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在位晚期，天下动荡不安，朝中接连发生的三件大案和随之而来的党争让时局变得更加复杂，朝中各派将三大案当成打压异己的工具，党争愈演愈烈，直至将大明王朝彻底拖入深渊。

01

王之寀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刑部主事，在四衢八街权贵遍地的京城，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谁也没想到，一起震惊天下的疑案将王之寀卷入了帝国政治风暴的中心，而一切的起因，是一个比他更不起眼的小人物。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一个叫张差的河北汉子手持枣木棍棒闯进了皇宫。在这个全国戒备最森严的地方，张差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悄悄地来到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还打伤了宫门前的内侍，距离内殿不过一步之遥。说时迟，那时快，东华门的守卫指挥迅速派人把张差给逮住了，总算没让他伤到太子。

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梃击案。

张差被关押后整天表现得疯疯癫癫，看他的样子，像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经过刑部等有关部门会同审问，大家也都认定张差就是个疯子，并得出以下结论：

此人是来自蓟州（今天津）的樵夫，因为自己家柴薪让人烧了，气疯后进京申冤。走到半路，两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群众告诉他，诉冤可以带上一根木棒。张差信以为真，就手持木棒，迷迷糊糊地从宫门外一路走到了慈庆宫。

手持凶器入宫，依律当斩。杀了“疯子”张差，这案子就可以结了。

张差受审期间，王之寀一直冷静地旁观，但在内心，他并不同意上司们草率的决断。如果没有王之寀，梃击案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载入史册，不存在任何阴谋。但在王之寀看来，探寻真相就是一个刑部官员心中的正道。此后11年，他都在和梃击案死磕，一心想把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直到他自己冤死狱中的那一天。

02

张差到底是不是疯子？王之寀自有办法查明。

有一天，王之寀兼职管理牢饭，为狱中的犯人们一一送饭，唯独没有张差的份。王之寀把张差叫来，把饭菜放一边，要他如实相告才有饭吃，不然就把他活活饿死。张差接着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地说：“我是来告状的，你们还要问我吗？”王之寀默默观看他的表演，脸上毫无波动。

张差肚子饿得不行，他皮糙肉厚不怕挨打，但要是不让他吃饭，那可受不了。于是，张差“招供”了。原本快要结案的梃击案重启调查，种种线索犹如藤蔓般向帝国的中心伸展。

在王之寀为张差所作的笔录中，故事是这样的：

张差之所以来北京，是听两个乡亲介绍，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对太监的称呼）办些事情。他们跟他说，只要好好听话，事成后就给他几亩田地和一些钱财。张差家里穷，不想错过发横财的机会，就这样进了京。

到北京后，有个太监把他带到慈庆宫门口，给了他一根木棍，告诉他进了门，遇到谁就把谁打死，我们会救你。

两份供状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张差是个疯子，单独作案，杀了他也就完事了。可若是团伙作案，问题就来了——谁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

到底谁想杀太子？满朝文武都知道，最可疑的是一个女人——深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

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宠妃，太子朱常洛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这根刺，30多年过去了还没拔出来。

03

万历皇帝年少即位，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做主。李太后给他安排的皇后是王氏，虽然她知书达理，但万历皇帝对她很冷淡。万历九年，结婚3年了，万历皇帝还没有皇子。

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正巧太后不在，一个姓王的宫女过来伺候他洗手。

缘分就是那么奇妙。19岁的万历皇帝正值青春期，在某些方面容易冲动，不知怎的就看上了这个相貌平平的王宫女，和她发生了关系。

万历皇帝很快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王宫女的肚子藏不住，一天天大了起来。李太后发现有宫女怀孕，就把儿子叫来，问是不是他干的。万历皇帝原本还矢口否认，李太后干脆命人找来起居注，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皇帝临幸某宫女。

皇帝每天干什么，起居注都有记录，没法赖账。李太后着急要抱孙子，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也别嫌弃王氏出身低微，她要是能生个皇子，也是社稷之福啊。”

这下子，万历皇帝无法抵赖了。次年（1582）八月，王宫女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皇长子朱常洛，王宫女也因此被封为恭妃。

