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狄青一直作为论证宋朝崇文抑武的范例而为人们所惋惜。其中传播度最广的故事，莫过于韩琦与狄青之间的纠葛了，鉴于韩琦的职位一直都比狄青高，所以有一些观点甚至认为狄青不被宋朝重用。我们先不谈记载韩琦与狄青故事的《默记》是本怎样性质的书，单说狄青这么一个带有案底的逃犯，最后竟然能晋升为北宋宰相地位的枢密使，这怎么叫不受重用？

而关于狄青的记载，宋代文人赞美他的笔记实际上多如牛毛，光韩琦自己的回忆就基本上是对狄青的赞美，偏偏用来论证狄青悲惨的《默记》，恰恰是把狄青当作反面人物来写的。为什么说《默记》是把狄青当作反面人物来写的？真实的狄青又是怎样的？

论及狄青人生的传奇度，真就是说不完的奇人奇事。早年罪犯的身份先不说，事实上他一辈子可以闹到上公堂的事总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家乡时，据说狄青早年因为武艺出众，颇得乡里少年游侠的推崇，古代游侠多带有些混混的属性，这样看来狄青也算是半个大哥了。他的兄长得了这么个出色的弟弟，难免跋扈了些，有一次年轻气盛，就将一个叫“铁罗汉”的人溺死河中，铁罗汉这名字，一听八成也是道上混的。狄青听闻兄长惹事，为了解救兄长竟然主动承担起了罪责。但将要被捕时，狄青又说自己有办法救活铁罗汉，于是众人在半信半疑间看着狄青举起铁罗汉的尸体，将其腹中之水逼出，铁罗汉竟然神奇地复活了。

这则故事来自狄青之子狄咏对苏轼的转述，而宋人记载中又常说狄青是为逃避罪责而参的军，既然救活了铁罗汉又何必要逃避罪责呢？

在南宋人编纂的《锦绣万花谷》中又给了新的说法，书中描述狄青世本农家，因为识字被县里聘为乡书手，也算半个文武双全。结果因为移易税赋，被县里发现，逃罪到了开封，甘愿脸上刺字入拱圣军做大头兵。至于是帮自己偷税漏税，还是帮朋友偷税漏税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以狄青任侠的脾气，也很有可能是帮朋友才惹祸上身的，突然就有点《水浒传》的味道了。

来到开封不久后，东华门外就发生了处于人生低谷的狄青遇到了刚刚高中状元的王尧臣的故事。看着王尧臣在众人的簇拥喝彩中远去，狄青放出要以才能立下不世功业的豪言，然后走上了自己的阶级逆袭之路。

好不容易在禁军基层老实了十年，终于被调职到西北做小校，可是刚到西北狄青就又吃上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官司，因为犯了军法，一度闹到要被斩首的地步，结果是当时主管西北的老臣范雍爱惜狄青的武勇才帮他免了罪。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一次与西夏人的作战中，狄青取得了大胜，西夏军逃跑时，狄青率军跟在后面追奔数里，结果追着追着，西夏军突然就停了下来，狄青麾下诸将都觉得是西夏人被山川险要阻隔了前路，便争着上去收割军功。

唯独狄青担心这是西夏军的诱敌策略，故而阻止了追击。等到西夏军离去，宋军上前察看地形，发觉果然是深涧阻挡了西夏军的前路，并没有什么埋伏。众将士皆后悔错过了天赐良机，狄青却不以为然地说道：“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

在狄青看来，用兵之道在于持重，只要能在正面战场取得胜利，那么让小部分残寇逃走，也不算可惜。反常的事只有很小的概率是真的出于巧合，大部分情况都很有可能是对方的算计。

奔亡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

在西夏军以往的战术中，多有利用小股部队引诱宋军入包围圈后进行合围的先例。不管是三川口之战的刘平，好水川之战的任福，还是定川寨之战的葛怀敏都是死于贪功冒进，而狄青作为三十岁出头的新锐军官，却能领悟带兵持重的重要性，这自然很快便让他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狄青虽然用兵持重，然而一旦抓住战机则又会表现出勇猛不畏死的一面。他习惯戴着面具，披头散发地带头冲锋，与西夏军的二十五次交战中，曾中过八次流矢，尤其是安远之战时还受了重伤，但一听闻战况紧急，稍微休息一会儿便又重新上阵了，西夏人畏惧他的勇猛，称他为“狄天使”。这不下于河东猛将张岊的凶悍，加之谨慎持重的用兵风格，当然极得军心，又得朝廷器重。所以猛将如孙节、张玉，智将如贾逵等人皆争相追随狄青，大臣如范雍、尹洙、韩琦、范仲淹、庞籍等也对其评价极高。

