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推出的《宋代文人与党争》，是宋代文史研究学者沈松勤的代表性修订合刊著作。该书由《北宋文人与党争》与《南宋文人与党争》整合而成，以函套精装全二册的形制，承载着900千字、1158页的厚重内容，既是宋代党争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更是打通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的关键文本。细读此书会发现，沈松勤以“党争”为轴心，不仅重构了宋代文学史的脉络，更借由大量文献考证与文本分析，揭示了宋代文人在政治漩涡中文学创作的精神转向，为理解“宋型文化”提供了全新路径。

立足史实的跨界研究

《宋代文人与党争》的学术价值，首先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与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之上。作者沈松勤身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筹）、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长期深耕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其学术背景为本书的严谨性提供了保障。他曾承担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顶级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著有《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等十余种学术著作，这种跨政治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使得《宋代文人与党争》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实现了“文史互证”的研究目标。

本书的学术定位，在三位唐宋文史权威学者的推荐中可见一斑。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评价此书“以党争为轴心重构宋代文学史脉络，再现政治与文学互动的文化生态，是宋代文学与党争这一交叉型课题的重要成果”，并指出其“整体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文学创作与政治命运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重绘了宋代文学的精神谱系”。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则肯定其“在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极为难得的创新、求实的意义”，而浙江大学教授吴熊和更明确指出，《南宋文人与党争》是“作者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众多独立见解，是研究南宋历史、文化的创新之作”。这些评价精准概括了本书在宋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突破性——它不再将党争视为文学的外部背景，而是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考察政治生态如何塑造文人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主题。

党争与文学的深度纠缠

《宋代文人与党争》最核心的贡献，在于清晰梳理了两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沈松勤在书中指出，宋代党争的特殊性在于，文人既是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又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诗文创作不再仅仅是情感的抒发，更成为党争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有时诗文创作径直成了党争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也正因为如此，诗文成了执政党监督的对象，苏轼的乌台之勘，就是一个明证”。这一论断并非空泛之谈，而是建立在对具体历史案例的细致剖析之上。

“乌台诗案”作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字狱，在书中被视为党争干预文学的标志性事件。书中详细描述了此案对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乌台诗案’的出现，使创作主体在积极参与政争中，加速了畏祸及身的心理活动。至‘元祐更化’，围绕新法是与非的政见之争蜕变成了意气之争。元祐党人不仅全面废弃了熙丰新法，还罗织罪名，蓄意炮制文字狱，借以倾覆熙丰新党，而且其内部也攻讦不已，倾轧不断，致使身自不安，参与和畏祸的矛盾心理随之日渐突出。”这种“畏祸及身”的心理，直接导致了文学创作主题的转向——“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的诗人之义，大为削弱，辐辏于以生命为本质的个体的情感、自由和价值，成了元祐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取向。”这一分析精准揭示了政治环境对文学价值取向的重塑：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在党争的倾轧中破碎，文人便将创作的重心从“为国”转向“为己”，从干预现实转向精神自守。

书中对南宋党争与文学关系的剖析，同样深刻。南宋道学人士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折射出党争如何扭曲学术认知，进而影响文学创作的价值判断。书中提到：“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富国强兵’之说在实施中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南宋道学人士就从理论上彻底予以否定，甚至认为富强之说是‘绝灭’国家的祸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发明和建构‘人欲尽而天理纯’的先圣‘道体’，但难免因噎绝食之嫌；确切地说，这一先圣‘道体’是他们在排斥王安石理财学说的基础上发明和建构起来的，是在倒‘新学’过程中形成的片面性所致。”这种因党争立场而产生的“片面性”，不仅影响了学术思想的客观性，更使得南宋文学在“道统”与“政统”的纠缠中，形成了“排他性文化性格”——“从中典型地昭示了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党争环境怎样具体地孕育了学术主体中的排他性文化性格，以及该性格又怎样给学术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排他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对“异见”的压制与对“正统”的标榜，使得南宋文学在风格上更趋保守，在主题上更重“义理”，而弱化了北宋文学的鲜活与多元。

党争魔咒下的宋代盛衰与文学命运

《宋代文人与党争》并非单纯的“政治+文学”的史料堆砌，而是通过对两宋党争与文学互动的梳理，揭示了宋代政治制度的“党同伐异”魔咒，以及这一魔咒如何影响宋朝的盛衰与文学的命运。全书以两宋士大夫文人派系斗争为主题，通过全面阐释宋代文人群体派别对于“正统之学”和朝政权力争夺的历史，展示了宋代政治制度中无法逃脱的“党同伐异”历史魔咒，并从特定角度分析了宋朝社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宋代士大夫朝堂之争的根源，揭示了宋朝盛衰的内在历史规律。这一“魔咒”的核心，在于党争从“政见之争”异化为“意气之争”，而文人作为党争的核心参与者，其文学创作也随之从“经世”转向“自守”，从“多元”转向“排他”，最终不仅加速了政治的衰败，也限制了文学的发展。

从北宋党争来看，这种“异化”的过程清晰可见。书中提到的“元祐更化”时期，党争已完全脱离了“救弊”的初衷，沦为派系倾轧的工具：“元祐党人不仅全面废弃了熙丰新法，还罗织罪名，蓄意炮制文字狱，借以倾覆熙丰新党，而且其内部也攻讦不已，倾轧不断。”这种倾轧不仅导致了政治的混乱，更使得文人“身自不安”，创作心态从“积极参政”转向“畏祸自守”，文学失去了干预现实的力量。而到了南宋，党争的“排他性”进一步加剧，道学人士为了标榜“正统”，彻底否定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说，甚至将其视为“亡国祸根”，这种“因噎废食”的态度，使得南宋在面对外患时缺乏有效的改革动力，最终走向衰败。

文学的命运始终与政治的命运紧密相连。北宋前期，文人在“通变救弊”的思潮下，以诗文为武器，针砭时弊，推动改革，此时的文学充满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如范仲淹、欧阳修的诗文，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对理想的追求；而到了北宋后期与南宋，党争加剧，文人或因“畏祸”而回避现实，或因“排他”而固守“义理”，文学逐渐失去了现实关怀，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精神自守的载体。这种转变，既是宋代政治衰败的折射，也是宋代文学从“盛”到“变”的内在原因。沈松勤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梳理，不仅让读者理解了宋代党争的本质，更让读者看清了政治生态对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当政治陷入“党同伐异”的魔咒，文学便难以逃脱“失语”或“片面”的命运。

沈松勤《宋代文人与党争》作为宋代党争史研究开山之作，以其扎实的史料、跨界的视野与深刻的洞察，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宋代政治与文学的新窗口。书中大量文献的引用，确保了研究的严谨性；而对“党争与文学互动”的核心命题的剖析，则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揭示了政治生态与文学命运的内在关联。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本书不仅提供了“文史互证”的研究范式，更让我们意识到：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审美对象”，它始终与政治、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书则以“党争”为线索，串联起两宋的政治风云与文人命运，让我们得以在历史的细节中，读懂宋代文学的精神底色与宋代历史的兴衰规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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