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于2025年6月推出的《白轮船》（典藏版），作为“中吉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重要成果，不仅为读者打开了理解吉尔吉斯民族精神世界的窗口，更以深邃的文学力量叩击着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这部由吉尔吉斯人民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小说，通过一个七岁男孩的视角，将神话传说、自然意象与现实批判交织成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卷。小说以伊塞克湖的粼粼波光为背景，以“长角鹿妈妈”的传说为精神内核，描绘了一个孩子对善与美的执着追寻，以及在文明与野蛮的夹缝中逐渐破碎的童真。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曾三次获得苏联国家文学奖，一次获得列宁文学奖，被誉为“吉尔吉斯人民作家”。

艾特玛托夫善于吸取民间文学的传统，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来烘托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作品有《查密莉雅》《一日长于百年》《白轮船》等。

作家郁雨君认为，《白轮船》是少有的闪着金子般光泽的小说，从童话到现实跨越得那么好，人性被写得那样清澈见底，让人留下干净的泪水。呈现的全是质朴无华的事实，却能激发起我们对叙述“完美”的想象和期待。

《白轮船》的第一章《两个故事》以孩子获得新书包的场景开篇。这一看似平凡的物件，却成为串联整个悲剧命运的起点。“孩子得到新书包的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睡觉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好把书包放到什么地方。末了，他把书包放在自己的枕头旁边。”书包不仅是孩子即将入学的象征，更承载着他对于“上学”这一人生新阶段的期待与渴望。然而，这种朴素的愿望却在现实的重压下逐渐被扭曲。

小说中，孩子与外公莫蒙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吉尔吉斯民间传说的滋养。外公讲述的“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成为孩子心灵的庇护所。“外公还有一些别的故事，有叫人听了发愁的，有叫人害怕的，有叫人伤心的。但我最喜欢的是长角鹿妈妈的故事。”这些神话传说不仅赋予孩子对自然的敬畏，也塑造了他最初的道德观念。然而，当现实的残酷逐渐侵蚀这份纯真时，书包与长角鹿妈妈的传说便成为他与外界抗争的精神武器。

“长角鹿妈妈”的传说贯穿全书，成为吉尔吉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第四章《长角鹿妈妈的故事》中，艾特玛托夫以诗意的语言重构了这一民间传说：“长角鹿妈妈又怎样了呢？长角鹿妈妈很生气，对人们十分恼恨。据说，在鹿被枪弹和猎狗逼得无处存身的时候，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一些鹿的时候，长角鹿妈妈登上最高的山顶，告别了伊塞克湖，带着仅剩的一些孩子通过一个很大的山口，往别的地方、别的山里去了。”

小说中，孩子对长角鹿妈妈的向往，与其对父亲的追寻形成双重隐喻。书摘中写道：“他希望这样来变鱼：身上几乎都是鱼的样子——鱼身子、鱼尾巴、鱼鳍、鱼鳞——只有头还是自己的。让又大又圆的头长在细细的脖子上，头上还长着两只招风耳朵和一个有抓痕的鼻子。”这种“人鱼”幻想既是孩子对自然的亲近，也是他对父爱缺失的补偿。长角鹿妈妈的传说与白轮船的意象共同构成了孩子精神世界的两极：前者代表母性的庇护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后者则象征着个体的孤独与对父权社会的追问。

翻译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思艺曾评价，吉尔吉斯斯坦当代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作品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各种事件与不同的人物命运，从哲理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人性的美与丑，表现善与恶的尖锐冲突。《白轮船》通过多重世界，多角度、全方位地全面、深刻展示美与丑、善与恶的斗争。这多重世界主要是：孩子的世界；成人的世界；长角鹿妈妈的世界；白轮船的世界。这多重的世界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在一起，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善与恶的永恒的搏斗，表现了人性中的美与丑，深入、全面地反映了现实世界，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人的艰难悲苦的生存！现实世界是如此的狰狞、丑恶，然而，孩子他却敢于以死抗争，他要变成鱼去寻找白轮船——那神秘、缥缈的象征世界。而这，在作家看来，正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白轮船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承载着孩子对父爱的渴望与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第二章《白轮船》中，艾特玛托夫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孩子对白轮船的想象：“白轮船慢慢地、十分气派地只管走自己的路，不知何处而来，不知向何处去。白轮船在湖上行驶，很长时间都能看得到；孩子也要想很长时间，他想的是他怎样变成鱼，顺着河游去找白轮船……”这种诗意的想象与现实的冰冷形成鲜明对比。