所以综合下来，虽然狄青在宋夏战争中并没有赶上什么大战役，立下的战绩也不如张亢、王凯等人，但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军事素养却堪称一流。

范仲淹守边西北时，还亲自传授狄青兵法，虽然单论战术范仲淹未必比得上狄青，但在战略眼界上当时的范仲淹还是远胜于狄青的。再加上韩琦与庞籍的共同举荐，狄青很快便被宋仁宗看中，庆历二年时点名要召见狄青，但是因为西北战事严峻狄青走不开，便改让狄青进献阵图时入朝。

其实在康定元年时，宋仁宗便通过多次御前阅兵逐步提高了各军阵演练的动作难度，以选拔更适合战场的军中精锐。不想军队建设的速度赶不上前线武将送人头的速度，澶渊之盟后过于依赖将门子弟的国防隐患爆发，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败直接令西军精锐军官断层。

宋仁宗为了应对危机，第一是分享大量权力到西北边防，划分陕西四路以方便地方长官重铸边防秩序；第二便是通过朝廷选拔军中才俊树立榜样，从而激发全军士气。狄青、范全、王信等人便是在范仲淹的举荐下，成了其中第一批幸运儿。

狄青是在天圣五年开始从军的，到宝元二年，差不多十一年的时间才做到正九品的右班殿直。结果在得到朝廷的重视后，庆历二年十月直接跳级升到了从五品的秦州刺史。而在狄青第三次上公堂的案件，即庆历四年的公使钱案，其他涉案的滕宗谅、张亢、种世衡乃至提拔狄青的尹洙等人都结束了自己的升迁之路的时候，只有狄青在同年末再次升任被誉为武人巅峰的三衙管军，这一年他还未满四十岁。

在《宋史·安俊传》中，曾留下了庆历二年辽朝趁火打劫宋朝时，狄青与范全、安俊几位军官一同进京面圣的记录。虽然这段文字向来为后世学者所质疑，但也差不多自这段时间起，京师开始盛传狄青“狄天使”和“敌万”的勇名。

宋人的笔记中并没有吝啬对狄青的称赞，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即这样描写狄青：“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周辉的《清波杂志》中更直言：“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因为狄青喜爱戴面具带头冲杀，常被后人联想到南北朝时的兰陵王，更衍生出狄青也是因为容貌秀美才要戴面具上战场的传说。事实上宋代的冷兵器战争一直处于重装铁甲遍地走的时代，为了防止各种弓弩流矢，武将们恨不得连透气的地方也给堵上，戴面具属于正常操作。君不见河东那边的张岊和王凯脸部接箭。

虽然历史上关于狄青容貌的记载很少，只说他清秀、胡子少，另外就是些类似容貌“奇伟”这样比较笼统的记载。但他的儿子狄咏则被时人赞为“人样子”“颇美丰姿”，那么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狄青丰姿伟貌也是很科学的了。

庆历四年宋夏和议，西北边境重归安定，而狄青则在庆历五年调任河北做真定路副都总管，级别也在数年间自防御使升到了正四品的节度观察留后。

那几年的河北非常不安定，又是保州兵变，又是王则叛乱。军队不但战斗力不行，军官还克扣军饷，常常激起士卒兵变，残害老百姓，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地步。

虽然在庆历二年时，朝廷曾派遣老将王德用前往河北整军，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但终归治标不治本，他人一走，兵变便蜂拥而起。

庆历八年，韩琦被任命为定州路安抚使，前往整顿军政。而《默记》中所载的那个“东华门外”的故事便是以此为背景的。

在《默记》的记载中，狄青麾下一个名叫焦用的旧部被下属举报克扣军饷，韩琦得闻后便要将焦用诛杀以正军法。狄青连忙求情称焦用有军功，是好男儿！韩琦听了后却不以为然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然后便直接将焦用处死了。

这个故事大概是被用来论证韩琦压迫狄青最出名的了，但问题是这个故事如果联系历史大背景，怎么看都不是韩琦有错，为何？因为当时正是韩琦前往河北整治军政的严打时期，焦用在这种时候顶风作案，不杀了立威难道要留着他的命鼓励其他军官继续克扣军饷，挑唆手下兵变吗？

