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公元4世纪初中国陶鞍马

历史上，人类驯服马匹后最初主要是用以驾车。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后，人类用马骑乘逐渐多起来，骑兵因此逐渐得到发展。

中国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1世纪）已有武装骑士，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曾发现武装骑士及其乘马的遗骸。此后直到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00年），见不到中国骑兵发展的资料。战国时期骑兵逐渐得到发展，特别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战国七雄日益重视骑兵，骑兵因而发展为军队中与战车并列的快速机动兵种，秦楚等大国形成了“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兵力结构。当时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靠得最近的赵国骑兵最发达，其规模估计超过了万骑。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众多骑兵俑，向世界展示了公元前3世纪最真切的骑兵和战马形象：骑兵穿着简单的护体铠甲，战马背上设有低平的软垫，无镫。后来在新疆鄯善苏贝希曾出土一套公元前的马具，也是这样的低平软垫，形态与秦俑战马的马背垫几乎没有差别。西汉前中期的中国骑兵仍保持了这样的装具，骑兵铠甲也非常简单，这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的西汉骑兵俑群和其他一些资料中有清楚反映。

马鞍的可靠身影，到公元纪年前后，在东西方的骑兵马具中都出现了。马鞍与马背垫的显著区别是有翘起的前后鞍桥，这需要有硬质的支架，就如同在马背上安了一个座椅，从而使骑马的舒适度显著改善。中国西汉晚期的铜器刻纹图像和公元前后古罗马的石刻雕像上，都有了马鞍的形象刻画。到公元2世纪前后，在中国东汉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图像资料中，马鞍就很常见了。

公元4~6世纪，中国进入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也成为世界上普及使用马镫的第一个区域，这时中国骑兵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4~6世纪的中国艺术品（俑塑、壁画、画像砖）中，出现了大量人和马都穿着甲胄的重装骑兵形象，这在此前是完全看不到的，与秦汉以至三国、西晋时期的艺术品以及其他文物所反映出来的骑兵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陕西咸阳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过一件4世纪釉陶铠马俑，其马腹两侧专门在马铠甲上塑出了马镫的图案。或许当年的陶艺工匠也明白，对于重装骑兵来说，马镫是不可或缺之物。试想，穿着全套甲胄的笨重骑士，要想跨上也披挂全套甲胄、同样笨重的战马，如果没有马镫的帮助，将会非常困难，而骑士要想在马背上骑行稳当并有效地使用武器进行战斗，不至于在格斗碰撞中轻易落马，如果没有马镫也会更加困难。

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古人多把骑兵战马的铠甲称为“具装”“具装铠”。《宋史·仪卫志》：“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具装就是全装，具装铠就是全装完备的马铠。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俑塑、壁画和画像砖所表现的重装骑兵或铠马形象，其马铠非常完备，应属具装铠，由面帘（即马胄）、鸡颈（保护马颈）、当胸（保护马前胸）、身甲（保护马腹）、搭后（保护马臀）等部分组成，有时搭后上还竖起一个装饰件称为寄生。北宋《武经总要》中著录有一套马甲图像，除了没有寄生，其他各部分俱全。这样的完备马铠，使战马除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尾巴外露，全身都得到了保护。

既然称全装完备的马铠为具装，那么不完备的马铠甲，自然不能称为具装。从史料来看，中国在西晋以前已经出现保护骑兵战马的铠甲，3世纪三国骑兵少量使用的“马铠”（曹操《军策令》、曹植《先帝赐臣铠表》），大概都是不完备的早期马铠甲。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陶骑俑和陶鞍马俑，马前胸都垂挂一块方形物，这是保护马前胸的局部性马甲“当胸”，东汉时已见于记载（《后汉书·鲍永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的陶鞍马俑，只装备当胸，有一件单镫；而陕西咸阳十六国墓的釉陶铠马俑，装备了具装铠，有一对双镫。这或可视为，4世纪时骑兵马铠从局部防护发展到具装铠、马镫从单镫发展到双镫，二者在中国同步推进的历史缩影。（摘自《光明日报》钟少异/文）

编辑：董小玥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