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帝师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开始，20岁的万历皇帝便决定退居深宫，隐于幕后，操控朝堂。而他真正实施这一“计划”，是在4年后——从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起，他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上朝面见臣工。

这对于那些一心希望将万历皇帝匡扶回他们认为的“理想明君”轨道上的大臣们来说，嘉靖皇帝虽未丢权，却严重误国。他们可不想自己辅佐的皇帝跟着他的爷爷“学坏”。于是，看不过眼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通过内阁向万历皇帝递交了一份《酒色财气疏》。

在这份奏折中，雒于仁不仅数落了万历皇帝在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上的诸多不该，还写道：“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言外之意，凭啥只有皇帝你可以“放火”，却对我们这群臣子诸多要求，不许我们“点灯”？

雒于仁这份奏疏的杀伤力不亚于当年海瑞骂嘉靖皇帝“家家穷尽”。但万历皇帝毕竟不是自己爷爷，被雒于仁这么一通骂之后，又“病倒”了。

从此，大臣们再想见皇帝一面，可就更难了。

01

雒于仁等大臣之所以觉得万历皇帝的“病”还有救，那是因为至少在万历十四年以前，皇帝还是一个每天勤于政务、兢兢业业的“圣君坯子”。但对万历皇帝而言，那些年为人中规中矩，谨言慎行，是在老师张居正及母后李太后等人的高压教育下被迫做出来的样子，而非自己的天性。

问题的根源，还得回归至万历皇帝10岁那年。

隆庆六年(1572)，时年36岁的隆庆皇帝病危，临终前指定第三子（前两子已早夭）朱翊钧继承皇位，并命内阁大学士高拱、高仪及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等人辅佐新天子。自此，年仅10岁的朱翊钧成了新任皇帝，历史上称其为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

不过，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原定的辅政大臣、内阁首辅高拱便被张居正联合李太后身边的亲信、万历皇帝的“大伴”、司礼监太监冯保赶出朝廷，张居正由此成了身兼帝师的内阁首辅。

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成为万历皇帝执政的“引路人”和朝政的“代言人”。在张居正的教导下，万历皇帝也显现出聪颖天资，乖巧懂事。

李太后是宫女出身，身份地位不及隆庆皇帝的正妻陈皇后。万历当了皇帝之后，对长辈并没有丝毫懈怠，仍旧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陈皇后宫中请安，再去拜见自己的生母。而万历皇帝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孝道伦常，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的治国根本。

对于老师张居正，万历皇帝同样毕恭毕敬，人前人后尊称其“张先生”，极尽尊师之礼。甚至，为了表示褒奖，小皇帝还手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这本是好心，但对于皇帝的赐字，张居正不仅没有感谢，或是加以正面引导，反而“一棍子打死”，以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等反面教材类比万历皇帝所为，吓得小皇帝连连表示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写字赠人了。

万历皇帝登基之时毕竟年仅10岁，小孩子犯错是人之常情，但皇帝犯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在张居正乃至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眼中，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年龄再小也没用。小小的万历皇帝备受约束，需时时提防着身边人将自己的“过错”呈报给太后及老师。

张居正还要求皇帝注重节俭，严禁铺张浪费，并利用自己的职权要求宫中减少皇帝的日常花销，搞得万历皇帝即便想耍耍皇帝威风也没机会。但同时，对万历皇帝要求尽一切可能节俭的张居正，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尽管张居正本人并不算贪腐，甚至多次出手阻止家人公器私用，但他擅权。为了让万历皇帝全身心投入学习，张居正不惜停止了皇帝理政的惯例——召对，让大臣的奏疏仅上达内阁这一层，不必上达天听，这样一来就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力。

对张居正而言，有了人人生畏的权力，他就可以大力打击贪腐，解决明代文官集团的内部问题；也可以借着权力打压异己，树立威望。总之，权力越大，越可随心所欲。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万历皇帝也逐渐懂得了权力的重要性。历来与皇权多有冲突的就是功高震主的臣子，很明显，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正是这样一个人，由此看来，清算张居正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还没走到那一步，这名殚精竭虑的大明“救世良臣”就在万历十年(1582)病逝了。

02

万历皇帝开始亲政后，再有大臣控告张居正“不法”，他就不再留分毫的情面了。

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便按部就班地对他展开抄家，随后又将当初曾襄助张居正夺权的大太监冯保一并发落了。

