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化信息充斥、价值认知日益多元的当下，文学如何跨越时空壁垒，成为人与人、人与世界精神对话的基石？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的赵柏田文学评论集《共识的必要》，以私人阅读脉络为引，在对世界文学经典的深度漫游中，给出了独特答案。这部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合集，而是一场以“共识”为核心的审美实践——从文本解读的细节共识，到审美体验的情感共识，再到理想生活的精神共识，赵柏田以细腻的笔触搭建起三层递进的批评体系，让文学批评不再是小众的学术游戏，而成为大众参与精神对话的媒介。

●一场文学的深度漫游

“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从文学共识出发，经由审美，逐渐达至关于理想生活和社会的共识。”在《共识的必要》结尾，赵柏田这样阐释这本文学评论集创作的初衷。从目录来看，这本书可谓兼收并蓄、视野广阔，既探讨了福克纳、加缪、普鲁斯特、伍尔夫、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一众名家，也包括《邻人之妻》《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教授与疯子》等佳作，更论及《拉德茨基进行曲》《到芬兰车站》《布瓦尔与佩库歇》等“冷门好书”。看似散漫的脉络一方面是作者多年广泛阅读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更展现出以个人兴趣与思想探索为线索而构建出的独特的文学对话空间——因为文学可以跨越时空，成为精神对话的基石。

从文学的共识，到审美与批评的共识，再到理想生活与社会的共识，在赵柏田看来，这是写作者的一种必须，也是时代的一种必要。

赵柏田常以几个精准的关键词，捕捉一位作家及其创作的精神内核。在赵柏田看来，福克纳的创作是从“愤怒”到“怜悯”，愤怒源于内心与现实之间无法消磨的冲突，而所谓怜悯，则是在希望的指引下对人类深沉的爱：“弥漫在作品中的那种绝望和愤怒被对人类的深深怜悯所代替，他开始正面描写人的天性，以及道德世界中积极的力量如何击败邪恶，这或许是他在“人是不朽的”这一信念下的坚定实践。”剖析加缪的作品时，赵柏田看到了“选择与反抗”这一主动而决绝的姿态，不论是《鼠疫》中里厄的坚守，还是《局外人》中少年默尔索的死亡，人物的选择本身，即是对荒谬世界的反抗。“加缪文字的穿透力，让人联想到他笔下地中海沿岸蒂巴萨夏日耀眼的阳光。那是一个用作品不断对现实世界做出反抗的大师，他的风格是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两个字：反抗。” 

这种深邃的洞察是借由多个篇章的巧妙架构形成的。全书避开了单一、线性的论述模式，宛如一座精心布局的文学回廊，从作品本身、书信传记、历史背景、影视作品等多个入口，引领读者窥见作家与文本的不同侧面。《在纸和墨水的暴风雨中》一篇里，赵柏田从非虚构写作、小说创作、电影艺术三个维度，对《教授与疯子》做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这个故事的三重叙事，如果用镜头来比拟：历史的展示是长镜头式的，小说则拉近了镜头，集中到了其中的两个人物默里和迈纳身上，而电影对这个故事的演绎，则类似一个人性放大器，在这种放大中，历史成了一个壳，只有故事不灭。”

赵柏田的叙述是故事化的，严谨细致的文本解读被自然串联，使得文章充满了场景、细节和流动感，让阅读与思考拥有了近乎叙事艺术的轻盈与魅力。从福克纳的怜悯与愤怒，到加缪对荒谬的反抗；从普鲁斯特绵长的记忆，到吉根挥之不去的蓝色；从埃德蒙与纳博科夫的通信，到伍尔夫与凯恩斯的友谊……以关键词作为打开作家作品的切口和锚点，以多视角的小篇章架构全文，以故事化的叙述展开文本分析，《共识的必要》中的18篇文章，更像是一位爱书人的阅读札记，是读者与读者之间，一次平等、开放和包容的交流。

●艺术批评的坐标系

“倘若我们的批评家之间没有如此强烈的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我们今天的艺术遗产无疑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为了“在不损害任何一种艺术理论的前提下，把尽可能多的艺术理论体系纳入讨论”， M.H.艾布拉姆斯以“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锚定艺术批评的坐标。《共识的必要》的篇章划分，亦可见其影响。

“作家是灯，作品是镜子，每个读者都是通往经典的独一无二的道路。把这三者系连起来的，是世界。”本书的整体架构基于此展开，形成了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映照的有机整体。

