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70后代表作家，付秀莹以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等作品闻名文坛，其笔下的“芳村”系列更被誉为“当代乡土文学的精神地标”。然而，在《或者慰藉 或者馈赠》中，她将目光从小说叙事转向散文写作，以更私密的语言、更真诚的姿态，与读者分享成长经历、写作历程与创作动机。这本收录其近年创作近40篇散文的作品，以“梦想”“野望”“小说家”“小说们”四辑为框架，勾勒出一位乡村女孩走向一线城市的奋进之路，也构建了一幅乡土中国的精神图谱。

●乡土情怀：从“芳村”出发的精神根系

在新作中，付秀莹多次提及“故乡”这一主题。她说：“我出身乡下。对于乡村，我始终怀抱着天然的亲切和朴素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她对童年生活的追忆中，更渗透在其对乡村经验的文学化处理中。

付秀莹的一些乡村小说，其中的人和事，都与一个叫作“芳村”的地方有关。“‘芳村’是虚拟的村庄，然而，它又同现实中的村庄血肉相连。它们彼此映照，心意相通。每一次回到家乡，走在街上，总会邂逅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你惊讶地看着他迎面走来，恍若梦中。”不过，付秀莹笔下的“芳村”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承载着复杂情感与精神象征的符号。她坦言：“‘芳村’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这条河流淌着庄稼地的浩瀚、草木的恣意生长、阳光的热烈与风声的呼啸，也承载着一代人对土地的依恋与疏离。“芳村”既是她的出生地，也是她精神的原点。正如她在《唯有故乡不可辜负》中所写：“乡村大地的一切教化着人们，教化着我——我这个故乡的游子，也是故乡的逆子。我口口声声爱着我的村庄，却无时无刻不梦想着离她而去，远走他乡。”

付秀莹对乡村的书写，既非浪漫化的田园牧歌，也非批判性的现实解剖。她更倾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我想写出这个时代的中国心事。”这种“心事”既包含对乡村变迁的无奈，也蕴含对乡土精神的坚守。她笔下的乡村人物——小米、小灯、九菊、翠缺、双月——既有淳朴的温情，也有狡黠的算计；既有温良的谦和，也有冷漠的疏离。这些人物的复杂性，恰如付秀莹所言：“他们是我的亲戚、我的乡邻，或者说，他们就是我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付秀莹对乡村的书写并非局限于地域描写，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她说：“一条路究竟有多长？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这种追问贯穿于她的创作始终。在《他乡》《野望》等小说中，她描写了无数从“芳村”走向城市的个体命运，而在散文中，她则试图回答这些命运背后的深层命题：乡土如何成为精神的根脉？城市又如何成为心灵的镜像？

●写作历程：从“梦想”到“归来”的精神突围

《或者慰藉 或者馈赠》的“梦想”辑，是付秀莹对自身写作历程的回望。在采访中，她回忆了童年时期与文字的初遇：“那个年代，物质生活是匮乏的。精神生活自然更是。很小的时候，我似乎就对文字有一种格外的敏感。知道敬惜字纸，喜欢磕磕巴巴读人家门上贴的对联，看见地下有写字的纸片，一定要捡起来看。小时候家里贴年画，踮着脚，仰脸看那寥寥几行有限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兴味十足。我想这大约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后来有同学家里订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常到人家去看。夜幕降临了，人家一家在院子里吃饭，我坐在一旁，捧着书看。暮色中字迹渐渐模糊，依然不舍得回家。”她还分享了一个细节：“有一回跟母亲到别人家串门，见窗台上有一本杂志，好像是微型小说之类，记不清了。书页残破，上面有斑驳的酱油痕迹。我囫囵吞枣，看得津津有味。母亲她们的说话声、笑声隐隐传来，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而付秀莹对文字的这种敏感最终演变为对写作的执念。忆及当年的故事，她眼里闪烁着光：“我的作文，总是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当堂诵读。也是奇怪，在语文上我几乎不费任何工夫就能轻易取得好成绩。而在理科方面，尤其是数学，我简直是用尽了力气，却始终学不明白。高中时，语文老师推荐我的文章在报纸发表，记得是省里的《语文周报》，我们班级都订阅，有一个栏目好像叫作《文苑撷英》，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生学步笑蹒跚》，还配发了照片。一时间我成了那所重点中学的风云人物，走在校园里，常被人认出来。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都是同龄人。炙热的青春，梦幻和狂想，痛楚和迷惘，理想和远方。那时候，第一次，我品尝到了梦想的滋味，领略了文学的力量。”这种早期的文学启蒙，为她日后的创作埋下了种子。