“墙倒众人推”，曾经颇有政绩的一代名臣就这样成了人人喊打的乱政大奸臣。张居正有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万历皇帝本人的预想。尽管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但舆论将张居正羞辱得体无完肤，也着实让万历皇帝感觉到身边的文官特别是言官的可怕。

如今没了张居正和冯保，万历皇帝就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百官了，而这正是万历皇帝的老祖宗明太祖朱元璋罢黜宰相制度的初衷。只不过，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已经没有哪位皇帝有朱元璋那样的能力和精力，去事无巨细地处理朝廷事务。于是，内阁与宦官开始以亲信的身份获得授权，参与处理政务。

随着张居正、冯保相继倒台，他们身后所代表的内阁与宦官集团实力也大不如前。至少在言官们的清议下，张居正之后的历任内阁首辅，如张四维、申时行等全都倾向于“依阿自守，掩饰取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尽量避免与言官集团产生直接的冲突。

即便如此，阁臣仍旧无法逃脱被言官弹劾指控的“悲剧”。毕竟，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势力，在大明最初的制度设计中都不存在，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在恪守皇明教条的言官们看来都是有问题的。而这一切的对与错都需要一个人来做最后的裁决，他就是万历皇帝。

好端端的大明朝堂，最后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泼妇骂街”的戏份，万历皇帝如何能不烦？烦不胜烦之后，唯有避之后宫，不见大臣了。

03

不见大臣并不代表万历皇帝不管事。

面对雒于仁上疏数落自己，万历皇帝采纳了时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意见，选择留中不发。所谓留中不发，就是皇帝收到大臣的奏疏后不做任何批复，让这份奏折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这或许给了满朝文武一个错觉，那就是皇帝不理政，不批阅奏章，消极怠政。但实际是，对万历皇帝而言，每天仅需面对内阁就已经足够处理日常政务了。

从他的爷爷嘉靖皇帝那会儿开始，内阁成员就多半兼任朝廷六部最高长官，而皇帝日常理政就是在跟六部打交道，通过六部将命令下发至全国执行。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普遍认为的，一个管理者最佳的管理幅度为同时管理3—6人，那么万历皇帝只面对内阁里少数的大臣，无疑算是最高效的管理手段。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自万历二十年(1592)起，皇帝便久居深宫不出。

然而，就在万历皇帝决定“居家办公”的时候，西边的宁夏与东边的朝鲜同时传来了不利于明朝发展的消息。

彼时，世居宁夏的蒙古降将哱拜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和土文秀等人突发叛乱，纵火焚公署，占地自立。而在东边，身处日本的丰臣秀吉刚刚统一全境，出任“关白”（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丰臣秀吉树立了一个宏愿：征服大明。

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率领20万大军攻打朝鲜，以期借助朝鲜这一“跳板”攻打大明。

作为大明世代藩属国之一的朝鲜，也有一位与万历皇帝一样深受文官势力影响的国君——朝鲜宣祖。与万历皇帝的处事方式相近，这位国君也不大热衷于搭理大臣，但朝鲜国力毕竟不如大明，丰臣秀吉的大军一到，朝鲜宣祖就只能一面派人向大明朝廷求援，一面丢下百姓跑路了。

是否要大举兴兵援朝，大明内部争论激烈。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然而，此时的情况是西线针对哱拜的内乱平定工作刚刚开始，而东线丰臣秀吉是否进攻大明还未曾明朗，所以，言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否决兵部尚书的观点。按给事中许弘纲的说法，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类同藩王，明太祖设立藩王制度之初便是为了屏障皇室，如今让大明发兵救助藩王，岂不本末倒置？

对此，万历皇帝是什么态度呢？

尽管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然对外宣布“不朝、不郊、不庙”，但对于这次朝鲜的求助，他还是极度关心的。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上旬，当辽东巡抚郝杰的奏疏传至兵部时，万历皇帝当即做出批复：“这倭报紧急，你部里即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着督抚镇道等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御，毋至疏虞。”这说明此时的万历皇帝心里也很清楚，疯狂的日本关白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自己需要尽快采取措施，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对于朝鲜方面派出的求援使者，万历皇帝虽不欲接见——主要是不愿让那些想要嚼舌根子的大臣再度打扰自己的安静生活，但仍旧通过内阁做出了批示，要求兵部妥善安排、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请求。