第一辑“犹在镜中”聚焦“作品”本身。正如镜之映照，该辑文章深入文本内部，剖析语言、结构与叙事技巧，探讨作品如何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变迁。第二辑“长灯短檠”中，作者将目光转向点灯之人——“艺术家”，既探讨艺术家们如何将个人经验与时代感悟转化为不朽的文学之光，更追溯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如何影响彼此的创作。至第三辑“林中小路”，视野转至“欣赏者”与更广阔的“世界”，它记录下阅读如何与旅行、生活及写作互动交织，宛如一条林中小径，通向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也印证了阅读本身即是一种参与和创造。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划分并非机械的割裂。评析作品时，必然会牵涉其创造者的精神光谱；剖析作家时，其立身之“世界”与笔下之“作品”是无法回避的坐标；而所有私人化的阅读感悟，其源头与归宿又无不落于文本与它所映照的现实。《共识的必要》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圆融、不严密区分的结构方式，实践了艾布拉姆斯兼容并蓄的批评理想，最终达成一种开放、包容且极具个人温度的文学共识。

●审美共识

文学评论的共识困境，往往源于学术语言与大众审美之间的隔阂。赵柏田的突破之处在于，他以故事化叙述重构批评语言，将严谨的文本分析融入场景化、细节化的叙事中，让审美体验成为跨越学术与大众的桥梁，最终达成审美共识。

《怜悯与愤怒》一文中对昆丁自杀场景的还原，是故事化叙述的典型。赵柏田没有直接分析昆丁的心理，而是通过细节铺陈场景：“1910年6月2日是昆丁・康普生自杀的日子。这一天的早晨7点到8点之间，昆丁正式登场了。他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从一个白痴的呓语里走出来，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开口说话了。”随后，他细致描写昆丁的感官体验：“他看到查尔斯河流着，‘有时越过种种阻碍物闪烁出微微的光芒，直向人们扑来，穿越过正午和午后的空气’，他看到桥的影子，一条条栏杆的影子和自己的影子都平躺在河面上。他听到了火车的声音，火车在空中那一动不动的海鸥（在昆丁眼里，它们像是被看不见的线牵着的玩偶）的下面疾驰而去。”这些视觉、听觉的细节，让昆丁的绝望不再是抽象的“存在主义困境”，而是读者可感的“影子平躺”“火车疾驰”的场景。当赵柏田写下“虽然自杀要等到这一大段的独白结束才降临，但昆丁的独白和他最后的散步已经预告了他的自杀”，读者已在场景体验中与批评者达成审美共识——无需学术术语，只需感受“预告自杀”的氛围，便能理解昆丁的精神状态。

忍冬气味的意象分析，更体现了故事化叙述对审美共识的催化作用。在《喧哗与骚动》中，忍冬的气味与凯蒂的失贞紧密相连：“昆丁塞给她一枚硬币后跑开了，他岔入了一条小巷，又走入了一条浅草掩埋的小径，他来到一堵爬满了藤蔓和爬山虎之类的植物的墙边，突然想到了忍冬花的气味。在他的意念中，南方阴雨的黄昏天，什么东西都混杂着忍冬的香味。就在这时，他想起了妹妹凯蒂小时候和一个男孩子接吻的往事。”赵柏田没有分析“忍冬”的象征意义，而是通过 “南方阴雨的黄昏”“浅草掩埋的小径” 等场景，让“忍冬气味=凯蒂失贞”的审美关联自然浮现。更精妙的是，他将白痴班吉的感官体验纳入其中：“班吉的世界里，植物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依恋火光、牧场……在凯蒂还没有失身于达尔顿・艾密司之前，他喜欢她身上‘一股树的香味’，然后到了凯蒂结婚那天……他哭了，因为他再也闻不到‘树的香味’了。”班吉的“树的香味”与昆丁的“忍冬气味”形成对照，读者在两个故事的交织中，自然而然地达成对“气味与记忆、贞洁关联”的审美共识——这种共识无需理论支撑，而是源于对“哭失树香”“闻香忆吻”的情感体验。

●何为理想生活

阅读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文学批评则是在守护审美与观点的多样性的同时，寻求更深层的包容与接纳。在此基础之上，《共识的必要》更进一步，试图引导读者走向一种“更高”的共识——那便是关于“何为理想生活”的共识。

在《共识的必要》《何谓理想生活》《诗的悲伤与散文的理智》等篇目中，赵柏田都提及了对一种“理想生活”的期待：“最高层面的生活肯定是一种更加体面的生活，一种涵盖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充满想象力的生活，亦即精神生活。”“一个实用的世界最终必将被道德和审美所取代，理想生活应该是那种充满想象力的生活。”“美拯救世界。”

这些闪烁着理想光芒的断想深深植根于文学作品，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与人文交往之中。通过对作家、作品与时代的钩沉，赵柏田试图为我们揭示：“共识”并非对某种僵化的教条或统一的观念的认可，而是对“何为理想生活”的共同想象与价值追寻——即坚信文学与艺术所承载的美与道德，并非是现实世界的装饰，而是重构世界的强大力量。

在轻盈舒缓的叙述背后，《共识的必要》怀抱着一份深沉的期许：它呼唤在差异之中寻求对话，在碎片化的时代里重建精神的联结，并最终指引我们走向那由审美照亮、由想象力构筑的“理想生活”。（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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