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淘汰——正淘汰交替的规律，从先秦开始，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隐线。与之对应的明线，则是朝代的兴衰与更替。

不过，大概从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开始，逆淘汰几乎单方面主宰了此后历史的发展，直到清代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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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统治时期，为什么是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开端？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宦官专权和廷杖泛滥——逆淘汰的两根导火索，均从此时埋下。

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王振，此时出场。这个落第秀才出身、为求发达自阉入宫的太监，史书称他“狡黠”，善于伺察人意，一开始在东宫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明英宗），即获得皇权的青睐。

1435年，明宣宗去世后，9岁的英宗继位，王振成为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不过，此时朝中有张太后垂帘听政，有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忠心辅政，王振还掀不起什么大浪。相反，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正淘汰原则的信奉者，才能立得住脚。

一次，小英宗和几个太监在宫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的面，跪劝英宗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呢？”

三杨为王振的责任心而感动。实际上，王振在暗中开始抓权。

等到三杨病死的病死，辞职的辞职，王振已经羽翼丰满，本性暴露。朝中选人用人，全凭王振一句话。谁若顺从和巴结他，谁就立刻得到提拔；谁若违背或抵抗他，谁就立即受到贬黜。

一个叫王佑的工部郎中，很会阿谀奉承。一天，王振问王佑：“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回答：“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王振一听很高兴，立马给王佑升官，提拔为工部侍郎。

想要升官发财的人，如法炮制，溜须拍马，送钱贿赂。当朝中充斥小人之时，正人君子就都靠边站。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势力。

王振的“巅峰之作”，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太监干政，直到左右皇权，莫此为甚。

这次亲征，英宗被俘，王振丧命。坏人集团貌似戛然而止，实际上“阴魂不散”。王振之后，明朝大太监代有人出，从汪直到魏忠贤，一个比一个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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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弄权的土壤，正是从明英宗时期培育起来的。

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的救时英雄于谦，最早尝到了这一波逆淘汰的恶果——心怀社稷的忠臣，下场不如满腹谄媚的变色龙。明英宗复辟后，杀掉了于谦，同时为王振竖碑立像。

由太监、宠臣、权相把持的政治生态，导致清廉的不如腐败的，亲民的不如霸道的，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一个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他就适应不了这种环境，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只好主动放逐自己。

举两个对应的例子。

一个是被逆淘汰的海瑞。海瑞事实上是嘉靖时期一名改革闯将，无论反腐败，挑战官场潜规则，还是治理地方，实施经济改革，都有一手。但就是这样一名干将，在官场沉浮数十年，被冷藏的时间过半，最后还落得一个迂腐的骂名。

另一个是抵抗逆淘汰的张居正。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时期的海瑞伟大，恰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做出了妥协，牺牲了原则。

比如，张居正为了上位，必须与大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必须耍手段挤走前任内阁首辅高拱。这些都是他对抗逆淘汰生态的妥协之策，你要么改变自己，适应环境，要么成全自己，远离这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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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明英宗时期开启逆淘汰时代的第二个原因——廷杖。

廷杖，顾名思义就是当庭杖打。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用棍子打屁股，让被打的官员精神、肉体遭受双重暴击。

廷杖是从何时“被发明”出来对付士大夫的？清人编的《明史》说是从明太祖开始，这不对。

根据考证，廷杖最晚在东汉就出现了，只是有时叫作“鞭杖”，有时叫作“天杖”，还有的啥都不叫，直接就说“于殿廷打人”，够直接够粗暴。

但必须承认，廷杖的运用在明朝达到了常规化、规模化、准制度化的状态。当然，明朝对廷杖的运用程度也是分阶段的，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时期，廷杖用得并不多，明英宗时期开始，这一处罚官员的手段才从“试用期”转正，进入大规模实行阶段，无论是执行次数、被杖责人数、残酷程度，都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伴随王振专权，廷杖作为消除异己的手段，被他运用得很纯熟。通过身体羞辱的形式，实施人才逆淘汰。

朝廷的棍棒，一点点在改变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到了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尤其惨烈。规模最大的两次都是上百名官员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

