译林出版社2017年）的图书在售。

据《仁慈的关系》译者序（余泽民）所载：“‘拉斯洛’是一个典型的斯拉夫男名，意为‘巨大的荣耀’。历史上第一个取这个名字的匈牙利人是11世纪的一位国王，由于死后被教廷封圣，故称‘圣拉斯洛’。至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姓氏，背后的故事就更多了。”据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本人讲，他的家姓来自一个地名——克拉斯诺霍尔卡，位于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那里有座著名的城堡，始建于13世纪，曾是匈牙利大贵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领地。“通常来讲，大凡用地名做姓的匈牙利人，意味着其祖先来自那里，但拉斯洛不然，他生在离罗马尼亚不远的久拉市，祖上也没有人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住过。他之所以姓了这个地名，只是因为他爷爷年轻时的一次心血来潮。”

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外貌，余泽民表示，其身材瘦高，略有驼背，脸膛黝红，窄面孔，高额头，棕发齐肩，留一副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唇须下挂着友善的微笑。说话的语调柔缓，绅士风度。虽然对一位已近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大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飘逸、敏感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蓝眼睛，那种蓝是在别人的脸上没见过的，是正午阳光下死海浅滩的那种蓝，清澈透亮，不含杂质，说话时他会目不转睛地带着那副裘德·洛式的微笑盯着你看；棕黑色的瞳孔边界清晰，不像波斯猫的那样嵌在里面，而像从外面投上去的，一个浮着的影，或一个神秘的旋涡，无波无澜，就能把你吸引住，卷进去。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值得一提的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曾游访中国，著有多部关于中国与东方文化的作品。余泽民在《仁慈的关系》译者序中对此有这样的细节描述：“1991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那次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撼。回到布达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国病’，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不自觉地会提到中国，尤其迷恋古代中国，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他说，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热、大诗人沃洛什·山多尔、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久尔吉和小说家伊雷什·贝拉等20世纪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诗，他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他还说，他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只要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他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我想，他对我初次见面的好感，也是‘中国病’的小小发作。”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喜欢李白，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余泽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余泽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对于这次旅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做了充分的准备。五一节那天，我俩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搭长途车，在一个月里马不停蹄地走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好几座古城，然后乘轮船游长江，穿三峡，抵达武汉，那时候三峡大坝还没有合龙。一路上，我给他做翻译，当助手，联络处理各种琐事，朝夕相处，从早到晚泡在一起，有话没话都会聊上几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

在余泽民看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作品结构和语言风格都非常艰涩，连匈牙利人读起来都很吃力，经常读了半页还不见句号，整篇小说不分段落，故意让人有窒息感；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一种类似虐待狂与受虐狂的互动关系，越读越有滋味，缓慢的叙述像有醇厚的酒力，让你在适应了他的讲述速度和语气之后，感受到随着他的文字向前滚动、猜测和破解后的快感。“当最后一辆我每天清晨都要在六点五十二分准时赶到溪水桥汽车站搭乘的早班长途汽车于早上七点准时将我们卸在郊区小火车站的狭长站台上时，这股由我们汇聚而成、蓄势已久的客流——稍显滞涩，但从深处喷涌而出的——汹涌泻到那块夹在售票室、书报亭和静候已久的列车之间的三角地带。”这是《茹兹的陷阱》开篇第一句话，主句带复句，复句套复句，读这样的文字，感觉像经历慢放的蹦极。“那时候我的匈语阅读能力还很弱，词汇有限，每读一行都要查好几次词典；由于没有匈中词典，所以翻字典的次数需要翻倍，而且还要查德匈词典。即便硬着头皮查清楚了每个生词，之后还要花很长时间分析复杂的句式，搞清结构、关系，最后才能弄懂整句的意思。这样读了一页之后，我决定干脆把它翻译过来。就这样，作为语言练习也好，深度阅读也罢，我逐字逐句地把一篇不过十几页的《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了中文，大约一万字，我翻译了足足一个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自己也说，卡夫卡是他追随的唯一文学偶像，甚至，他写在《撒旦探戈》正文前的那句引语，就是摘自卡夫卡的小说《城堡》：“那么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他。”苏珊·桑塔格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置身于社会真实，透过日常琐碎的场景看到人类内心的层面：绝望，希望，再绝望，再希望，绝望的希望，希望的绝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德国作家泽巴尔德也非常赞赏拉斯洛的普世性视野，称他“远远超越了所有当代写作的短浅关注”，只有果戈理的《死魂灵》可以与之相比。

布克国际奖给他的官方授奖词是这样写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作品）首先打动读者的是非凡的句子。句子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它们的语调任性转换，从庄严到狂妄到古怪到荒凉，史诗般的句子像一个线头，将各种各样奇怪的和意想不到的事情组成不朽的段落，粗糙而具有音乐性。”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则这样解释自己的长句：“我喜欢写长句，这符合我的思考习惯。一个人怎么思考，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句式。而且人不仅会用长句思考，而且会用唯一的一句、永远不会终结的句子思考。尤其是在他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说，特别想要说服谁的时候。而我有这样想说的话，我非常想要说服读者，要他们相信我所写的内容。”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谈到了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不仅是诺贝尔奖，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奖都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就像毒药一样。因为成就会毁掉一位艺术家，诺贝尔奖尤其是一种摧残。我认识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比如其中的匈牙利人凯尔泰斯，他和我在柏林住隔壁，还有赫塔·穆勒。我从1987年就认识赫塔了，当时她来到德国不久，我把她介绍给柏林的文学圈。我还认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所有我认识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们总是遇到媒体的穷追不舍，以至于无法写作。而且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还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人类的行为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艺术家，而痛苦总是会帮助艺术家，成就则会毁掉所有艺术家，就是这样。”（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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