尽管在万历皇帝的统筹协调下，大明军队顺利出兵，协助朝鲜击败了倾举国之兵妄图实现梦想的丰臣秀吉，但对援朝期间一直躲在平壤避难的朝鲜国王，万历皇帝多少有些看不起——虽然这俩人所处的时代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类似，但不见大臣的万历皇帝至少还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在外交大事上处置得宜。

面对战争期间始终不见踪影的朝鲜国王，万历皇帝确实有些恼火。在致书朝鲜国王时，他写道：“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于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当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言外之意就是，朕帮你打敌人，你却好，两手一摊啥事儿不管，搞得朕好像欠了你一样！

04

纵然万历皇帝在对待日本侵略朝鲜的问题上很有主见，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大事，但是，那群指着皇帝鼻子咒骂的言官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一直没有着落。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皇长子朱常洛已年满12岁。要按照现代人的经验看，这个阶段大部分人都基本结束了小学课程，而古人上学应该更早，但实际上，这位皇长子却还没有开始读书。

本来赢得援朝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万历皇帝的心情大好，“病”也减轻了不少，甚至能撑起身子出席皇太后的万寿圣节（生日），接受百官的朝贺了。然而，难得见皇帝面的官员可不想维持皇帝的好心情，他们又一次提起了让万历烦不胜烦的话题：早立皇长子为太子。

对于皇太子的最佳人选，其实万历皇帝心中早有答案。相较于皇长子朱常洛，他更看好皇三子朱常洵——这个孩子的生母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女人郑皇贵妃，但这个人选并不能被遵守大明原始法规与制度的“迂腐”的朝臣们认同。

对于皇长子朱常洛，万历皇帝印象并不深，也谈不上厌恶。在万历皇帝的眼中，那只不过是自己早年一次意外临幸的结果。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为太后身边的宫女，早年被正处于青春期的万历皇帝看中，发生了关系，之后便产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在万历皇帝常年所居的后宫中，身为中宫之主的皇后因不受宠仅诞下过一女，未有皇子，这就意味着万历皇帝登基20年来，没有嫡子可立为皇太子。若按朱元璋《皇明祖训》的要求，皇位继承人应以嫡以长优先，换句话说，没有嫡子的万历皇帝需要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是他所不愿的。

有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在手，大臣们屡次“激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不敢随意对他们发难，却能避之不见。这种情形所酿造的苦果，便是皇帝与大臣老死不相往来。

万历二十四年(1596)，隆庆皇帝的陈皇后去世。按照惯例，万历皇帝需亲自为嫡母陈太后主持丧仪等一切事宜，但他却选择照会礼部，称“朕自闰八月初旬，偶尔痰流注左足，动履不便”。此举自然遭到了群臣的抵制。

明朝到底是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大臣们又怎能容忍皇帝称病不去履行职责？隶属吏部的言官戴士衡率先提出指责：“母子至情，送终大事，稍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矧孝思纯笃……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顾靳一足之劳！”

05

诚然戴士衡的批评在情在理，但万历皇帝一向对陈太后恭谨备至，无往日恩怨，想来能说出“动履不便”这话，应该是真病了。

但万历皇帝手底下的那帮大臣才懒得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他们需要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皇帝就必须得听他们的。皇帝不听，那就集体跪谏。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二十七日，这群大臣真就这么干了。为了逼迫万历皇帝早做决断，都察院、六部给事中等“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多么恐怖，这简直是“逼宫”！

最终，由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出面协调，事情才得以妥善解决。而在此之后，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总算是没太大问题了。可是经过这番对峙后，万历皇帝也真的对这群致力于跟自己唱“对台戏”的大臣深恶痛绝。

为了消弭文官集团带来的麻烦，万历皇帝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缺官不补。于是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按《明史》的记述，“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由上至下，明朝整个行政系统中都存在着缺官现象。

缺官不补的“抗争”或许达到了万历皇帝预期的目标，但“一个萝卜一个坑”，缺官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的工作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身为文官集团的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很快就受不了了，他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似谓可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臣等日出入长安门，势不能避。儿童走卒，无非鞭策臣等之言；流离琐尾，无非感悟臣等之状。”