然而，付秀莹的写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她坦言：“高考失利。多年来好学生好孩子的人设轰然倒塌，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从那时我深刻领教了命运的厉害。知道了人生无常，荣辱有时，沉浮有时。懂得了人生不可太得意。”这段经历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她曾一度放弃写作，直到多年后重新拾起笔，才逐渐找回初心。在《别忘记写作》一文中，她写道：“多年之后，当我放弃省城稳定的教职，负笈北上，重新成为一名中文系研究生的时候，夜晚，站在大学校园里，抬头看天，北京的夜空澄澈、清朗。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2008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在《特区文学》第2期发表。其实是一个长篇，篇幅所限，发了五万字。后来，《文艺报》和《文艺评论》对此给予了评价。”付秀莹的写作历程，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从最初的诗歌、散文，到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她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人的处境”展开。“小说家的隐秘时刻，是与语言和思想的深度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体现在文本的打磨上，也体现在她对写作本质的思考中。

采访中，付秀莹谈到了对文学创作的本质的思考。她认为：“小说是生活之杯的溢出。”这句话道出了她对小说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小说并非对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对生活深层情感与精神的提炼。她进一步解释道：“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虚构让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再活一遍’。”

这种创作理念也体现在她的散文中。在《春天，和我的小说们谈谈》一文中，她写道：“我的小说们，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通过散文，她将小说中的角色与情感投射到现实，与读者分享创作的甘苦。这种“双重视角”的写作方式，使她的散文既具有小说的叙事张力，又保留了散文的抒情特质。

●文学传统与现代性：在“隐秘时刻”中寻找平衡

付秀莹的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采访中，她多次提及对文学传统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大约都在乡土的河床上厚厚积淀着。中国传统农历，简直就是中国乡村的日常，是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举例说，“在《红颜》中，我试图用中国气质的语言，讲述中国气质的故事，抒发中国气质的情感。那些旧日家族中的种种，蛾眉婉转，柔肠百结，独上高楼的怅惘难言，遍倚阑干的欲说还休；那些隐秘的心事，幽微的人性；那些是非恩怨，爱恨情仇。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迷人的部分。我想，只有用具有中国风的文字，才能够于万千中表达一二。”

然而，付秀莹并未止步于传统的传承，她更关注如何在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表达。“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人学。写来写去，小说不过是写人，写人的内心，写人的内心的浩瀚无边和风起云涌，写人的内心世界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我以为，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是最有平常心的。就像两个女人立在廊下街头说话，她们是自然的、朴素的，没有功利心，没有得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她们不知道，正是这一点成全了她们，我是说，成全了小说。这种家长里短，看似最平常不过，其实人生要义都在里面了。从这个意义上，小说家是最平常的一种人，他们消失在人群里，就像水滴消失在水中。”在她看来，“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小说努力表现的，我以为，总不外人性。忘了是哪一位作家说过，小说中，总要有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也爱听坏人的故事。我想，大概没有人对好人的故事抱有兴趣。我的小说里，常常有一些坏人。他们坏，但坏得不彻底。这就是人性的耐人寻味之处。大是大非、大善大恶，在我的小说里不易找到。相反地，人性中那些模糊地带，那些细小的褶皱、罅隙，不为人知的破碎，暗潮涌动的战栗和波澜，心灵的流浪和迁徙，精神行旅的颠沛流离，那些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区域，不明朗，不纯净，似是而非——我对这些有着非常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人”的关注，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触及更普遍的精神命题。

对于文学经典的当代转化，付秀莹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认为“真正的经典永远都不是静止的，它是汹涌的、动荡的、蓬勃的”。这种动态的经典观，驱动她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自我。在《旧院》等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继承，又能感受到现代主义手法的新鲜气息。

在谈到女性写作的困境与可能性时，付秀莹直言：“对于‘女性写作’这样的概念，我向来是心存困惑的。写作便是写作，为什么要强调‘女性’呢？”这种困惑源于她对标签化写作的警惕，也反映了她对个体创作的追求。她认为：“女作家似乎永远也无法逃脱‘被看’的命运。”这种“被看”的压力，迫使她不断反思写作的意义与边界。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个体与时代之间，付秀莹始终试图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她的文本中，也体现在她的创作态度中。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付秀莹在《江湖夜雨十年灯》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盏灯，照亮了她的写作之路，也照亮了读者通往精神世界的路径。在《或者慰藉 或者馈赠》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缩影。（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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