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这个意外诞生的皇长子，对王恭妃也早已失去兴趣。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一度让王恭妃母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朱常洵是万历皇帝宠妃郑氏的儿子。万历皇帝爱屋及乌，为皇三子举办了比皇长子还要隆重的生日宴会，还将郑氏封为皇贵妃，偏心都写在脸上了。皇帝中意哪个皇子，喜欢和哪个妃子睡觉，这本来是人家的家事，但是这事儿发展到影响立储的地步，大臣们就要跟皇帝好好讨论一下了。

皇帝选择储君，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王皇后无子，万历也就没有嫡子，王恭妃生的皇长子与郑贵妃生的皇三子都是太子之位的有力争夺者。朝中大臣为此分为几派，有的支持朱常洛，有的支持朱常洵。由此，有了长达10多年的国本之争。

万历在立储一事上一拖再拖，直到朱常洛20岁时才勉强将他册立为太子，迫于群臣的压力，他又封朱常洵为福王，之后命其离京前往洛阳就藩。史书对此评价道：“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争国本事件落下帷幕，郑贵妃母子争立储君失败，很不甘心。

由于万历皇帝此前在立储上犹豫不决，郑贵妃根本没把朱常洛放在眼里，一直暗中谋划扳倒太子，还一心觊觎皇后之位。尴尬的是，正宫娘娘王皇后虽然无子，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大半生执掌后宫，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丈夫同年逝世。郑贵妃想要靠“子以母贵”将儿子扶上皇位，基本不可能。

后宫的另一个女人也对郑贵妃形成威慑，那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李太后对长孙朱常洛有些心疼，之前见万历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就质问皇帝这是为何。

万历皇帝支支吾吾地说：“皇长子是宫女之子。”

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听到儿子这么说，勃然大怒：“宫女怎么了，你也是宫女之子！”万历皇帝吓得腿软，连连跟母亲说会马上册立太子。

郑贵妃再怎么闹腾，只要有王皇后在，她就当不了皇后，有李太后当王恭妃母子的保护伞，她也不敢乱来。

这么一看，梃击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万历四十三年（1615）是李太后去世的第二年。

04

王之寀发现梃击案另有蹊跷后，刑部会集十三司重审张差。张差给刑部官员带来了更多意外收获，供出了之前没有说出的人名：那两个为他穿针引线的乡亲分别叫马三道与李守才，带他进京入宫的太监分别是内侍庞保与刘成。他还直说，就是这两个太监唆使他打进慈庆宫去，跟他说：“你打了小爷，从此吃穿不愁。”住在宫里的小爷，当然是指太子朱常洛。

这一审就都对上号了，形势对郑贵妃极为不利。庞保、刘成都是她宫里的太监，一旦他们被抓去审讯，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惊喜”。

郑贵妃慌了，满朝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仍认为张差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我们姑且称之为“疯癫派”，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不愿把事情闹大；还有一些大臣则站在了王之寀这边，认为此事必有幕后主使，我们可称之为“阴谋派”。

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之时，“疯癫派”却逆转乾坤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郑贵妃与太子和解了。

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皇帝的小心肝，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赶紧请万历皇帝为自己做主。万历皇帝叹息道：“朝廷的议论难以化解，如果让太子出面，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作为受害者的太子朱常洛不敢得罪父亲，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据史书记载，在父亲万历皇帝的冷落下，朱常洛自小为人怯懦。有一次，朱常洛出阁读书，正值寒冬腊月，太监竟然敢欺负他，不给他生火取暖。这位太子冻得浑身发抖，也不知道跟太监说一声添柴火。

后来万历皇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即后来的天启皇帝）去探望，守门太监把他们拦住不让进，朱常洛也不敢和他起争执，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大臣和东宫太监王安周旋，朱常洛才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郑贵妃听从万历皇帝的建议，亲自去找老实太子朱常洛，一见面就下拜，吓得朱常洛也急忙回拜。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请朱常洛救救她。朱常洛差点儿就被人打死了，可听郑贵妃这么说还是心里一软。他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要群臣勿再纠缠，将凶手张差就地正法即可。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万历皇帝亲自出马，这才化解了两派的矛盾。