狄青如果会因为这种事情在公开场合向韩琦求情，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默记》的刻画中，狄青视私情重于国法，贪污受贿、轻视国法的人，岂配称为好儿？

另据《默记》记载，在某次韩琦的设宴中，一个名为“白牡丹”的歌姬嘲讽狄青脸上的刺字，唤他“斑儿”，狄青碍于韩琦的面子不敢发作，直到数日后才找机会暴打了白牡丹一顿发泄怒火。

后来狄青做了枢密使，常爱穿黄色的衣服招摇过市，天上因此出现了彗星异象。狄青不但不以为意，还总是和人炫耀，说他和韩琦的功业旗鼓相当，缺的不过是一个进士出身而已，所谓“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狄青后来被罢免外放，韩琦继任枢密使，彗星果然就消失了。

这书可以说从头到尾就是在各种变着花样抨击狄青，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拿这书来给狄青申冤？

那么历史上狄青和韩琦的关系是怎样的？

根据韩琦本人的回忆，在定州时狄青曾宴请韩琦，当时一同赴宴的还有一位名叫刘易的老儒生。这刘易素来博学好古、喜谈军事，是个比较有社会名望的老先生，但脾气非常暴躁，韩琦对他的评价是“疏讦”，差不多就是嘴贱的意思。

不巧狄青安排的传奇剧目中有拿儒生开玩笑的桥段，刘易一听直接爆炸，怒骂狄青这个脸上刺字的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刘易骂完还觉得不过瘾，摔完了杯子才走人。那么狄青是什么反应。“气殊自若，不少动，笑语温然”。儒雅随和，一点事也没有。到了第二天，狄青还特地去跟刘易赔礼，韩琦知道后连连赞叹，说狄青有器量。

事实上狄青即使在做了枢密使之后，不管是见到韩琦、韩琦的夫人还是子女，都是持之以礼，为时人称道的。这记载说明什么？说明狄青不但没有因为自己发达了而和老上司韩琦摆架子，相反始终感激韩琦的知遇之恩，和韩琦的家人也是常有来往。如果我们再把狄青对待刘易的态度拿去跟对待白牡丹的态度比较，那反差感更加明显。所以以时人对狄青的其他记载相对比，《默记》中的记载可信度是极低的，杜撰的成分比较大。

而从韩琦率边定州的结果来说，更证明了韩、狄二人皆未因私废公而发生过冲突。韩琦一方面将定州军队训练至“攻守奇正，坐作进退，悉有法度”；另一方面将河北流民“广储菽粟，设区以待流徙之民，远近归之如市”。所以在韩琦调任后，“定人遮留设祖，哭声动野，刻德政三十条于石”。

在此过程中，狄青始终与韩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焦用、白牡丹之事若属实，以韩琦在河北的成就不至于不敢非议狄青半字，要知道韩琦可是连宋仁宗和曹皇后都敢批评的狠人。就算在嘉祐年间，韩、狄二人因为政见发生了分歧，但在狄青去世后，韩琦仍然为狄青书写了祭文，于宋英宗朝提起狄青时，仍说狄青“才业为中外所伏”。每每回忆起刘易与狄青的纠葛，韩琦更评价刘易“疏讦”，称赞狄青有器量，从私交而言，韩琦对狄青的态度不言而喻。

而从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固然有一些人轻视和排斥狄青，但这群人也谈不上是大多数，更谈不上什么所谓的文官集团集体压制狄青。

狄青的一路升迁靠的就是文官提拔，文官内部斗起来也是心狠手辣，我是看不出这些人如何能被定义成“集团”的，更不用说集体压制狄青了。当然，这也不是说狄青在仕途上真的就一帆风顺，他在升任高位后仍然遭受到了政治倾轧，下文会具体讲到。

庆历五年，随着新政宣告失败，当年提拔狄青的士大夫们陆续被外放，甚至遭到了政治迫害；庆历七年，狄青的伯乐尹洙去世，狄青尽力照顾其家人；庆历八年，狄青位迁侍卫亲军马军司副都指挥使；至皇祐四年，宋仁宗在将狄青升任从二品节度使的同时，又在大量朝臣的反对下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同在这一年，广源州侬智高发动叛乱，狄青在宰相庞籍的举荐下，挂帅征讨侬智高。

（摘自《大宋风骨》 白切玉/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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