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深时节，在安徽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大片药用芍药正值盛花期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在先秦时期，芍药便已走进了中国人的世界，成为男女之间表达爱意的信物。春日的溱洧水畔，青年男女们手持芍药，互诉衷情。这一浪漫场景被《诗经》所记载，也拉开了芍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发展序幕。

芍药别称将离、离草、婪尾春、余容、犁食、没骨花、黑牵夷、红药等，属芍药科多年生草本花卉。块根粗壮呈纺锤形，叶形多样，花色丰富。

芍药不仅是著名观赏花卉，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根可入药，称“白芍”。《山海经》中提到“其草多芍药”，汉代《神农本草经》中指出“芍药味苦，主邪气腹痛，肝气乘脾则痛”，这些记载都表明当时人们对芍药的药用价值已有了初步认识与运用。据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五十二病方》记载，芍药根被配伍用于治疗疽病。

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逐渐进入宫廷园林。晋代女诗人辛萧在《芍药花颂》中描绘其“晔晔芍药，植此前庭”，反映了贵族庭院的栽培风尚。南朝《建康记》亦载“建康出芍药，极精好”，可见南京地区已成为芍药栽培中心。唐代是芍药文化意象形成的关键时期。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诗中提到“重栏晚红药”，描述了芍药在园林中的装饰作用。

至宋代，扬州芍药种植达到鼎盛，与洛阳牡丹并称“花王花相”。北宋刘颁《芍药谱》记载“扬州芍药冠天下”，扬州私家园圃及佛寺种植规模达3万余株，名园朱氏之园更达五六万株，品种增至31种。扬州太守蔡繁卿首创“万花会”，一次用花十余万枝，足见其栽培之盛。

此时，芍药的药用价值也被系统化。宋代《证类本草》明确区分赤芍（清热散瘀）与白芍（养血柔肝），奠定了后世中医用药基础。同时，芍药栽培技术显著进步，农谚“春分分芍药，到老不开花”总结了分株繁殖的季节规律，强调秋季分株以保根系活力。

北宋时期，芍药作为瓷器装饰图案兴起并走向成熟。定窑白瓷常于盘、碗内底刻划芍药纹，既有一茎双岔、花头对称回绕的交叉式，亦有花枝缠绕、花叶卷曲的缠枝式。后者以笠式碗为典型，内壁四朵盛开的缠枝芍药在枝茎卷叶衬托下婀娜多姿。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白釉炉沿面，则以黑釉绘制折枝芍药，墨彩淋漓间尽显画韵。

相比较而言，辽代陶瓷上的芍药纹多施于盆类器物内，采用白釉绿彩装饰。典型如两件白釉刻花填彩芍药纹盆，卷沿圈足、红褐色陶胎挂化妆土，盆内壁及底刻画整株芍药，粗枝茎内填绿彩，叶脉勾勒清晰，色彩明艳而富装饰性。虽具艺术特色，却在纹饰应用的广泛性与表现技法的丰富性上，与北宋瓷绘中芍药纹的多样形态形成明显反差。

▲辽代白釉刻花填彩芍药纹盆

明清时期芍药栽培技艺不断精进，种植版图持续拓展。明代芍药栽培中心向安徽亳州转移，王世懋《学圃杂疏》记载了芍药嫁接牡丹的技术创新，“百种幻出”推动品种多样化。清代北京丰台成为芍药栽培新中心，《析津日记》称其种植规模“连畦接畛”，甚至超越扬州。   

同时，芍药深深融入了文化艺术领域，以独特的姿态为各类器物增添别样风韵。藕荷地绣球芍药花纹奓斗是清光绪时期的瓷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奓斗敞口，圆腹，圈足，内施松石绿釉，外通体藕荷釉色地，上彩绘各种花鸟纹，其中包含绣球芍药花纹，釉色浓重、艳丽，上下以描金弦纹做边饰，口沿下红彩书“大雅斋”3字楷书款，旁钤椭圆形红彩印章，印章内双龙环绕“天地一家春”5字篆书款，底白釉红彩书“永庆长春”4字楷书款。

▲藕荷地绣球芍药花纹奓斗（图源：故宫博物院）

近代战乱导致芍药种植衰落，直至改革开放后复兴。如今，亳州“亳药花海”万亩芍田成为产业与文旅融合的典范，而芍药根（白芍）作为中药材年产值超百亿。

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芍药品种的培育与切花技术的突破，正推动其走向世界舞台。与此同时，芍药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东方美学——既有牡丹之华贵，又不失自身之清雅，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共鸣。当春末的风再次拂过万亩芍田，那些摇曳的花朵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叶海蓓 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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