怠政多年的万历皇帝一反常态地把太子、三个皇孙和群臣召来。万历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我这个儿子很孝顺，我也喜爱他，他如今已长大成人，朕怎会别有意图？况且福王已前往封地，距离这里有上千里。”

一番情意绵绵的告白后，万历皇帝对太子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大臣们说。”

万历皇帝对立储有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如今他却在百官面前表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好戏。太子见父亲都表态了，也很懂事，再次对在场的人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速速处决就好了，不要再株连他人。

为了劝说支持自己的大臣不要再彻查此案，朱常洛接着说：“诸位已经看见了，我们父子二人关系和睦，朝中议论纷纷是要陷我于不孝之地。”

万历皇帝对太子的表现很是满意，连声问群臣：“太子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在皇帝与太子的默契配合下，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尽快结案，将张差处决。张差的“同伙”太监庞保、刘成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没有留下证据。张差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等原本就是不明真相的小人物，保住一命，被判了流刑。

梃击一案不了了之，没有查获幕后主使，也没有找到所谓的真相。

这个结果当然难以服众，坚持查案的王之寀尤为不满，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个刑部官员，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何错？但他的执着得罪了郑贵妃，更得罪了皇帝。万历皇帝脸上笑嘻嘻，其实早想除掉王之寀了。史书称万历皇帝“不遽罪之寀也”，可现在不急着报复，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

梃击案的利益纠纷，表面上是郑贵妃与太子之争，实际上是群臣相互攻讦的一个战场。王之寀的立场与东林党人相近，现在他为皇帝所厌，与其对立的齐楚浙党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机会。

在梃击案两年后的“京察”（朝廷对京官的考察）中，王之寀受到齐楚浙三党的清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削职为民。虽是遭到政敌弹劾，其实也是万历皇帝的意思——“皇祖震怒，削籍为民，追夺敕命”。

王之寀想不到的是，当他再度回到朝中时，梃击案依旧未能水落石出，明宫之中还接连发生了另外两件大案。

05

梃击案之后，朱常洛似乎因祸得福，太子之位得到巩固。之后几年，郑贵妃在他面前也不再专横跋扈，还想尽办法巴结他，隔三岔五就给他送礼。在得知太子有贪恋美色的不良癖好后，郑贵妃给他送去了8个美女。

朱常洛从小被闷在宫里，整日战战兢兢，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看到郑贵妃送来的美女，他应该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不由得放飞了自我。

不久后，朱常洛就纵欲过度，搞垮了身体。于是，在梃击案的5年后，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八九月，发生了晚明三大案的第二大案——红丸案。

朱常洛在长期压抑下当了那么多年太子，熬到这一年，万历皇帝病逝，他终于即位为帝，没想到却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从朱常洛登基到驾崩，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连自己的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上，因为依照惯例，新君即位要到次年才能改换年号。

当年八月即位后，沉溺女色的朱常洛身体日衰，到八月十二日甚至卧病不起。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针对皇帝的病症，给他开了一服泻药。朱常洛服用后一夜之间腹泻三四十次，整个人都虚脱了。朱常洛告诉众臣，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甚至想要安排后事。

到了八月底，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自己有一仙药要进献给皇帝，也许能救命。

鸿胪寺主掌朝会、宾客、礼仪之事，不管医疗。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内阁首辅方从哲起初也不敢相信他，但朱常洛得知此事后病急乱投医，决定豁出去试一试，便让方从哲等人带李可灼入宫。

李可灼献上的是一枚红色药丸，这究竟是什么药，至今仍有争论。朱常洛刚服下此药后效果显著，顿时神清气爽。他连夸李可灼是忠臣，赐予其银币，命他再进一丸。方从哲问起皇帝的身体状况，宫里也回答说“好”，称皇帝已经“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天还未亮，泰昌帝朱常洛就一命呜呼了，神秘的红丸没有救回皇帝的生命。

