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巴特利建筑学院的讲台上，英国建筑作家、摄影师、视觉艺术家保罗・多布拉什切齐克常以这样的诘问开场：“当我们谈论建筑时，为什么总是忘记建筑里居住着70亿人类和3.7万亿只昆虫？”这个充满挑衅意味的问题，在《动物建筑》中被演绎成一场跨越物种边界的思想实验。这部融合建筑学、生态学与文化批判的著作，以“共居”为棱镜，将人类精心构筑的建筑文明置于动物视角下重新审视，在混凝土森林的缝隙间发现了被遮蔽的生态真相。

从防御工事到共生网络

在拉马斯生态村的木结构房屋里，西仓鸮通过特意开凿的圆孔自由出入，欧亚鸲堂而皇之地从厨房叼走食物碎屑。这种打破常规的建筑设计，在多布拉什切齐克看来是对建筑本质的回归。当人类用密封胶将建筑包裹成“无菌容器”时，实际上割裂了建筑与自然的呼吸。正如书中所述：“传统建筑的多孔性被极力避免，而拉马斯的开放式设计揭示了建筑本应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液态化边界的构建，让黄蜂得以在天花板筑巢，蜘蛛能够在窗棂结网，使建筑成为“生命流动的通道”。

燕子在奥斯曼帝国清真寺外墙建造的微型宫殿式鸟屋，构成了这种液态化边界的历史佐证。这些配有圆顶和拱形入口的石雕建筑，既是人类对鸟类的诗意馈赠，也是不同物种共享空间的实体见证。多布拉什切齐克敏锐地指出，这种拟人化设计并非简单的美学游戏，而是人类试图突破物种壁垒的集体无意识投射。当伊斯坦布尔的工匠将清真寺的神圣性延伸至鸟类栖息地时，建筑便超越了功能性的桎梏，成为生态伦理的具象化表达。书中特别提到，这种鸟屋“模仿人类建筑的拙劣复制品”，实际上承载着“为其他生物创造神圣空间”的崇高愿景。

爱克瓦大厦波浪形玻璃幕墙的设计，则标志着建筑边界液态化的当代转向。这种通过曲面减少鸟类撞击的创新，在书中被解读为“对人类视觉霸权的解构”。当建筑不再是单向度的观看对象，而成为鸟类迁徙路径的友好参与者时，传统建筑理论中的 “主客二分”开始瓦解。多布拉什切齐克引用鸟类学家安吉拉・特纳的观察：“燕子甚至会在移动的火车上筑巢”，这种流动性彻底打破了建筑作为固定实体的认知。液态化边界的构建，正如书中所述：“不是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筑墙，而是编织一张让所有生命都能栖息的网。”

从被动使用者到主动设计者

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家鼠用地铁报的碎片构筑巢穴；在东京的摩天大楼间，游隼将避雷针作为繁殖地。多布拉什切齐克通过这些案例揭示，动物并非被动适应人类建筑，而是以独特的生存智慧重塑着空间的意义。当蜘蛛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后结网，当鸽子在议会大厦的雕像间筑巢，它们实际上在进行着无声的空间宣言：“这是我们的城市。”书中特别引用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观点，指出人类建筑的起源正是对燕子筑巢的模仿，这种 "仿生学" 传统在当代得到了新的诠释。

那么，燕子筑巢都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与鸽子一样，燕子很可能在几万年前就开始与人类密切接触，那时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建造永久性定居点。燕子的巢筑在洞穴、悬崖缝隙、岩洞或空心树中，对于崖沙燕来说，河流的泥岸或沙岸更合心意。不管是燕子还是毛脚燕，它们的杯状巢都是由数以千计的泥团黏合而成的，它们将泥团与稻草混合，并用唾液粘在一起，然后放置在墙上露出的任何合适物体上，例如钉子上。燕子的巢紧靠屋檐，巢的入口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孔；燕巢相对来说比较开放，这也许是燕子与人类的家庭生活联系比崖沙燕更加紧密的原因。与白蚁丘一样，这种建筑方法与乡土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泥土和稻草的结合在世界各地的传统住宅和农业建筑中随处可见，在如今的生态建筑中也越来越多。正如导言中提到的，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将燕子筑巢作为人类最初住所的灵感来源之一。维特鲁威认为，人类语言和建筑的起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建筑的进化只是动物世界中已存在构造的延续和发展。”

