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戏剧教授马丁·普克纳的《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是一部以全球视野重构人类文明轨迹的文学力作。这部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既是一部文化通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如何定义过去，又如何启迪未来”的哲学思考。作者以15个文化史关键点为经纬，从史前岩画到当代韩流，从古埃及的纳芙蒂蒂王后到玄奘的西域求法之旅，构建了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人类文化全景图。正如序言中所言：“文化是流通的货币”，普克纳通过这场“时空穿越之旅”，揭示了文化如何在碰撞、交融与再造中塑造人类的生存与意义。

文化接触

《文化的故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是对“文化接触”的深刻诠释。普克纳在后记中坦言：“文化并非某种类型的财产，而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相遇和交往而诞生的。”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尤其体现在对玄奘与韩流的书写中。

在第五章《佛教朝圣者寻找古代遗迹之旅》中，作者详细描写了玄奘（602—664）的印度求法之旅。书中写道：“玄奘明白渡河并不容易，但也别无他法。如果他真的还想回到中国，就必须涉过这条河，才能到达开伯尔山口。这将把他带到兴都库什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屏障之一。从那里，他可以转向东方，穿越山脉跋涉沙漠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后，就有希望到达唐代的国都长安。……他从玉门关偷偷离境，是在16年前。16年间的旅行方式主要是骑马和步行。16年来路程长达数千英里，他穿越了印度次大陆，从西部的纳西克，到东南部的坎奇普拉姆（在今天的泰米尔纳德邦），沿着东海岸到达孟加拉国的塔姆拉利普塔，然后转向西北，再次穿越印度河回家。也许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能提供的关于外国领地的信息以及他行囊中沉甸甸的异国财宝，会说服皇帝忽视他当时的擅自离境之举。这也意味着他耐心收集的种子、手稿和雕像是幸免于难的最大希望。”这段文字不仅展现了玄奘的坚韧，更揭示了文化流动的必然性。玄奘的旅程并非单向的“输出”或“输入”，而是一场双向的“再造”。他带回的不仅是佛经与雕塑，更是一种跨文化的思维方式。正如普克纳所言：“玄奘煞费苦心地描述了每个地区……他的游记成为经典之作，展示了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体裁：游记。”《大唐西域记》的创作，正是文化接触的产物——它既记录了印度的宗教与社会，也通过中国文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路径。

历史对话

普克纳在《文化的故事》中，始终强调历史的“断裂”与“延续”的辩证关系。在第一章《纳芙蒂蒂王后和她的无面之神》中，作者通过考古学家埃斯-塞努西的发掘，揭示了古埃及文明的复杂性。书中写道：“这座雕塑是一个未解谜题的一部分。其发现地点在阿玛纳，与古埃及的两大城市，即北部的孟菲斯和南部的底比斯之间等距。这些废墟长期以来一直被人忽视，因为与孟菲斯附近的吉萨大金字塔或底比斯的宫殿和寺庙相比，它们实在微不足道。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建筑物和坟墓的地基被逐渐发现，考古学家们认为这里曾矗立着一座伟大的城市，尽管它的名字无人知晓。墓穴和雕塑，如埃斯一塞努西所发掘的这座半身像，表明这座城市曾居住过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寻觅多年之后，人们发现了相关铭文，并找到半身像的名字。它塑造的形象是纳芙蒂蒂王后，‘优雅夫人’‘赞美之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主母，以及阿蒙霍特普四世国王的妻子。这位神秘的王后是谁？埃及人保留了他们的国王和王后的记录，但在其中无法找到纳芙蒂蒂和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具体信息。发掘工作继续开展，更多的谜题也相继出现。这座城市一定是用泥砖建造的，这就是它所存无几的原因。显然，它已经被建造者遗弃了。同样神秘的是，他们的雕塑，如纳芙蒂蒂的半身像，与古埃及任何发掘出土的人物都不同——为什么她原本完美的脸上会少了一只眼睛？人们重金悬赏，要找回这只眼睛，但不管是埃斯一塞努西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找到。”纳芙蒂蒂半身像的残缺，象征着历史的断裂——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永远无法完全复原。然而，正是这种断裂，催生了人类对历史的追问与想象。普克纳通过这一场景，暗示了文化记忆的脆弱性与韧性：即便文明湮灭，其精神仍能通过艺术与文献延续。

类似的“断裂与延续”主题，在第七章《庞贝古城里有一位南亚女神》中再次浮现。作者指出，庞贝出土的南亚女神雕像，证明了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远比传统叙事更为复杂。书中写道：“这尊雕像的发现，挑战了我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普克纳通过这一案例，揭示了历史的非线性特征：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无数偶然的接触与碰撞，形成复杂的网络。这种“断裂”与“延续”的辩证关系，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我们不必追求“完整的历史”，而应关注“碎片如何拼接成新的意义”。

翻译实践

《文化的故事》的译后记中，译者黄峪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公元2062年还会有译者吗？”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技术对翻译的冲击，更触及文化中介者的根本使命。在书中，翻译被视为“文化接触的核心环节”，而译者则是“文化流通的桥梁”。普克纳在后记中直言：“本书赞颂艺术家和作家，但也同样赞颂文化中介者……正是出于这种理念，我要感谢我的译者黄峪博士。”这种对译者的致敬，贯穿全书，并在第五章玄奘的翻译实践中得到印证。

玄奘的翻译工作，是文化中介的典范。书中提到：“玄奘耐心收集的种子、手稿和雕像是幸免于难的最大希望……他煞费苦心地描述了每个地区……他的游记成为经典之作。”玄奘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再造。他通过《大唐西域记》将印度佛教的哲思融入中国语境，使其成为本土化的思想资源。这种翻译实践，与严复的“信达雅”理念异曲同工。在译后记中，黄峪引用严复的观点：“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古典翻译，也映射了当代翻译的困境：如何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之间找到平衡？

普克纳并未回避技术对翻译的冲击。他在2024年的演讲中提到：“AI可以用来促进艺术文化创造……也有助于我们开展深度智性对话。”然而，他并未将AI视为翻译的终结者，而是将其视为“媒介载体”。这种观点与书中对翻译本质的探讨一脉相承：翻译的本质是“呈现人类文明的积淀”，而技术只是工具。正如黄峪所言：“只要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只要对话还能延续，就仍有译者发挥作用的平台与空间。”这一论断，为当代翻译实践提供了哲学支撑。

在译后记中，黄峪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例，探讨了翻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书中写道：“严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思想的启蒙。”严复通过“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将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转化为中国的改革话语。这种翻译实践，体现了文化中介者的创造性。

普克纳在后记中进一步展望了翻译的未来。他指出：“AI可以用来促进艺术文化创造……也有助于我们开展深度智性对话。”然而，他并未将AI视为翻译的终结者，而是将其视为“媒介载体”。这种观点与书中对翻译本质的探讨一脉相承：翻译的本质是“呈现人类文明的积淀”，而技术只是工具。正如黄峪所言：“只要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只要对话还能延续，就仍有译者发挥作用的平台与空间。”这一论断，为当代翻译实践提供了哲学支撑。

《文化的故事》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与思想深度的作品。普克纳通过“文化接触”“历史对话”与“翻译实践”三重维度，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它并非固化的遗产，而是流动的根系。正如后记中所言：“文化是借用混合而成的……如果我们要停止对其他文化的轻侮借用，就必须在财产主权思维之外，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正是文学与艺术的力量——它们以感性的方式，将历史的断裂缝合，将文化的差异弥合。（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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