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他本来就与郑贵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一些大臣认为，红丸案是梃击案的延续。更何况，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是方从哲带进宫的，给皇帝开泻药的崔文升原先还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方从哲。

当时，方从哲作为阁臣已有7年多。他先后辅佐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被一些史书认为是浙党大佬。更为巧合的是，晚明三大案全都发生在他为内阁首辅期间，他最后被迫退休，正是因为在后两案中处置不当，难逃失职之罪。

朱常洛吃药死后，方从哲生怕摊上事儿，更怕被安上“弑君”之罪。他一开始为李可灼与崔文升辩护，声称这不过是一起医疗事故，可还是难以平息众怒。

红丸案愈演愈烈，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为首的大臣们上书，要求“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还指责“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一定要给世人一个交代。上书弹劾方从哲的这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

红丸案一时难解，最后由几位阁臣出马才压住了众议，方从哲也暂时保住官帽。给皇帝看病的两个人都受到了处分，李可灼被判处流徙，崔文升被贬到南京安置。

06

方从哲才想舒口气，晚明三大案的最后一案就爆发了。

明宫中停放着三口棺材未葬，前有“前殿（乾清宫）皇祖（万历皇帝）之尊灵，坤宁宫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尊灵”，现在又多了朱常洛的一口棺材。

朱常洛生前宠爱的李选侍是一个不亚于前朝郑贵妃的野心家，她随朱常洛入居皇帝所在的乾清宫，如今朱常洛死了，她还霸占着宫殿不愿离去，企图以养母身份控制储君朱由校，因此与朝臣起了争执。

明朝后宫中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皇后以下是皇贵妃、贵妃、妃、嫔等。选侍就是个龙套角色，可这位李选侍给自己强行加戏，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便是被她欺凌至死的。李选侍还与前朝郑贵妃有些勾结，朝中大臣曾说她是“郑氏私人”。

朱常洛刚即位时，李选侍难掩执掌后宫的野心。一次，朱常洛和大臣商议，说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躲在旁边偷听，对这个安排很不满意，便把身边的朱由校推出去，让他跟他爹说，不要封皇贵妃，要封皇后。

朱常洛吃了红丸丧命后，李选侍什么也没捞着，坚持赖在乾清宫是她最后的倔强。

当以东林党为首的大臣们赶到乾清宫外迎立新君时，守门太监听从李选侍的命令，手持刀棍强行阻拦。大臣们在宫门前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有东林党人、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忍无可忍，上前呵斥：“奴才！皇上召我等入宫，尔等却挡在门口，是何居心！”杨涟气场强大，骂得太监们不敢再有动作，只好放众臣入宫。

李选侍仍不愿妥协，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中。这时，与东林党交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泰昌帝生前的心腹王安跟李选侍说，皇储必须面见朝臣才能即位，这样藏着也没用。

这话好像很有道理。李选侍把朱由校交给了王安，让他帮忙安排，可看到他领着朱由校急匆匆地往外跑，她就知道自己上当了，立刻命身边的太监去把太子追回来，然而为时已晚。

众臣先迎朱由校至文华殿册立为太子，之后要求赖在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宫，以便新君即位。

为了打倒李选侍，众臣纷纷上疏，各显神通。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批评尤为尖锐：“武氏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意思是说李选侍要勾引朱由校，以达到当皇后的目的。几番交锋之后，李选侍知道自己确实不是那帮文臣的对手，只好放弃抵抗，黯然离开乾清宫，徒步走到专供妃嫔养老的哕鸾宫。

方从哲在红丸案与移宫案中表现得里外不是人，自然难辞其咎，事后只好辞职回家。方从哲走了，但党争并未就此平息，齐楚浙等党在天启朝找到了新的依附对象，与东林党继续缠斗。

07

在泰昌帝朱常洛之后即位的，是沉迷木工活儿的明熹宗朱由校，即天启皇帝。大明王朝早已危机四伏，王之寀在此时被再度起用。

当年正是王之寀在监狱中发现了张差的秘密，这个执拗的刑部官员如今还想着调查梃击案，甚至将其与红丸、移宫二案联系起来，认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