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武宗皇帝要出游被阻拦，一怒之下廷杖阻拦的大臣146人，一下子打死了11人。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之争，廷杖大臣134人，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

整部《明史》中，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员就达157人，其中38人被杖死，比例接近1/4。可以想见，还有相当众多的官员遭廷杖之刑，只是名字未被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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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泛滥的直接结果是，官员士大夫经此大辱，精气神全无。

回忆唐代，三公可与皇帝坐而论道。到宋代，虽然没得平起平坐，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却成为国家治理的共识。而这些对于士大夫的优遇，到了明代通通取消。

不仅如此，明英宗之后，还动不动要公开被打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吊诡的事发生了——这羞辱人的惩罚发展到后面，极大扭曲了官员的精神世界，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为的就是博取名气和地位。

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

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之父去世，以情以理，张居正都应离任回乡服丧。结果，权势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不肯去位，导演了一场“夺情”。这时候，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先后上书，请求皇帝让张居正回乡守丧。结果，五人遭到廷杖处罚。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家人把打飞的肉捡回来，制成腊肉，当作荣耀的纪念。

廷杖被受虐者的荣誉感利用到这个程度，连皇帝后来都想主动放弃廷杖之罚。万历皇帝曾对此十分郁闷，你们啊，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让朕廷杖你们，好成全你们的名声吗？朕偏偏不打你们，怎么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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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以来的500年间，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断过。清初大异明末的各种做法，本质上并未构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态，相反，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纵术开始弥漫整个帝国：彻底消除太监专权，说明了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用人制度的完善；取消恶劣的廷杖，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万恶的思想控制方法，而不是出于体恤士大夫的人格尊严。

总而言之，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性，布下了两张大网，比明朝更加变本加厉地施行人才逆淘汰：一是通过文字狱，摧毁任何自主思想，使天下士人唯唯诺诺；二是通过密折制度，鼓励相互告密，形成全国性的思想监控网络。这些手段，说白了都是糟蹋人的“艺术”。

雍正时期，曾静策动陕西总督造反，本应枭首示众，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痛哭流涕诉说皇上的恩德，成为雍正思想的宣传主力。

江南才子钱名世，牵连进年羹尧案，不过，雍正没在肉体上折磨他，而是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让他挂在家中大厅，还不时让当地官员上门窥察，防止钱名世自行摘下来。紧接着，雍正让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体写诗骂钱名世，骂完了编成集子，要钱名世自己掏钱印发。

明代的廷杖，以身体羞辱的方式，适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员以受虐性的气节相标榜；相比之下，清代统治者不动士大夫的屁股，也不大在肉体上折磨人，而是通过思想按摩，让整治对象自惭形秽，又一脸真诚地扇自己的嘴巴，一边扇，一边还觉得很舒服。

清朝在这方面的政治驾驭术，堪称炉火纯青。整个“康雍乾盛世”，社会上游走的，几乎都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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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熟悉的刘墉，历史上是个清官，但随波逐流的事儿没少干。

一次，刘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一只虱子顺着刘墉的衣领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胡须边上。乾隆帝忍住笑，什么也没说，而刘墉还不知道这件事。

等到刘墉散会回到府邸，仆人看见了虱子，请示是否要把虱子去掉。

刘墉听了，直摇头：“这虱子一直待在我的胡子上，皇帝已经见过了，有福分，千千万万捉不得。”

刘墉对皇权的服从，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件小事，也是清代整个用人环境的绝妙讽刺。谁管你是虱子还是老虎，能干还是窝囊，只要被皇帝垂青，那就等着一步登天。

晚清面对西方侵略者的溃败，现在看来，除了一直强调的武器装备代差之外，人的因素恐怕影响更大。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数年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他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以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

后来，曾国藩对人说，这些人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

历史学者雷颐指出，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

晚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风雨修破屋。谁曾料到，最后把一个人关在门外，这个人求进不得，却招呼了一群人把屋子全拆了。

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

（摘自《历史的暗线》 艾公子/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编辑：殷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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