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秦军士兵不仅作战艰苦、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且要自备服装、武器乃至军饷，但他们却不会放过战场上任何杀敌的机会，湖北“云梦家书”中的黑夫和惊正是如此。那么，秦军如此忘死作战，其动力从何而来呢？这要从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说起。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奖励耕战是其变法的核心。法令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即便是秦国宗室，未立军功者也不能拥有爵位，更无法享有贵族的特权。在商鞅新法的激励下，秦国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也不断加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百姓告别亲人，拿起武器，走向战场。

秦国的军爵共分二十个等级：士兵在战斗中只要斩获敌方一名甲士的首级，就可获得一级爵公士，这代表他将拥有田一顷、宅一处、仆人一个，岁俸粟米50石；若斩获敌方两名甲士的首级，就可获二级爵上造，这不但代表了更多的田宅、仆人和岁俸等物质待遇，还可以让做囚徒的父母被释放，让被罚为奴隶的妻儿恢复自由。总之，士兵在战场上斩获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待遇也就越好。

在秦军中，依爵位高低的不同，饮食档次也不一样。获得三级爵的簪袅虽仍是普通士兵，但可以进入战车部队成为驭者，每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另有配给战马的干草半石；二级爵上造只有粗米一斗，配少量菜羹和盐；而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仅配给能填饱肚子的粟米。

军功爵只是一种待遇，类似于近现代军队的军衔。但要想在秦国做官为吏，就必须要有军爵，无爵者不能当官。普通成年男子从17岁开始服役，直到60岁，而有军爵的人到56岁即可免役；爵位达到四级不更及以上者，可以免除更役，而每级爵位可抵消一年的兵役期；有爵者犯罪时可减轻处罚，既可“降爵赎罪”，也可“以爵抵罪”，甚至能为亲人免罪。秦法严苛，百姓动辄获罪，而爵位在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如果士兵的军功较高，得到了九级爵位五大夫，那么他不但能拥有更多的田宅、仆人和450石粟米的岁俸，还可以拥有600户的采邑，可以养士。而最高爵位彻侯，意味着1000石粟米的岁俸。除了食邑之外，还能获得可世袭的封地。即使他战死沙场，爵位还可以由家人继承（三级及以上的军功爵都可以继承），可谓一人立功，全家受益。因此，军功爵制对普通士兵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当然，士兵在战场上获得的战绩与军功口说无凭，必须以敌人的首级为证，这本就是行军打仗的负担。而且，普通士兵若升到五级爵大夫，就已属于低级军官的范畴，想继续升迁，就需要团队战绩出色等诸多附加条件，绝非靠个人斩杀敌军的数量就可达成。到升为九级爵五大夫的限制条件，几乎成为所有普通士兵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八级爵公乘基本就成了民爵中的“天花板”。

战国末期，战事频繁，秦国涸泽而渔式地征发士卒已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云梦家书”中的黑夫三兄弟，竟有两个被征发上了战场，这势必导致家中劳力的不足；而由秦国军方负担的军粮消耗已十分巨大，需要军人家属来负担前线亲人的服装、花费，这让百姓们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但即便如此，获取军功仍是平民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即使自备装备和军饷也要争取从军的机会。

从家书中可以得知，黑夫兄弟的家乡安陆在云梦泽地区，那里有大量的湖滩沼泽，可开垦良田、种植稻米，维系家中开销。而且黑夫已在战场上立功受爵，由此家中可以置办更多的土地、获得更多的稻米，也就有了更多的钱粮，所以黑夫才敢向家里要五六百钱和一些布匹。而兄弟二人一同从军，又增加了获得爵位的概率。他们只能靠在战斗中拼命厮杀、砍掉敌人脑袋来获取军功。对他们来说，军功就是一切。

仅仅有激励政策还不足以让秦军士兵忘死拼杀，秦国对作战不力的军士、军官进行严厉惩罚是另一个原因。战斗中，若五人小队中有一人战死或脱逃，其余四人都要接受刑罚，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能斩敌首一颗，就可免罚；百将、屯长所率部队不能在战斗中斩获敌人首级的，二人就会被砍头，但所部若能斩敌首33颗以上，二人就可升爵一级；若一个军事单位的将官战死，他的卫兵要受刑罚，但若他们能斩获敌人的一颗首级，就可免刑。

战国时期兵书《尉缭子》第十三卷对此时期军队的惩戒制度做了生动的描述：统率百人以上的军官，凡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者，贬以“军贼”称号，给予“身戮家残，男女公于官”的惩罚；若是统率千人以上的军官犯了同等错误，则被贬以“国贼”，除了上述刑罚之外，还要“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因此，秦国的军官会强力驱使麾下的士兵杀敌立功。