天启二年（1622），王之寀上了一道《复仇疏》，劝告天启皇帝不要忘记君父之仇，谨防阉竖与后宫勾结。他说，泰昌帝朱常洛“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有两大仇恨至今未报。一是梃击案的幕后真凶还未查明。王之寀指出，当年支持张差为疯癫者的都是奸佞小人，他将“疯癫派”官员一一揭露，称他们为“诸奸”，指出正是他们收受了郑氏的贿赂才让此案以疯癫定案。二即泰昌帝服用红丸而死。这件事究竟谁是主谋？在王之寀看来，在红丸案中，李可灼、崔文升这两个人绝对有问题，甚至连当时的首辅方从哲都有责任，怀疑他们背后还有什么人。

之后几年，王之寀步步高升，当上了刑部右侍郎。朱由校实在应该感激他为自己老爹说话。但朱由校没把王之寀的这道《复仇疏》放在心上，也没有彻查旧案，对于其中劝说皇帝亲近阁臣、远离宦官的建议更是置若罔闻。

此后，在天启一朝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魏忠贤逐渐权倾朝野，甚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地步。齐楚浙三党中不少人为了打击东林党而投靠魏忠贤，成了所谓的“阉党”。

阉党得势时，东林党被当作三大案的罪魁祸首，蒙受冤屈。史书称：“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在由阉党所修的《三朝要典》中，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这三大案被颠倒黑白，黑锅都甩到了东林党人身上，原本在此案中有功的人反而受到处分。

根据《三朝要典》的记载，红丸案中，上书弹劾方从哲的东林党人邹元标等被论罪；移宫案中，从李选侍手中夺回皇储的杨涟与左光斗被改写成了罪人；梃击案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兢兢业业的审案官员王之寀。阉党认为，王之寀私审张差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张差所招供的“打得东宫，吃穿皆有”等话也都是王之寀教唆的，不足为信。

现实有时就是如此荒诞，王之寀最终等来的不是三大案的真相，而是下狱而死的命运。

阉党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的罪名将王之寀逮捕入狱，还说他当年从郑贵妃家人那里敲诈了2万两银子，要他交出“赃银”。阉党对付东林党人的手段极为恶劣，常诬陷他们得了“赃银”，还要追缴“赃款”，否则就严刑逼供，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

王之寀当初只是为了寻求梃击案的真相，根本不曾敲诈勒索。但在镇抚司的严刑逼供下，天启七年（1627），王之寀还是不得不让家人筹集所谓的“赃银”。王家人东拼西凑了8000两银子，可还是没来得及救命。仅仅过了半个月，当初率先揭发梃击案的王之寀冤死于镇抚司大狱之中。

阉党并没有得意太久，崇祯皇帝即位后，三案又被“翻了回去”。崇祯皇帝粉碎了阉党，为因三案被冤之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其中就包括王之寀。王之寀沉冤昭雪，但此后三大案的草蛇灰线却越发模糊，到后世史书中成了扑朔迷离的疑案、奇案。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还在意这些皇家丑事的真相，只是将其当作党争的工具。

正如《明史》所说，自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后，“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南明弘光朝时，还有反东林党的大臣罔顾事实，以《三朝要典》为依据，认为王之寀有罪，请求弘光帝重印阉党所编的《三朝要典》，用来保存前朝的“真实历史”。他们还说，梃击案中的张差就是个疯子，不过是贪官酷吏王之寀强行将他当作刺客罢了。

晚明三大案至今依旧没有真相。也许，政治不需要真相，只有王之寀这样的人才在乎真相。

王之寀，字心一，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东）人，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刑部官员。有人在研究梃击案时发现，这位万历辛丑科的进士，当年在参加考试时曾写下这么一句话：“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可在明明知道彻查三案将会得罪权贵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情况下，王之寀并没有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是一心查案，想要揪出幕后真凶。

面对案件，公正司法，揭露真相，就是王之寀心中的坚持，是人心的光明所在。只可惜那时的大明王朝只剩下沉沉的黑夜，容不得一丝光亮。

（摘自《大明300年》 艾公子/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殷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