小说中，白轮船不仅是父亲的化身，更是孩子对“归属感”的终极追寻。书中写道：“有一次，那是他第一次在卡拉乌尔山上看到蓝色的伊塞克湖上的白轮船，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象，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将起来，他一下子就断定，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伊塞克湖上的水手）就在这条白轮船上。”然而，白轮船的“不可抵达性”恰恰揭示了孩子命运的悲剧性——他始终无法跨越现实与理想的鸿沟。

《白轮船》的悲剧性不仅源于个体的命运，更深刻地反映了吉尔吉斯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小说中，外公莫蒙的形象成为这一主题的集中体现。书中写道：“莫蒙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就因为他一向对任何人，即使只有一面之识的人，都十分热忱，他乐意随时为别人做事，为别人效劳。不过，谁也不看重他的热忱，就好比一旦开始无偿地散发黄金，黄金就不可贵了。”莫蒙的善良与社会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揭示了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式微。

在第五章《鹿又回来啦》中，艾特玛托夫通过猎人对鹿群的屠杀，进一步深化了对文明与野蛮的批判。书中提到：“人们对它们毫不留情。鹿跑到陡峭的悬崖上，人们也不肯放过它们。人们放出成群的猎狗去追赶它们，将它们赶到埋伏着射手的地方，全部射杀。”

小说的结尾以孩子的死亡为高潮，彻底撕裂了读者对“救赎”的期待。在第七章《你好，白轮船，我来了》中，艾特玛托夫以震撼的笔触描绘了孩子的结局：“他正烧得浑身无力，忽然又掉进冰冷冰冷的河里。他变成了一条鱼，尾巴、身子、翅膀——都是鱼的，只有头还是自己的，而且还在疼。”这种“人鱼”的意象既是对前文幻想的回应，也是对现实的绝望控诉。

书中写道：“你短暂的一生，就像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这种对“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思考，使小说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悲剧，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孩子的死亡不仅是个体的毁灭，更是对社会冷漠与人性异化的控诉。

《白轮船》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刻的悲剧性，更在于其对吉尔吉斯文化的精妙呈现。小说中嵌入的吉尔吉斯谚语、民歌和神话典故，使作品成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书中提到：“伊塞克森林里的鹿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人们对它们毫不留情。鹿跑到陡峭的悬崖上，人们也不肯放过它们。”这种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正是吉尔吉斯游牧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此外，小说对人性善恶的探讨具有普世意义。“人总是喜欢怀念过去的岁月，因为过去的岁月里还保留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究竟那又是什么，人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引自《鹿又回来啦》）这种对“失去”与“追寻”的永恒追问，使《白轮船》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作家曹文轩直言：“我特别喜欢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通过一个七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白轮船》以其诗意的语言、深刻的悲剧性与普世的人性关怀，成为吉尔吉斯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命运，揭示了文明进程中善与恶的边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以及自然与人文的失衡。正如书中所言：“幸福来的时候，不幸总是悄悄守候在旁边，时时要闯进你的心灵，闯进你的生活，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你。”这种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刻洞察，使《白轮船》成为一部超越时代的经典。

译林出版社的中文版推出，不仅让中国读者得以领略吉尔吉斯文学的魅力，也为中吉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正如作家迟子建所言：“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早就是诺奖得主了。”《白轮船》的出版，不仅是文学的胜利，更是文明对话的见证。（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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