秦国凭借这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奖惩机制，极大地刺激了士兵打仗建功的积极性，让他们在恐惧中获得强劲的杀敌动力。因此秦军才能作战勇猛、悍不畏死，令六国闻风丧胆，军功爵制成为秦一扫六合的制胜法宝。

那么秦军士兵到底有多不畏死？他们的自杀式冲锋到底有多可怕？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倒是能给出完美的解释：除弓兵俑外，几乎所有的秦国兵俑都身着铠甲，但却不戴头盔而是或头戴麻布小圆帽，或将长发挽成发髻，而中高级军吏俑的头上只有长冠、冠，均没戴头盔。

纵观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几乎所有的兵俑都没有头盔。

在战场上冒死拼杀的士兵，为何不佩戴头盔这种基本的防护装备呢？难道说在战国时代还没有普及头盔吗？当然不是。在商代，士兵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盔；到了西周，军队已普遍使用皮质甲胄；而从考古出土的实物看，在战国末期，铁质战盔已经被广泛使用。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军在春秋时期就已装备头盔，在兵马俑附近的陪葬坑中也发现了43顶石制头盔。据湘西龙山出土的里耶秦简记载，迁陵县的一个县级武器库中就存有铠甲370套、头盔67顶。这说明秦军为普通士兵配备了盔甲。而《战国策·韩策一》描绘的“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更说明秦军的“甲士”数量之庞大。

既然秦军配备了盔甲，那为何在战斗中不使用呢？这可以从古代文献中找到答案：《韩非子·初见秦》记载：秦人一听说要打仗，马上就赤膊顿足、急不可待，兴奋得嗷嗷直叫，根本无所谓生死。《史记·张仪列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战场上发起冲锋的秦军袒胸赤膊、跳跃着前进，别说头盔，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可见，赤膊上阵绝不是三国时期的许褚首创，而是源自战国时代的秦军士兵。

秦军这么无惧无畏，当然是为了杀敌立功、获得军爵，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不戴头盔、不穿护甲，无疑会增加士兵伤亡的机会。《战国策·韩策一》说得很明白：山东六国的士兵都披着甲胄作战，唯独秦军士兵全都脱去铠甲，半裸上身，光脚杀敌。很明显，这样势必形成交战双方防护力的不对等。

但是，秦军如此的“逆操作”却是制胜的关键：第一，赤膊上阵表现出秦人的勇武和视死如归，会激发士兵的士气和自信；第二，秦军不吝惜生命的行为会从气势上压倒敌人；第三，沉重的盔甲会限制士兵的肢体活动，妨碍杀敌效果，因此除去盔甲轻装上阵，会使作战的机动性、灵活性更强。如此，非但没有增加士兵的伤亡，反而使秦军战力大增，所向披靡。

秦兵马俑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就是秦军士兵的肚子。从兵俑的外形可以看出，他们的肚腹向外微凸，这在今天被我们称为“啤酒肚”或“将军肚”。但是，在战国时代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频繁的战场厮杀环境中，这些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士兵为何会形成如此“富态”的体形呢？

其实，这源于秦军的战斗传统：在两军开战前，士兵们一般都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俗话说“酒壮英雄胆”，酒可以让人生豪气、变兴奋、忘生死。当士兵们酒至微醺，其胆量、豪气陡然升起，打起仗来就不惧生死。正如《史记》中所描述的：微醺的秦卒卸去盔甲，“科头跣足”，英勇无比。他们左手提着兵器、右膊夹着俘虏，疯狂追杀自己的对手。六国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如婴儿遇见力士，怯夫碰到猛士，犹如千钧之力击于鸟卵之上。遇见这样的虎狼之卒，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抗衡。

秦国军队的勇敢既是军功爵制催生的，也是严刑峻法逼出来的。但是，“勇敢”的秦军为了立功，不仅对敌人残忍，对自己人也毫不留情。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秦狱吏喜记载的两起发生在秦军中的案件。第一起，在攻打刑丘时，士兵甲斩获了敌人的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把首级据为己有，结果被第三个士兵丙发现并举报，图谋不轨的士兵乙终被捉拿归案。第二起，两名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而大动干戈，由于没有目击者，首级到底属于谁已成千年悬案。

两封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颠覆了今人印象中大秦武士的形象：他们穿的衣服是自己的，花的钱要家里寄；士兵间借钱不还会出人命，而冒死拼杀的动力源自爵位的诱惑和对军法的恐惧。

（摘自《遗迹里的中国史》 曲长涛/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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