的确，国家治理不好，皇帝又不出来主持公道，备受指责的当然就是大臣了。万历皇帝即便知道缺官不好，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面对步步紧逼的大臣，他也只能将错就错，用其手上仅有的筹码做无声的抵抗，毕竟他才是大明的皇上，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这种道理，饱读诗书的文官、言官们又怎会不明白？但儒家思想教育他们“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对于言官们来说，做一名不怕死的“喷子”，才是他们最基础的职责。因此，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无人能解。

06

这种情况下，受到最大影响的必然是整个大明帝国。

在万历皇帝执政后期，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

消息传来，万历皇帝一如当年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之果决，立即命兵部组织防剿事宜。然而，当时的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没有立即执行皇帝的命令。早年出任兵科给事中的他开始按照过去一贯的行事步骤，向万历皇帝催发过去的欠饷——发兵一事不着急，什么时候皇帝发内库帑金了，再让辽东巡抚、总兵自己招募御敌就成。

万历皇帝显然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催账心有不满，他断然拒绝了薛三才的请求，并越过兵部，直接下令要求九卿科道讨论剿灭努尔哈赤的议题。然而终究还是晚了一些。在九卿科道的官员们还没讨论出个所以然的时候，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辽东总兵张承胤的援军被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全歼，张承胤本人也力屈战死。自此，努尔哈赤渐成气候。

万历皇帝人生当中的最后两年，就在对东北战事的焦虑以及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煎熬中度过。

据史料记载，从万历四十六年以来，万历皇帝的身体始终不见好。在给大臣们的训示中，他也特别指出：“朕自三月初一日以来，偶感微寒，头目眩疼，心腹烦懑，又且痰湿注足未愈，见今服药调摄。”意思是，朕这次的病不是装的，确实很重，请诸位臣工谅解。如果可以，他也愿意起身理政，从速补充内阁成员，处理辽东努尔哈赤起兵事宜。然而，久未见皇帝一面的大臣们终究还是误解了。一向明哲保身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到这个时候直截了当地启奏皇帝：“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这都火烧眉毛了，您老还在那儿装病，微臣我手底下人手不够，您到底什么时候让人补缺？我好开展工作呀。

或许是实在病得太重，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年初，万历皇帝给方从哲的批复仍是头晕脚痛，下不得床，并要求方从哲抓紧时间回内阁上班，不要再等皇帝的下一步旨意，不要渎职懈怠。

可以想象，方从哲拿到万历皇帝的批复后必然相当恼火。既然皇帝诈病，那我也称病好了！如此，方从哲愤然上疏，以病乞休。

此时的万历皇帝可是真的病了，他急需一位臣工帮忙处理政务，满朝文武却都当他是在“烽火戏诸侯”。于是，万历皇帝除了下旨安慰方从哲之外，还第一次允准方从哲进入寝宫探视自己的病情。自此，方从哲方知万历皇帝没有骗人。

由于辽东的紧要军务、政务仍需人来处理，方从哲并没有放弃这次探视机会，寒暄几句后就直接切入正题，问皇帝什么时候安排人手进入内阁协助自己工作。重病缠身的万历皇帝无力考虑，只能给方从哲一个敷衍的回答：“待朕体稍安，即行。”

连万历皇帝自己都没想到，长久的头晕目眩、腹泻疲软居然会要了他的命。在驾崩前四天，万历还下旨知会众臣：“其紧要各项文书，俟朕疾稍瘳，即简发行。”这句话最终成了无法兑现的空话。

07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近30年未上朝的万历皇帝驾崩，享年58岁。他到死都没有给方从哲、给他手中的这个国家拣选出合适的人才来补缺。

万历皇帝临死前对自己这一生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自我评价。在遗诏中他说道：“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或许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不过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这当中多少都有其真心实意的无奈，以致让他思忆一生时追悔莫及。

为了补救，万历皇帝最后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如简拔阁臣，查补官缺；废弃矿税，节省内廷开支；发内库帑金，以充辽东军资……这些几乎与先前大臣们要求他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可见，万历皇帝本身也知道这些措施很重要，只不过，朝臣势力与皇权早已势同水火，他不愿意向臣子们示弱。

（摘自《大明300年》 艾公子/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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