河狸作为 "景观工程师" 的角色，在书中得到了颠覆性的诠释。这些啮齿类动物用树枝和泥土建造的水坝，被多布拉什切齐克视为“生态智慧的具象化”。它们不仅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更创造了适合多种生物栖息的湿地生态系统。这种“动物主导的空间生产”，在书中被赋予了哲学层面的意义：“当人类还在争论建筑的形式与功能时，河狸早已用实践证明，真正的建筑应服务于生命的延续。”书中提到，北美农民为紫崖燕建造的微型城堡式巢箱，虽然体现了人类的善意，却也暴露出“生态殖民主义”的局限——真正的空间共创应基于对动物生存逻辑的尊重。

书中对“动物建筑”的定义，彻底颠覆了传统建筑学的认知框架。多布拉什切齐克指出，白蚁的蚁丘、蜜蜂的蜂巢、鸟类的巢穴，都蕴含着超越人类智慧的建筑密码。例如，白蚁丘的温度调节系统早于人类数千年实现了被动式节能，蜂巢的六边形结构至今仍是建筑力学研究的范本。这种对动物建筑智慧的重新发现，在书中被表述为：“不是人类教会动物如何建造，而是动物提醒人类什么是真正的建筑。”书中特别提到，黄蜂用唾液混合木屑建造的纸质巢，其结构强度甚至超过某些人类建筑材料。

从人类例外论到共生美学

当巴黎圣母院的尖顶成为雨燕的繁殖地，当纽约中央车站的穹顶成为蝙蝠的栖息地，多布拉什切齐克看到的不仅是动物对人类空间的侵占，更是生态伦理在建筑领域的觉醒。他在书中写道：“建筑不应是人类文明的纪念碑，而应成为所有生命共同书写的史诗。”这种伦理转向，在书中通过对“有害动物”概念的批判得到体现——所谓“害虫”，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误判。书中引用海伦・麦克唐纳的观点：“鸟类对人类设计的巢箱漠不关心，真正从中获得乐趣的只有人类自己。”

书中对“巢箱文化”的分析，揭示了生态伦理在当代的困境。当北美农民为紫崖燕建造微型城堡式巢箱时，多布拉什切齐克敏锐地指出，这种拟人化关怀本质上是“生态殖民主义的变种”。真正的生态伦理，不应是将人类审美强加于动物，而应如书中所述：“在尊重动物生存逻辑的基础上，创造让不同物种各得其所的空间。”这种伦理观在拉马斯生态村的实践中得到印证——当黄蜂在天花板筑巢时，居民选择的不是驱赶，而是与自然的共处。书中特别提到，这种共处需要“克服人类对自然的本能排斥”，因为“自然总是不请自来，试图融入我们的生活”。

多布拉什切齐克在书中构建的共生美学，对当代建筑实践具有深刻启示。他提出的“多孔建筑”理论，主张在建筑设计中预留“动物友好界面”，如特意设计的缝隙、孔洞和粗糙表面。这种设计理念在书中通过大量案例得到验证：从新加坡的垂直森林公寓到荷兰的“昆虫旅馆”，建筑正从冰冷的机器转变为有呼吸的生态系统。书中特别提到，日本建筑师隈研吾的“负建筑”理念，与这种共生美学高度契合——建筑不再是突兀的存在，而是消隐于自然之中。这种转变，正如书中所述：“当建筑开始为蜜蜂的舞蹈留出空间，人类文明才算真正学会了谦逊。”

在《动物建筑》的尾声部分，多布拉什切齐克描绘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未来场景：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迁徙的鸟群，地下管道成为鼹鼠的高速公路，混凝土裂缝中绽放着野花。这个场景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而是对建筑本质的终极追问——当人类不再将建筑视为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作为与万物共生的容器，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维特鲁威那句古老箴言：“建筑的目的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舒适。”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为这种理解提供了一把钥匙，让我们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重新听见自然的心跳。书中最后引用弗里茨・海格的评价：“这是一本迫切需要的书，它邀请我们重新想象建筑作为物种共存领域的可能性。”这种想象，正是人类文明迈向生态共生的第一步。（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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